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起初认为，世博会乃西洋人“炫奇斗异”之举，视之为“奇技淫巧”，颇具鄙薄之意。“辛酉政变”之后，清政府一改“恐洋”心态，开始有限度地与欧美诸国交往，并设立总理衙门代替理藩院，署理外交事务。1870年，奥匈帝国驻华公使向清政府发出邀请，希望清政府派员参加万国博览会。总理衙门的官员认为，所谓的世博会不过是欧美诸国“炫珍耀奇”的“赛会”而已，认为“中国向来不尚新奇，无物可以往助”，婉拒盛邀。
在奥匈帝国驻华公使的一再恳请下，清政府为顾及邦交才勉强同意赴会，认为“特因两国交谊，不肯漠视”，表示“愿助成善举，以昭示和睦不二之谊”。为了避免与洋人正面打交道，在总理衙门的建议下，清政府决定由海关总税务司署负责筹办赴展事务，所需用度皆从关税中支列。
执掌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是英国人赫德，赫德遵照清政府的授意，要求各口岸海关税务司及海关监督晓谕商民自愿选送物品参展，凡愿意参加者皆可与各口岸海关接洽。但中国商民的热情较低，响应者寥寥无几。
1872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决定组建专门负责博览会出展的机构，统筹做好维也纳万国博览会的出展事宜。为了保障顺利出展，赫德共制发了9个总税务司通令，命令各海关积极筹备展品，并将展品统一打包运输至指定港口。北方海关统一寄送至上海，南方海关统一寄送至香港，然后再租船统一运送至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港，并最终运抵维也纳。
为了推动工作进行，赫德许诺将给予参与收集展品的海关关员1～3个月薪金的奖励。赫德还规定，凡选送的展品，应当留存3份：一份交由维也纳万国博览会展示，一份交由各口岸海关保存，一份送往即将设立的北京中国贸易商品博物馆。针对上述设想，1872年9月5日，粤海关总税务司包腊以书面的形式向赫德提出，应当按照世博会章程所规定的分类原则收集展品，以便分类明确、方便检索，这一建议得到了赫德的认同和赞许。
在1873年维也纳万国博览会上，中国政府参展团只有包腊、德璀琳、汉南等几个海关洋员，这与庞大的日本参展团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赴展事宜均由赫德一手操办，因此被戏称为“赫德之赛会”。由于海关出色地组织了本次展览，中国馆还是赢得了不少赞誉。
中国馆的展品种类繁多、琳琅满目，既有百姓日常所用的米、面、油、盐、酱、醋、茶等生活用品，也有雕刻精美的屏风、红木家具，还有精美的瓷器、青铜花瓶、木雕艺术品、珐琅、执扇、玉器、绫罗绸缎等装饰品，就连八旗将士的军服和使用的旗帜以及王公贵族把玩的鸟笼、烟壶、烟盒等都在参展之列。譬如，津海关就选送有米、煤、玉等；江海关就选送有铜条、钢、八角、犀牛景泰蓝盒子等。
为了致谢中国对维也纳万国博览会的贡献，1874年11月，主办方特向中国馆的筹办人员授予勋章。赫德获悉后十分满意，清政府也深感欣慰，对海关筹办世博会的工作给予肯定，并转变了对世博会的态度。此后，凡各国向清政府发出博览会邀请，总理衙门基本都应承下来，并交由海关具体署理。
日本在维也纳万国博览会上的展出创下佳绩，所展示的物品共博得名誉奖状5个、进步奖牌40个以及若干雅致奖、表彰奖等，总获奖数多达218个，销售物品总额达8.3万奥元。无论是参展团，还是岩仓使节团，都被欧美先进的工业产品和发达的工业文明所征服。他们亲眼目睹了世博会上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间的无形竞争，感叹就连秘鲁这样的小国，其工业品也不输于大国。
日本深感世博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对抗，而是展现综合国力的战场。因此，在他们的心中铭刻了“日本当今最最之要务乃开明世事”。1874年，佐野常民等人回国后，将在维也纳购置的纺织机械等在东京上野公园公开展示两个月。1875年1月，博览事务局正式向正院递交了复命书，并整理编纂了长达16部96卷的《维也纳万国博览会报告书》，囊括了从机械制造业到造船业共计26个项目的详细报告。
这份报告书不仅递交给了明治政府，同时还面向公众出版印刷。在报告书中，戈特弗里德·维纳撰写有《东京博物馆创立报告》《工艺美术博物馆附属报告》，强烈呼吁日本极有必要建造现代博物馆。参观的技术人员回国后在各地做巡回报告，并主持建立了诸多技术传习所，使日本迅速吸收工业成果，开拓了“殖产兴业”的发展道路。总体而言，世博会对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四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为日本更加直观地洞悉近代工业文明提供便利。
正如久米邦武所说，维也纳万国博览会是日本了解世界最新文明成果最直观的窗口，面对展示的琳琅满目的机械产品，日本人惊羡和赞叹之余，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尚处于前近代化社会的日本如何与强大的工业强国相抗衡。二是推进了日本产业变革与振兴的进程。明治政府大力倡导“殖产兴业”政策，并在军事、社会、文化等各领域推行了改革举措。三是将近代工业文明下的生活方式逐步引入日本。
近距离接触近代工业文明的成果后，日本人逐渐将近代生活方式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872年3月10日，东京开设了“汤岛圣堂”，成为日本最早的博物馆，此后日本又设立了近代图书馆、动物园、植物馆等公益文化设施。四是促使日本萌发了对外扩张与侵略的意识。受欧美殖民主义扩张的影响，日本增强了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意识，励志要向欧美一样“雄视宇内”。
岩仓使节团经过游历考察后认为，普鲁士的军国主义集权体制是最符合日本国情的制度，受此影响，日本开始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清政府在参与维也纳万国博览会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受到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刺激与影响，使清政府对世博会的态度由鄙薄转为接纳，但却始终未给予世博会足够重视。长久以来，清政府始终是世博会的附庸，世博会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从未像日本那样深刻。
随着参展次数的增多，中国人开始了解世界发展大势，认识到世博会是一种有效对外宣传和向外学习的手段，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一是认识到世博会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有效途径。清政府认为世博会不过是“炫奇斗异”之会，后来随着“联交睦谊”的需要，开始委托海关间接接触世博会。直到清末，受甲午中日战争的强烈刺激，中国才开始主动接触世博会。
康有为在1895年《上皇帝第三书》中指出：“泰西赛会，非骋游观，所以广见闻，发心思，辨良楛。”二是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要求收回出展的主办权，并提出要在中国发展博览事业。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