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天我们继续推荐西湖大学教授王鸿飞的系列文章《黑暗中的烛光：1000年来的科学发展及20世纪的科学（四）》，作者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科学家，分析中国社会对于科学的理解，始终缺少对于科学自主性的真正认识。
科学家们——“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谁是科学家？美国近年来出现了有志于自然科学的青少年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的问题。研究发现，一般13到15岁时便对科学产生浓厚兴趣的青少年，以后有较大机会走上以科学为职业的道路。所以美国社会中各科学团体近来比较注重面向中学生宣传科学知识，并让他们尽早了解科学家们的工作和生活，以便他们从小产生对科学的兴趣。
一次，一位大学化学系的教授在给一些中学生作讲座时，告诉学生们，科学家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工作狂，很多科学家除了研究以外，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爱好，比如爱因斯坦拉小提琴很不错，而化学家自己则是一个很不错的合唱团业余指挥，所以，有各种爱好的人都可以成为科学家，并且可以有机会保持对此爱好的终生兴趣。
他讲完后，另一位物理学家上台说，刚才某教授告诉了你们一种类型的科学家是什么样，其他的同学不要觉得被排除在外了。他说，我这种科学家就是什么爱好也没有，而且比较怪的那种人，如果你们中有谁觉得自己在同学中很不受欢迎的话，就拿我作榜样好了。
从科学史中可以看到，真正的科学家是多种多样的。幸好，科学成就并不因为某个从事其研究的科学家有什么优良品格就会是正确的，也不会因为从事其研究的科学家品德败坏就是错的。
在科学共同体之内，任何理论和实验都要有严格的推算、细致的实验结果和分析才有可能得到赞同或确认。科学界的确是由一群具有不同信仰、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生活态度，而且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们构成的。他们聚在一起，津津有味地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外人或许会觉得奇怪，然而这正是科学交流应有的方式。
在上个世纪以前，科学家一般只对自己及少数自己依靠的人负责，他们不需要让政府或社会喜欢他们。
因为他们并不从国家得到太多的支持，公众对他们了解与否，无足轻重。他们主要是为自己的求知欲，以及少数同行的赞许而研究，科学研究当时的国际性非常强。那时，科学研究的实际价值并不是太重要的事，而且，科学家还没有成为社会上英雄，社会还主要是以一种好奇的眼光看着他们。所以，本世纪初，英国大数学家哈代还可以以非常肯定的语调，作以下的评论：“如果一个数学家发现自己在写关于数学的东西，他会感到很忧伤的。
因为数学家的工作是做实事，比如证明新定理，使数学有所发展，而不是谈论自己或别的数学家干了些什么......做事者对评论者的蔑视是最深刻的，总的来看也是合理的。解释、评论、鉴赏是次等的工作。”
不过，上面的描述可能越来越不能确切地反映今天的真实情况，科学家的世界在进入20世纪后的50年里，已经不再像当初西部牛仔的世界那样浪漫。
这主要是科学研究的社会化、职业化以及国家和公众对科学研究关心逐渐增强的结果。在今天，哈代的这种态度无论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被认为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在科学对社会影响日益深入的今天，让社会了解科学的意义、成就、局限，已经成了科学家的某种义务，这不仅意味着对社会负责，也意味着为自己从事的事业负责，并对自己的饭碗负责。不过，很明显的是，他们必须对之负责的对象越多，他们所受的制约就越多。
除了遵从他们同行所公认的学术标准之外，他们还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标准。有时候，当外部标准要求较强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得不牺牲一定的科学标准。这是一件非常不得已的事情，实际情况中往往不得两全。
外在标准的介入，当然就相当于对科学家的行为方式和类型进行了自然选择，只有适应的才能生存。当然，我们不能认为现代的情形一定是对科学事业不好。
首先，政府和社会的关心，实际上提高了科学研究和科学家的地位，其次，也保证了社会对科学事业的支持和资助。然而，外在的标准的影响还是应该宽松才好。科学研究和科学家的地位的提高，让许多对科学没有真正兴趣的人也选择以科学为业。在外在标准较强时，“优胜劣汰”的结果是哈代所说的二流甚至三流的科学家当道。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政策管理上的问题。
