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美国反共浪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爱因斯坦基于独立的道德判断力，公开发表言论支持知识分子与麦卡锡主义作斗争，他的言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麦卡锡主义影响的增大，美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共浪潮。
许多人在这场运动中受害，最为著名的是罗森堡夫妇（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被判处死刑；大约有150人被捕入狱，不过大多数人一两年之后被释放。其实，惩罚更主要来自于经济方面——许多人为此失业。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布朗（Ralph Brown）估计大约有一万人左右失去工作，但是他也承认这个数字可能被低估了。大多数美国人出于恐惧而保持沉默，他们甚至被称之为“沉默的一代”。
1952年1月13日，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指出，恐惧使得越来越多的男男女女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委曲求全。这种恐惧僵化了人们的思维，限制了公众的自由讨论，使得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感到绝望。倡导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是爱因斯坦社会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爱因斯坦对美国民众对麦卡锡主义的不抵抗深感失望，他痛恨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等人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肆意影响与干扰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由于爱因斯坦的巨大声望，他对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的号召与支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55年4月18日，也就是爱因斯坦逝世的这一天，《普林斯顿日报》出版号外，报道了此事。除了许多同事和朋友的怀念与称颂的内容之外，专门有一栏讲述爱因斯坦对学术自由的关心。由此可见，爱因斯坦的学术自由思想的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本文就几个代表性的事件及其影响进行简要论述。
01 “弗劳恩格拉斯”事件
爱因斯坦对弗劳恩格拉斯的支持。
麦卡锡通过参议院的调查小组委员会，把许许多多他们怀疑的对象叫去，盘问他们的政治信仰和社会、政治关系。那些认为这些调查是对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自由权利的侵犯，从而因此拒绝作答的人，将会因蔑视国会罪而被判处监禁；如果以宪法第五修正案为理由拒绝作答，则会被处于罚款（按照宪法第五修正案，如果证人的证言于己不利，他可拒绝作证）。在纽约教师团体中，这种清查活动从1950年代初就开始了。
1950年3月16日，纽约教育局投票开除了一名已经在纽约布鲁克林工作了三十年的小学教师，原因是由于她在政治信仰方面撒了谎。六周之后，又有8名教师被停职，其中不乏有数十年教龄的老教师。1951年2月，这些教师被开除，由此揭开了大规模清查教师的序幕。
1953年6月19日，《纽约时报》报道称，18日，接受爱因斯坦建议的教师被教育局开除了，这名教师叫弗劳恩格拉斯（William Frauenglass），同时还有另外5名教师被开除。
1953年，爱因斯坦获得了洛德与泰勒（Lord & Taylor）百货公司颁发的独立思考奖，以表彰他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标新立异。
5月4日，爱因斯坦在获奖广播讲话中说：“……看到一个不可救药的标新立异者的顽固不化受到大家热情的称赞，我由衷地感到高兴。诚然，我们关注的是一个偏僻领域中的标新立异，在该领域中，参议院委员会目前尚未感觉到有必要去进行一种重要的攻击任务，以防止威胁到缺乏批判能力或胆小的市民的内在安全的那种危险。”显然，爱因斯坦在这里批判了麦卡锡主义无孔不入的调查。
弗劳恩格拉斯是纽约布鲁克林的中学英文教师，他已经从教23年了。弗劳恩格拉斯听到了爱因斯坦的讲话，从他的讲话中听出了他对麦卡锡主义的讽刺与批评。4月24日，弗劳恩格拉斯被国家安全小组委员会传唤，因为他在六年前在一个由教育局举办的研讨会上作了关于“跨文化教学的技巧”的演讲，被委员会批判为“违背了美国的利益”的证据。
在听了爱因斯坦的广播讲话之后，5月9日，他给爱因斯坦写信说：“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我拒绝回答关于政治归属的问题。”弗劳恩格拉斯也提到，根据城市宪章第903款，他现在面临着被开除的危险。这一条款规定，对于采用宪法第五修正案而拒绝回答官方问题的雇员将被开除。他在信中写道：“要想联合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大众抵挡这股新兴蒙昧主义的攻击，您发表一份声明将是最有帮助的。”
1953年5月16日，爱因斯坦在给弗劳恩格拉斯的回信中写道：“每一个受到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拒绝作证，也就是说，他必须准备坐牢和准备经济破产……但这种拒绝作证的依据，不应当是大家所熟知的那种遁词，即援引《第五条修正案》以免自己可能受到牵连；而所依据的应当是这样的主张：无辜的公民屈服于这种审问是可耻的，而这种审问是违反《宪法》精神的。”1953年6月12日，《纽约时报》发表了这封信。
