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江苏宜兴城的西南边，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叫沈隽，1913年生人，江苏吴江人。上一年，他刚从金陵大学园艺系毕业，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了斐陶斐励学奖，也因此被任教于园艺系的叶培忠先生推荐任南京中山陵纪念植物园（时称“南京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植物园”）技士。次年，他从南京赶赴宜兴采集引种。今天的故事，就从年轻人的这场采集开始。
秋天的野生银缕梅，不知道沈隽在这趟采集中见到的银缕梅，和这株是否相似。宜兴城虽然离太湖不远，西南边的宜溧山地却正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交界，从浙江的天目山连绵而来，山路并不好走。好在，在入职植物园第一年时，沈隽已经在天目山进行过长时间野外工作，这一路已不算艰难，他每天能整理记录数十号植物标本。
9月底，沈隽到了铜官山芙蓉寺附近，并借宿于此。虽然铜官山最高处海拔只有521米，却已经是苏南最高峰了。
他在芙蓉寺附近的山头上采集了几天，所见的大部分植物并无珍罕特异之处，但他依然一丝不苟，每日将采集观察所见都记录下来。9月28日，沈隽经过一片石灰岩山体，忽然见到了一棵树皮斑驳剥落、姿态弯曲而优美的树。他仔细端详，这棵树已经结果了，果实上的两枚尖角特征无疑指向金缕梅科。他采集了两份带果的枝叶标本，在记录本上匆匆记下“乔木，叶倒卵形，被毛，果实簇生，先端两角”后便继续赶路了。
结束在宜兴的出差之后，他将在这里采集的上千份标本带回了南京，存放在了中山陵植物园标本室和国立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标本室。
1929年，中山陵纪念植物园成立之时，南京已经聚集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多个生物学研究机构，在民国期间人才鼎盛、一时无二。但到1936年，日本侵华野心昭然若揭，学术研究也不可避免遭受了严重干扰。
沈隽在两年后，申请并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赴美留学，于1937年去往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果树系深造。他仅用了三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对于很多人而言，1941年的中国抗战正处在无比艰苦的时候，对于此时有着巨大差异的中美，似乎并不难选择。但沈隽和妻子高佩兰怀着炽热的爱国心和坚毅的信念，在1941年毅然回到了深陷战火中的中国，到西迁四川成都的金陵大学园艺系执教，并担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
1947年，他受聘为国立清华大学教授。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又历任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园艺系主任，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园艺学者和教育家。沈隽是我国著名的园艺学者和教育家，于1994年去世。
可是，在1937年，沈隽采的那些标本会毁于战火吗？在战火之下幸存。幸好，当沈隽赴美深造之时，另一个年轻人接手了这些标本。他叫单人骅，1909年生人，江西高安人。
1934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随后到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工作，植物学家裴鉴指导他走上了植物分类学的道路。但在1937年，这并不是一条坦途。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让南京所有的生物研究资料和标本都岌岌可危，他必须迅速做出选择。他挥别了孕期的妻子和两岁的孩子，担负起护送3辆卡车、数以十万计的标本与研究资料西迁的重任。
为了避开日军飞机的轰炸，他带着三辆卡车辗转长沙、衡阳、桂林，并坚持沿途采集新的研究标本，用了将近一年时间，才抵达抗战大后方的重庆，也终于与妻儿团聚。沈隽所采的标本，也在此运送之列。
因为充满勇气的壮举以及过人的学术工作，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单人骅得到了当时在新成立的中研院植物研究所任所长的罗宗洛的推荐，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植物学系深造。三年半后的1949年5月，他就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但按捺不住激动，满怀报国之志的他甚至没来得及等收到博士学位证书，当年4月就踏上了回国的轮船。直到30年之后，他才收到由导师林肯·康斯坦斯（Lincoln Constance）寄来的学位证和自己落在美国的银行存款。
战争让太多人和事化为乌有，但有些事却让我们翻阅这些尘封已久的历史时，在酸楚中感觉到一分欣慰。