外界标准影响过大对科学的更深刻的不利影响是，由于限制科学家个人行为和方式，限制了科学发展的可能性。这方面不利的影响往往为政府官僚体系和公众所忽略。
精密科学的精神，是要对粗糙的理论和假设“去芜存真”，以保证科学知识的实在性。在实际科学活动过程中，“去芜存真”的前提是先要有“芜”的存在。科学的早期，人类的很多粗糙知识都可以充当科学发现的原材料。
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新的思想越来越依赖于科学家大胆的设想和联想。在猜测的基础上去求证和反驳，成为了非常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大胆的设想和联想的前提，是思想的自由和思维方式的多样化。对科学家个人行为和方式的外在局限越多，科学家能够大胆的设想和联想的空间就越小；而且，他们对外界的操心越多，用于思考的时间就越少。
我们知道，科学上的许多重要发现都是人们意想不到的思考的结果。
科学创新的活动，就是要去寻找原来谁也没有认识到的事物之间的确切的联系。如果我们的社会里，只允许一种或少数几种科学家的存在，也许对社会规范是一件好事，但对于科学发展来讲，一定不会太妙。当社会在要求科学家们肩负起社会负责的时候，恐怕需要比较谨慎，首先要弄清到底社会最需要的是新的知识，还是让人心理上觉得比较舒服的技术或别的成就。对科学家来讲，提供新的科学知识毕竟是他们对社会的最根本的任务。
哈代关于做实事和解释、评论、鉴赏的区分，毕竟是真实的科学标准的要求。
要了解一个科学家的各个方面，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阅读科学家传记。最重要的是不要把一个科学家作为科学家的品质，与他作为一个具有丰富生活的个人的品质，以及他所具有的文化背景，作不必要的联系。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多次被人们问道中国文化背景对他的物理学成就方面的影响的问题。
他的回答从来是说中国文化对他做人的方面影响很大，但跟他的物理学研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通过传记，我们的确可以了解到科学家丰富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同时也可以观察到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地域、国家的科学家们的区别，以及不同时代里科学家生活与行为的变迁。也许一些人读科学家传记的目的是从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榜样，不过，科学家的确是多种多样的。
他们的真正共同点，应该说是对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内的事物规律可以被认识有坚定的信念。很遗憾，即使这种对知识确定性的追求对其中一些人来讲还并不是终生不渝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论他以前在科学上多么有成就，他已经不是现在时态上的科学家了。
关于谁是科学家，不会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简单地说，在一个科学自主性比较强的社会里，各种各样的科学家都有。反之，在一个科学自主性较弱的社会里，科学家的样式就会少多了。
在极端的情况下，那些缺损的类型，不是被流放，便在古拉格可以找到。美国科学史家J.布罗诺夫斯基1956年出版的《科学与人文价值》中有一段话，曾被引于《科学系统论》一书中，这段话可以说是对科学家以及他们的社会规范的较好描述：“就公共生活的世俗标准而论，学者们在他们的工作上，多具道德。他们不发狂论、不欺骗，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游说。他们既不诉诸偏见，也不诉诸权威，他们常常坦白承认自己的无知。
他们的争论常是适度的，他们并不把所辩论的对象与种族、政治、性格、或年纪混淆在一起，他们耐心地听取那些畅所欲言的年轻人或老年人的意见。这些，是学术的一般风范，而尤其应该是科学的美德。就个人而言，科学家无疑也有人类的弱点。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有情妇而又读着马克思，有些人甚至可能是同性恋者而谈着柏拉图。
在一个阶级与教条似乎总是在威胁或哄骗的世界中，科学家团体被训练去避免、并组织起来反抗除了事实之外的任何形式的劝诱。身为科学家，若是像李森科那样，违反了这个规则，便会受到轻蔑。若是像卡米勒那样，发现在他们的实验室中有人破坏了这些规则，便自杀。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科学和技术成为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过去的好几百年里逐渐完成的一个过程。然而对于中国社会来讲，事情就大不相同。
中国社会并没有自发产生接近于近代意义上的有目的、有组织的自觉社会活动的科学，更没有自发形成近代科学研究的社会传统。在鸦片战争中丧权辱国之后，中国是被迫开始接触近代科学和技术的。一开始科学和技术称作“西学”，而“西学”的象征便是“船坚炮利”等技术特征非常强的东西。就是对于“西学”，一开始也没有自觉自愿地去学习。
