你打开手机时，收到了下述两封不同游戏的邀请，分别来自陌生人A和陌生人B。A来自摩尔庄园的邀请：快来和我一起成为邻居，一起装饰可爱的花园！来自和平精英的邀请：快来和我一起在游戏里跳伞，来一场激烈的枪战！而在此之前，你对这两个陌生人一无所知。凭借他们所玩的游戏，你似乎隐约可以建立起对ta们的印象。摩尔庄园是一个需要合作的游戏，陌生人A可能更peace&love，愿意建立亲密关系。
而和平精英相对来说更加偏重竞争，不管游戏持续了多久，总是要厮杀出个结果才行；我们也许会觉得陌生人B更喜欢挑战，享受胜利给人带来的快感。
通过一个人所玩的游戏类型，我们也许可以推测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个人特质，甚至许多过往研究于游戏类型的探索也停留在个体心理的层面上。然而进一步说，假如在某种文化当中的人们总体上对某类型的游戏有偏好时，这种偏好是否与更加宏观的社会文化层面的某些特征有关？
2021年11月发表在PLoS ONE上的一篇文章就探索并回应了上述问题。基于进化发展心理学的视角，研究者给出了相应的假设和理论解释，并且对25个南亚系语言的文化的历史档案数据进行了跨文化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当某种文化存在频繁的外群体冲突/合作的陆地觅食行为时，人们更加偏好合作游戏；当某种文化存在频繁的内群体冲突时，人们更加偏好竞争游戏。
不管是小时候在小朋友中流行的“编花篮”，“一二三木头人”，还是长大后在手机上的“下班后峡谷相逢”，游戏在人们的生活中好像从未缺席。游戏属于一种玩耍行为，游戏的特点在于玩家的互动受到了既定规则的约束；而玩耍占据儿童生活中25-30%的时间。从进化发展心理学的视角，玩耍为儿童的社会认知发展提供了驱动的潜能，帮助他们为未来的成年生活做好准备。
小朋友们通过模仿成人的行为，从而习得社会规范以及相应的本领——生存/社交技能的训练。
不同类型的游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合作/竞争的价值观。传统的进化模型往往通过互惠或者亲缘关系的角度来解释合作行为在生命个体中的广泛存在。简单地理解，互惠的角度即“你帮我，我也帮你；我帮了你，你也许会帮我”；亲缘关系的角度即“我选择帮助我的家人”。
而对于更加宏观的文化层面上的合作规范，研究者基于文化群体选择理论(cultural group selection)的视角，来解释不同文化中合作行为的发展进程。
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如果某些特定因素能够提高该文化群体对环境的适应性，那么该文化中的这种因素会随着自然选择而不断发展。本文所关注的适应因素就是游戏的目标结构（即游戏的目标在于合作还是竞争）。研究者认为，在特定的情境下（例如群体之间频繁发生冲突/战争时），那些存在合作行为的群体有更大的概率胜利，从而获取更多的资源，使之保持更高的存活率，这反过来促进了该文化中的合作规范。
研究者关注的是南亚语系（世界上最大的语言体系之一）中的25个文化群体，这些文化群体拥有共同的语言和历史背景，同时也表现出高水平的文化差异。研究者所关注的文化情境因素主要有互依觅食行为、冲突类型以及社会分层的存在。
研究者使用贝叶斯回归模型计算合作/竞争游戏的频率与上述社会文化变量的关联，控制变量为南亚语系发生(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 phylogeny)，控制的目的在于避免南亚语系文化之间的语言以及文化相似性所带来的混淆影响。一元回归的结果表明，不同文化的冲突类型和觅食类型和竞争/合作游戏的频率存在一定的关联。
在外群体冲突水平高、存在陆上合作捕猎的文化中，人们玩合作游戏的频率更高；在内群体冲突水平高的文化中，人们玩竞争游戏的频率更高。社会分层与游戏目的的关系并不显著。
研究发现，在文化群体的水平上，合作/竞争游戏类型与该文化的内群体/外群体冲突、陆上互依觅食行为的存在有一定关联。
研究者指出，尽管本研究验证了上述社会文化因素的存在与合作/竞争游戏的正向关系，这一关联本身并不能证实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或者何种方向性。文化群体选择模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关联——在那些拥有合作规范的文化中，人们更容易在外群体冲突、需要合作觅食的环境中存活下来——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也许是自然选择的后果。
就游戏本身而言，5岁的小朋友就能够理解游戏设定中的合作规范，他们在游戏当中的经验很有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更加广泛的影响，映射到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