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警方终于找到了威胁者的尸体，马克·凡·兰斯特（Marc Van Ranst）和他的家人们才踏出了门。在此之前，因为担心生命安全，他们已经在安全屋里呆了35天。凡·兰斯特是比利时的病毒学家，在新冠疫情期间备受瞩目。他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也经常上电视，为比利时抗击疫情提供建议。正因如此，这位科学明星成了一名极右翼士兵的眼中钉。
这位士兵叫尤尔根·康宁斯（Jürgen Conings），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狙击手。今年5月17日，康宁斯从军营里偷走了火箭筒和机枪，还给警方和他的妻子留下了纸条。在纸条里，他痛斥“所谓的政治精英和病毒学家在决定人们应该如何生活”，还招摇地公开了他企图攻击凡·兰斯特的想法。警方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凡·兰斯特，并且展开了搜捕行动。接到消息的病毒学家早早下班和家人团聚，并被警方转移到了安全屋里。
而康宁斯则突然人间蒸发，直到6月21日才终于被找到。此时的他已经成了一具腐败的尸体，经检验被初步认定为自杀。但事情或许还没有结束——在脸书上，有人为了支持康宁斯创建了一个小组，在被勒令关闭前已经有5万名成员。针对科学家的攻击和威胁，也并未停止。受到威胁的不止是比利时的科学家，就新冠疫情公开发表言论时，几乎全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家都曾遭受攻击。
《自然》最近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在接受调查的321位科学家里，有15%曾收到死亡威胁。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有一天就收到了一封匿名的威胁包裹。在这个棕色信封里，有一小管液体，上面标记了“阳性”。匿名者还留了张纸条，让德罗斯滕“喝下去，它会让你免疫”。德罗斯滕是一名年轻有为的病毒学家，在35岁就当上了德国病毒学研究所所长。
每周两天，上午10点左右，他会打开办公桌上的蓝色麦克风，戴上耳机，等着德国广播电台的科学记者给他打电话。他将通过一档节目，给成千上万焦虑的德国人解答问题。很多人把他当成一个“书呆子式”的英雄，但同时也有很多人恨他。他提出的一些预防病毒传染的措施，比如关闭商店等，被很多人骂“破坏经济”——这可能也是他遭受威胁的原因。
像凡·兰斯特和德罗斯滕这样受到直接行动威胁的已经不算少数，而受到了言语攻击和谩骂就更多了。在所有攻击里，最常见的就是攻击科学家的可信度。在调查里，有59%的科学家遭遇过可信度方面的攻击。纳塔利娅·帕斯捷尔纳克（Natalia Pasternak）就常常被指责“不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作为一名微生物学家，在疫情暴发时，她就在电视节目、报纸专栏和播客里恳求巴西人认真地对待新冠病毒。
然而现实情况却逐渐失控，有段时间，巴西每日都埋葬大量死于新冠疫情的尸体，这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同时让她难过的还有媒体上的批评——批评者谈论她的声音和外貌，指责她不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但略显荒谬的是，很少有人对她所说的内容提出质疑，批评者更像是为了批评而批评。很多时候，对科学家的攻击都和科学本身关系不大，更多的是针对发表言论的科学家本人。比如一名科学家是有色人种，就会有攻击者喊着“滚回你老家去！
”。这些攻击让科学家们沉默了。《自然》的调查展现了这种寒蝉效应：遭受挑衅和人身攻击频率最高的科学家觉得，由于这些经历，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来公开谈论科学了。澳大利亚的病毒学家丹尼尔·安德森（Danielle Anderson）在驳斥了“实验室病毒泄漏论”的谣言后，遭到了激烈的谩骂。她觉得这段经历改变了她，现在她拒绝了大多数媒体的采访。