等到非学不可的时候，一下子接触到西方世界几百年里形成和发展出来的科学和技术的文化和传统，除了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外，恐怕就是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因为历史及现实的原因，中国一开始比较系统地了解西方的得力渠道，是从东方的近邻日本。本世纪初数万留日的学生，成为开创近代社会文化和技术变革的中坚。日本社会自己当时是否得了科学和技术的真传，本身是有疑问的。
中国的变革在这种条件下，也就更是在先天不足的基础上，后天也得不到很好的学习机会。一下子要学的东西太多，也顾不上去梳理科学和技术，以及其它现代知识的源流。其后果则清楚地刻入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训之中。虽然如此，经过战乱中的几代人的努力，毕竟在中国播下了现代科学和技术的种子。
1978年，经过了近30年闭关和文化破坏之后，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二十年里，中国社会的进步非常巨大。
在这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和社会也意识到了科学、技术和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中国再次大规模地接触到西方世界时，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知识、技术以及生活方式，又都一齐涌入。并且，由于“破四旧”比较彻底的结果，中国人对自己过去的几千年文化，也不得不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重新进行发掘和吸收。这样的吸收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一个刚生下来的小孩，如果在一个较好的教育环境之中，有可能将过去人类几千年里文明发展的基本知识学到。然而，这个较好的社会教育环境，则需要很多年的社会学习，甚至社会冲突过程，变成一种自觉的社会意识之后，才可以形成。
所以，在最近20年里我们中国人的社会意识中，人类过去几百年或几千年从蒙昧走向知识昌明的历程，必需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重新完成。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的社会心理便油然而生出一种文化学习上的紧迫感。
用毛主席的著名诗句来说，便是一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可能导致对文化以及科学和技术的本身特性、发展规律以及社会作用的误读。这当然也是中国和世界上其它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其表现往往是人们不管对科学和技术有多少直接的经验和了解，要么是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推崇无以复加，要么是由紧迫感的压力而生出恐惧和反感。
这两种相反经验的共同结果，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都会导致将科学和与之紧密联系的技术工具化、意识形态化和泛政治化。
社会上将科学工具化、意识形态化和泛政治化的集中表现，便是不能予以科学相对自主的社会承认，而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前面提到的“科技”一词的不恰当滥用，便是其结果。最近国内关于科技与人文的讨论也非常之热烈。
其中常常被人们提到的科技对社会的负面影响问题，更是把技术的滥用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一股脑地强加到了科学的头上。虽然西方社会也有关于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的负面的讨论，但在他们那里，一般情况下反对的是唯科学主义，以及技术理性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并且对科学和技术的问题有比较清楚的区分。而在我们这里是极少进行这种区分。
下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的确值得三思。
东方出版社的西屋译从，翻译出版了Egbert Schuurman的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A Philosophical Challenge。这本书1995年出版，并在1996年印到了第二版。奇怪的是这本书的中文译名被译成了《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Technology本义是“技术”，这里被被译成了“科技”，语言上肯定是不对的。