1954年，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华东工作站，接管了曾经的中山陵纪念植物园，并挂上了“中国科学院南京中山植物园”的新牌。作为研究员的单人骅，终于打开了那些他曾经保护多年的标本。当清理到那份采集号为“沈隽958”、近20年前的少见金缕梅科植物标本时，他被强烈吸引住了。单人骅在观察后认为，这种植物形态与日本金缕梅相似，但还缺乏花部形态，难以定论。
六年之后，中山大学的金缕梅科植物研究专家张宏达先生听说了这份罕见的标本，从广州赶到南京去观察研究。根据形态特征，他确定这是金缕梅科未被发表过的新物种，定名为小叶金缕梅（Hamamelis subaequalis Hung T. Chang）。沈隽先生最初所采集的标本，也被指定为模式。但直到近20年后，这一发现才被编入了1979年出版的《中国植物志》第35卷。
植物学家不介意等待。
1987年，保护植物的呼声渐强，为保护珍稀濒危植物，国家组织专家编纂《中国植物红皮书》。为了弄清楚小叶金缕梅的确切植株状况，南京中山植物园的邓懋彬研究员循着沈隽留下的标本采集记录，重新回到宜兴西南的山地寻找。因为人类活动而剧变的环境，让这场“家访”颇为不易；好在凭着“石灰岩山体”等点滴信息，邓懋彬最终在宜兴善卷洞附近找到了如同半个世纪前斑驳的树皮，这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小叶金缕梅。
接着，他又在附近找到了7株。但是，依然没有花。植物学家永远不介意等待。经过4年计算和蹲守，1991年的早春3月，邓懋彬和其他植物学者再次来到善卷洞时，远远望见了树上开满了闪烁着红绿光泽的小花。他终于可以比半个世纪前的沈隽更仔细地端详它们了：没有花瓣。这和他们此前所知的所有金缕梅属植物都不一样！
经过充分研究之后，1992年，邓懋彬等人发表了《银缕梅属——中国金缕梅科一新属》，以一个新属的形式，将银缕梅的学名定为Shaniodendron subaequale (H. T. Chang) M. B. Deng et al. 其中，拉丁属名Shaniodendron，是根据单人骅先生的中文发音拟的，以此表达对6年前去世的单人骅先生的无限敬意和怀念——单人骅先生后来持续致力于伞形科植物分类，成为我国伞形科植物研究的开拓者。
至此，我们今天的主角银缕梅，才有了正式准确的中文名字。一个植物，一件标本，串起了一个国家、几个机构的历史沿革。几代植物学人的故事在此神奇地交错，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可能要再过半个世纪，才能看到银缕梅的身影。
百万年前的一场分离。从1992年后，经过了数年更充分的调查，林业工作人员在毗邻的安徽、浙江陆续发现了银缕梅的小种群；但金缕梅科植物化石，却在早第三纪（古近纪）地层中广泛存在。
这不禁让人浮想，今天的银缕梅为何屈于江南一隅？1996年，南京中山植物园的郝日明通过对银缕梅标本进行形态学观察，认为银缕梅与分布于伊朗里海南岸的波斯银缕梅属（Parrotia）具有最为密切的亲缘关系；1997年，仇寅龙、李建华等学者通过DNA序列分析，从分子层面确证了这一观点。
1998年，郝日明和魏宏图因此将银缕梅学名订正为Parrotia subaequalis (H. T. Chang) R.M. Hao & H.T. Wei。那么，为什么分布于长三角的银缕梅，却和万里之外的波斯银缕梅亲缘关系最为密切呢？通过化石校准分子钟，李建华等曾确定了波斯银缕梅与银缕梅分道扬镳的时间，大致在距今780万±380万年前的中新世中晚期。
这大致正是印度次大陆挤压欧亚大陆板块、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隆起之时。我们因此可以猜想，青藏高原的抬升改变了亚洲东部的季风格局，中亚变得更加干燥，成片的阔叶林被草原和荒漠所取代、切割，原本可能连续分布的银缕梅属植物，至此中断了基因交流。
分布在东亚的银缕梅继续被第四纪冰川所胁迫，退避到潮湿的长江下游；而宽阔的里海阻挡了冰川，同时提供了充沛的水汽，滋润了南岸厄尔布尔士山脉残存的阔叶林，也给了波斯银缕梅以喘息之机。虽然彼此孑遗一方，不见已近千万年，波斯银缕梅和银缕梅依然非常相似——波斯银缕梅除了更加宽大的叶片，和银缕梅一样有着斑驳的树皮、鲜红的外露花药、阳光下闪烁的花丝，和秋天变色后的一身红装。
邓懋彬先生等人长期致力于银缕梅的保护和繁殖，除了南京中山植物园，如今多个植物园比如上海辰山植物园、上海植物园、昆明植物园都已经有银缕梅的引种迁地保育记录。相比于最初的踪迹难觅，近年来随着林业资源调查的深入，有更多的野生银缕梅种群陆续在苏、浙、皖交界的山地以及大别山区被发现；但这些种群依然很小，且多被其它木本植物所遮蔽。
也有一些研究发现，银缕梅物种水平的基因多样性并不低，它们离开人类，在野外或无濒危之虞。但历史上的森林采伐、人为的滥挖做盆景等，都曾对银缕梅造成实质的威胁。好在，在新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银缕梅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采挖、砍伐都将触犯刑法。野外的银缕梅常因为被其它大树遮蔽，基部萌蘖出多个枝干。
我曾在山间一棵野生银缕梅下思考沈隽、单人骅先生所做过的抉择，却毕竟不再处于那个家国山河的大时代。历经战火和沧桑依然能保持的勇气和一身对植物的痴情，也许正是有这样一群学者，中国的植物学研究方能薪火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