健康心理学方向的教授苏珊·米奇（Susan Michie）也指出，即便有些科学家遭受了攻击但依然不放弃沟通，但这些科学家大多是事业有成或者非常勇敢。对于一些年轻的科学家，她担心大规模的攻击会让他们望而却步，不再愿意和媒体接触。她的担心也在这次调查中被证实。一些匿名的受访者表示，当他们看到别人因为发表看法受到攻击后，他们就会犹豫自己是不是要站出来说话。
一些科学家还提到，女性、少数族裔这些特质似乎会引来更多的炮火。但实际上，《自然》的调查人员发现，男性和女性受到的暴力威胁的比例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加拿大的历史学家海蒂·托雷克（Heidi Tworek）可能解开了这个迷思：你越显眼，受到的攻击就越多。不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是不是少数族裔或者有色人种，只要你出头，就容易挨枪子儿。
在攻击和威胁劝退科学家的情况下，让科学家本人承担所有责任是残酷的，也是不公平的。在受到威胁攻击后，能够获得实质性支持的科学家并不多。在调查里，有44%的科学家说他们曾经经历过人身攻击，但从未告诉自己的雇主，尽管在这些人中，80%的人都认为他们的雇主会支持他们。实际上，如果告诉雇主，他们可能会得到帮助，克鲁蒂卡·库帕利（Krutika Kuppalli）就是一个例子。
她是传染病科的医生，现在在世卫组织（WHO）工作，刚工作一周就接到了威胁要杀死她的电话，警察甚至建议她自己备一把枪。库帕利随即通知了她所在的大学机构，争取到了一个离她办公室更近的停车位。大学的IT部门也努力阻止了一些谩骂、威胁的电子邮件。库帕利在工作过程中遭到了不少攻击和威胁，但她选择反击，并继续保持和媒体的交流。因为她认为女性很少有这种机会，她需要做出榜样。
加拿大皇家学会还成立了一个关于“保护公共建议”的工作组。工作组的主席朱莉娅·赖特（Julia Wright）说：“我们想要确保科学家依然能够和公众沟通交流，而不会因为攻击活动而沉默不语。”比起科学家所在的机构，社交媒体应对攻击威胁的表现就让人大失所望了——比如推特。在调查里，有63%的人使用推特来发表一些和新冠疫情相关的内容，其中约三分之一的人说他们“总是”或“通常”在该平台上受到攻击。
但社交平台对此无动于衷。英国的药理学家安德鲁·希尔（Andrew Hill）在发表了一项药物研究后遭到了极端的谩骂——攻击者给他发被吊死的人和棺材图片，让他去死。希尔举报了这些言论，而推特只是冷冰冰地回复“这些并不违反规定”。在社交平台上，和新冠疫情有关的内容已经成为随时爆炸的火药桶。《自然》在调查中写道：新冠疫情的科学方面已经变得非常政治化，提到它的时候很难避免一场骂战。
而这些骂战和随之而来的攻击，又很可能让科学家不再发声。如果科学从公共领域撤出，回到一亩三分地的实验室，这对公众来说将会是巨大的损失。很多时候，没有专业的建议，个人单凭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是无法次次都做出正确决定的。关起门来谈科学，对科学来说是一种倒退，对公众来说也是巨大的损失。同时，如果科学不再被公开讨论，那么对于科学本身也是一种伤害。“关起门来谈科学是一种倒退。
”细胞微生物学教授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e）担忧地表示。真理越辩越明，科学也是如此。当科学无法在公共环境里被充分讨论，那么科学研究就像是闭门造车，是危险的倒退。虽然很多科学家被迫卷入了攻击和威胁的漩涡，但其实这算不上他们最最担心的事。当德罗斯滕收到死亡威胁的邮件时，这些邮件并没有占据他太多的注意力，让他难以释怀的是另一些邮件。
比如某封信件里，来信的人因为疫情而焦虑，通过信件向他诉说对自己三个孩子的担忧，对未来的担忧——这让德罗斯滕彻夜难眠。尽管那些都不是他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