但应该说这不是误译，可以从本书的《译者前言》和原作者为中文版所写的《作者中文本序》的用词差别上看出，原作者虽然明显地区分了科学和技术，但在译者所习惯的概念里，二者没有什么区别。在短短两页半的《作者中文本序》中，原作者用到“技术”一词约45次，“科学”一词3次，并且没有一次是用到“科学技术”这种连用的情况。可见原作者对“科学”和“技术”的界限是非常明确的。
而在短短一页半的《译者前言》中，“科技”一词有11次，“科学技术”用到了5次，“科学”一词3次，“技术”一词0次。更有甚者，其中用到“科技”一词的句子是如下：“现代工业社会，由于科学的发展，商品空前丰富，人们生活水平空前提高，在根本上成为一个商业社会。
在这种商业社会中，人的生活越来越单一化；人生活的外部自然，由于科技推动的工业发展和商业消费，变得愈发与人的发展对立起来；本来应当是人的发展的推动力量的科学，反而成了人的发展的障碍和对立面；科学发展的目的和意义被扭曲，成了奴役人的工具。”在读这句话之前，恐怕人们还不会意识到“科学”原来还有这么大的害处。原作者那里“技术”的罪过，全跑到“科学”或“科技”的头上了。
恐怕这才真正是人们所说的“科学发展的目的和意义被扭曲”的真正原因。上面引的一段话，按照原作者的意思，应该毫不犹豫地换成“技术”。在这种意义上来看，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中国近代社会的“唯科学主义”倾向，便有些可疑了。典型的唯科学主义，具有非常坚定的普遍主义的特征，他们认为一切有效的或确定的知识，都应该以科学为基础。然而，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社会的思想中，却有较严重的反对普遍主义的倾向。
人们更相信具有特定实用价值的“科学”，并且相信“科学”是进行社会改造和解决历史问题的最有效的和最终的手段。
18世纪的欧洲的理性主义，是希望将科学作为知识的唯一来源，是对科学的知识性的崇拜；而本世纪中国社会，更多的却是对技术的崇拜，也即对科学的实用性的崇拜。因此，所谓中国近代的“唯科学主义”问题，也就可以被怀疑是不是一个真问题。中国近代，应该说是具有严重的“唯技术主义”才对。
其表现正是在于对于技术，或者科学的实用性的崇拜。因为没有区分“科学”和“技术”的界线，人们就很容易将国外的反科学主义以及国外对技术的滥用的忧虑混为一谈地加以接受，从而认为科学，而不是技术是今日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
国外反科学思潮的敌人，起先主要是唯科学主义，他们反对将科学当成一种意识形态，并且反对将科学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在这一点上，科学界也普遍赞同。
然而，反科学进一步指责科学的知识体系是一个没有最终实在性基础的，是所谓人为“建构”出的知识体系。在这一点上科学界的回答是认为科学是向实在逼进的最好的知识体系，科学根本反对将知识基础建立在终极的绝对真理之上。目前国外反科学已成为“神创论者”反对科学的有力工具。然而，明显的是，“神创论者”没有量的概念，他们不能接受任何谈论上帝存在的概率性判断。在“神创论者”那里，要么上帝不存在，要么上帝百分之百存在。
科学认为上帝存在的机率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神创论者”便把这忽略不计的机率作为上帝存在的无限依据。
在国外对技术滥用的焦虑方面，如《寂静的春天》中所揭示的现代技术不加限制地滥用的危害问题，应该是属于工业和农业技术应用和社会公共政策的问题。现代技术是科学发展带来的，但并不是科学和科学研究的必然结果，而是工业、商业活动以及政府政策的短视和违反科学精神的后果。
它所提醒社会的是在对待科学知识的应用方面，必须要有多方面的慎重考量和多角度的研究，而不能只为了短暂的利益而不顾后果。可以说，正是对“唯技术主义”的控诉和否定。
关于“唯技术主义”的讨论，在今天的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明显缺乏的正是科学的分析和求实精神。中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并不少，可是往往因为太专业了，反而无法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我们可以拿美国社会作一个比较。
美国社会的工业非常发达，一年培养的工学院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总人数却只有约10万人。而中国一年招生的工科学生总人数少说也有50万人。这样多的工科学生，中国社会根本没有办法有效地接收和消化。同时，如果将美国的大学工程系研究内容按照中国大学工程系的研究内容标准进行比较，可以得出的明确结论是美国的研究内容过于理论化和科学化了。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学工程系里的大量研究，与美国很多公司内部的产业实用开发研究内容非常类似，但缺乏明确的市场目标和盈利的动力。其后果，当然是中国社会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严重误置。
现在，中国社会和政府已逐渐认识到了现在中国教育的结构问题，并在逐渐进行改革，推行素质和通才教育。所谓素质或通才教育，无非就是要让学生受到更多的一般人文和科学教育，扭转“唯技术主义”的教育倾向。
但是，社会对于技术的崇拜，将仍在一定的时间内阻碍社会的这一发展。合理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流动和组合，是近几十年西方高科技发展的秘密。在高科技人力资源中，最主要的是有非常好的科学训练的科学家。可以肯定的是，今后一段时间制约中国高科技产业关键领域发展的瓶颈，是有非常好的科学训练背景的科学家的缺乏，而不是传统工程技术人员的缺乏。
“唯技术主义”强调科学中的技术知识对社会的建设和改造作用，并且让科学背上了技术应用造成的社会和自然灾难的“黑锅”。因为“唯技术主义”强拉着科学参与社会改造，结果也将科学研究的对于社会价值的自主性拱手让出，使科学成了政治和公众舆论的奴隶。实际上，中国的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更是因为不愿或不能坚持“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精神，而饱尝苦果。这正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唯技术主义”的罪过。
科学研究的自主性一旦丧失，需要政府、公众和科学界的多年重新认识、政策调整和建设才可能恢复。
科学研究的自主和自主性的不足，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各种科学协会成为形同虚设的机构，同行评议不足，学术期刊的质量低下。目前简单以文章数量和SCI引用次数为标准评价科研成绩的方法，只是有利于不懂科学研究的行政官僚对学术进行简单评价的偷懒方法，正说明了中国科学界内部科学标准，必须由外在机制来决定的危险程度。
其必然结果，因为真正创新成就需要时间才能得到充分的承认，这种政策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否定创新的精神，使急功近利的研究大行其市。经济学上“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沙姆法则，或多或少地已经成为了中国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现实，将成为科学界今后要解决的一个艰难问题。
形成这个问题的根本的原因，简单地说，是因为社会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太少，而且投入来源单一。
结果同一方面的科学问题，一般都是由协同分工的几个研究组分头进行，因为大家在一口锅里吃饭，要么争得你死我活，要么一团和气，学术争鸣的基本机制失去了资源上的保证。另外，这些也是国家在科学研究方面所存在的体制上的固有矛盾造成的。国家对科学和技术的资助政策应该有明显的不同。技术投资要求避免重复，然而科学投资则需要广泛支持和多渠道资助。
中国的科学研究，正在从国家统一安排任务的技术目的取向方式，向自由选题的科学探索方式的转变。要解决前面提到的问题，最主要的办法恐怕也只能是向这方面有成功经验的，科学发达的国家或社会学习。如何逐渐让中国产生出高水平的科学和学术研究的社会体系，是面临中国社会的一件极有挑战性的任务。
下面的一句话，虽然很刺耳，但的确应该让我们中国人警醒。美国著名科学家亨利·罗兰在《为纯科学说几句话》中说：“要运用科学，就必须让科学自身独立下去，如果我们只注意科学的应用，必然会阻碍它的发展。那么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他们几代人没有在科学上取得什么进展，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而根本不去探讨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
结论——“结论是思考停止之处。
”知识和智慧，一直是照亮人类心灵中黑暗和恐惧的那盏烛光。尽管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摆脱了人类祖先在旷野山林里生活的那种孤独和恐惧感，人类今天是越来越相互靠近了。不过，阳光之下还总有阴暗的角落，社会中每个个人的心灵仍然需要知识和智慧的烛光来照亮。新生的婴儿，更总是需要知识和智慧的烛光将他从一无所知的远古带到今日的世界中来。
任何一个从未知到知的历程，科学的知识和思维方法都将是每个人都可以掌握在手中的引路的烛光。
诚然，科学不是唯一能为人类或个人在黑暗中的摸索提供光明的东西。文化习俗、宗教、技术和工艺的实用知识，都在历史和社会中有它们适当的位子。但是，没人能够否认，三者之中，科学能帮助每一个人，依靠每个人自己的固有的思维能力去同自然直接有效地对话，从而发掘出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内在的力量，从黑暗中找到真正的光明。
而其它的知识体系，则要么是借助外在的力量，要么是借助对遥远彼岸的信念，并不是像科学一样，让人发挥出自我的主体作用。在这种层次上，科学本身便与人文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
C.P.斯诺在1950年代末的著名演说《两种文化》中，指出了人文知识分子代表的人文文化和科学家所代表的科学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也许，在当时的社会里，只有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才代表文化，一般公众和劳动者则是他们被动的听众。文化在当时几乎还属于精神上的奢侈品。不过，随着技术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面向一般公众和劳动者的大众文化也有了机会发展和成长，社会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初文化上被动的大众，已经拥有了他们自己参与和创造的大众文化，并且对社会的文化走向有了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大众文化的本质，与技术文化具有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不仅表现在大众文化的发展，与技术文化的发发展，在历史上的历程也是吻合的。另外，从文化的社会主体来讲，技术的工匠的传统，是劳动阶级的传统，是现世的传统，是建立在技术和工艺的基础上的传统。人文文化关心的人文价值，科学家关心的知识及其实在性，在技术文化则是直接的、对现世和现在的关注。如果C.P.斯诺在今天来发表演讲，那么他的题目应该是《三种文化》，而不再是《两种文化》。
科学和技术在社会活动中的相互关联已经为人们所认识，而科学与技术的区别，却总是被忽略。很少有人自觉地将20世纪飞速发展出来的大众文化和技术文化，与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它们发展的科学文化分别对待。很多时候，人们也难于分清现代社会中的成就和失败，到底是技术文化的成就和失败，还是科学的成就和失败。
20世纪工业、技术和商业界崇拜的英雄，是发明电灯的爱迪生、发明电话的贝尔以及卖软件的盖茨，科学界的英雄则是发现电磁效应的法拉第、创立电磁波理论的麦克斯维、发现电磁波的赫兹和建立了现代计算机科学基础的图灵。科学与技术两种文化的分野，正是如此截然地有区别。人文、科学、技术三种文化的分野正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人类社会无疑已经进入了人文、科学、以及技术文化并存的时代。
如何协调，就要看人类和个人的智慧与社会适应能力。这三种文化之间，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关系，恐怕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清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三种社会力量的交叉和互动将非常复杂。如何在相互矛盾的运动中保持他们之间的相对的自主性，应该是每一个社会的公众、政府及社会组织都会时常面临的问题。人们应该认识到，推动社会的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是工业、商业以及其中的技术应用，而不是科学的发展。
这些技术应用，完全可以从别国或别的社会“拿来”。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在技术和经济起飞的时候，本国的科学研究和发展水平对技术和经济并没有太直接的影响。美国、日本的初期经济发展、以及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事实，都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那么，本国的科学研究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应该说主要是在保持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
科学活动所能提供给社会的，是新的发现和新的知识，为技术的发展提供新的知识来源，以及通过科学教育，培养能适应未来变化和能够研究和发现新的自然和社会问题的综合性人力资源。正因为这样，现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基础，“科教兴国”才成为一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的大事。爱迪生发明电灯以后曾说：“我要让蜡烛成为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爱迪生的愿望，在今天世界上很多地方，的确已经成为现实。
烛的光芒有限，但它可备不时之需，可以用来照亮隐秘的角落。科学，正是用来照亮人类心灵和前路的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