这篇报道由布德尔（Leonard Buder）撰写，题目是《拒绝作证：爱因斯坦给被国会传唤的知识分子的建议》，布德尔介绍了此信的由来，并通过电话与爱因斯坦进行了确认。爱因斯坦还说，如果他收到传票，也会拒绝作证。
在报道的最后，布德尔指出，弗劳恩格拉斯于前一日说，爱因斯坦在信中提到知识分子在拒绝作证时，不应该根据第五修正案来寻求保护。然而，他同意将“但这种拒绝作证的依据……”第一句删掉。
事实上，在发表该信之前，爱因斯坦还有些心存疑虑。他问内森（Otto Nathan）：“你认为我会被送入大牢吗？”两人细致地讨论要不要从《纽约时报》把这封信撤回来。当信件发表时，爱因斯坦其实并不乐观，但后来他拿此事与朋友开玩笑，假装失望地说，麦卡锡已经选择不回应他的挑战。爱因斯坦的朋友凯勒（Erich Kahler）后来写道：“在那段时间，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开心，对自己的目标如此坚定。
他的目的是搅动公众的良知。”
02 批判与支持
爱因斯坦的信发表后，《纽约时报》等许多报纸都发表了报道以及评论爱因斯坦言论的文章。面对爱因斯坦的严厉批判，麦卡锡也不示弱。6月14日，《纽约时报》发表了麦卡锡的回应言论。他说，今天如果任何人给出像爱因斯坦博士本周所给的这种建议，“他本身就是美国人民的敌人”。麦卡锡还进一步评论道，爱因斯坦的信件“毫无新意。
曾经在我们的委员会面前出现过的每一个共产主义律师，都给出了同样的建议。”6月22日，《纽约时报》报道，麦卡锡于21日说，现在，任何人只要求助于宪法权力而拒绝告诉国会委员会他是否是赤色分子，那么“他显然就是共产主义者”。除了报纸上公开的批判之外，还有一些普通人写信给爱因斯坦进行批评，有的言辞颇为激烈。但是，也有人勇敢地站出来支持爱因斯坦。
6月13日，奥斯丁（E.O. Austin）给《纽约时报》编辑写信，批判该报对爱因斯坦的批评，信件发表于6月17日的《纽约时报》。在反驳了相关观点之后，他说：“如果需要的话，聪明人会使用公民不服从这种温和的武器进行抗议，这样可以避免使用武力和暴力。”奥斯丁甚至赞扬爱因斯坦“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哲学家”。又如，7月9日，穆思特（A.J. Muste）给《纽约时报》写信说，爱因斯坦的做法是对的。
1953年6月26日，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支持爱因斯坦。当天爱因斯坦看到报纸后，马上就给罗素回信说：“您给《纽约时报》那封义正词严的信，是对高尚事业的一个伟大贡献。”爱因斯坦给罗素的信也折射出，当时美国社会还很少有著名人士站出来公开反对政府的反共政策，因此爱因斯坦对罗素的支持自然也心怀感激。不过，也有人私下写信支持爱因斯坦。
比如，曾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当时已退休的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就写信给他表示感谢。爱因斯坦的言行确实激起了不少人的斗志。
1953年12月18日，当曼哈顿的一位高中数学教师阿德勒（Irving Adler）面对参议院的质询时，他也引用爱因斯坦给弗劳恩格拉斯的信，拒绝回答他是否为共产党员的问题。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也曾引证爱因斯坦的话：“相对于那些实际犯罪的人导致的危险而言，容忍罪恶的人使这个世界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
02 “夏多维茨”事件
事件经过。
爱因斯坦给弗劳恩格拉斯的信发表之后，许多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都写信给爱因斯坦，试图寻求他的支持与帮助。不过，由于爱因斯坦的健康状况不好，而且他也不想过多地在媒体上曝光，因此对于绝大多数的要求都予以拒绝。不过，夏多维茨（Albert Shadowitz）却成功了。1953年12月8日傍晚，夏多维茨从新泽西来到普林斯顿。
他刚收到传票，即将出席麦卡锡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受爱因斯坦给弗劳恩格拉斯的信的激励，夏多维茨也试图从爱因斯坦这里得到支持和帮助。由于在电话薄上找不到爱因斯坦的电话，于是他驱车来到普林斯顿。
夏多维茨跟爱因斯坦说，他决定拒绝回答麦卡锡的问题，爱因斯坦明确给予支持，还告诉他尽管利用自己的名字。而且，最后两人商量的结果是，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而不是第五修正案，指委员会此举是侵犯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
12月16日，夏多维茨出席了参议院的听证会，听证会由麦卡锡主持，不过夏多维茨拒绝回答相关问题。爱因斯坦对夏多维茨的证词颇为满意，因为他在一个月之后给夏多维茨写信说，“这件事的影响非常有效，不论是对你还是对公众而言都是如此。”爱因斯坦在信中还强调，他想“极力避免这样的印象，即我在发挥着某种政治组织者的功能。必须澄清的是，我本人仅限于公开、清楚地陈述我的信条。”
夏多维茨回信说：“……我不但完全理解你的想法，而且还完全赞同。请相信，将来我不会以任何方式把你卷入我的事务之中。”12月17日，也就是夏多维茨出席听证会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了此事，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夏多维茨与麦卡锡交锋的过程，报道开头就提到了爱因斯坦。12月28日的《时代周刊》也进行了报道。
那么，夏多维茨真的是共产党员吗？他真的威胁到美国政府的安全了吗？我们来简单看看他的生平。
1915年5月5日，夏多维茨出生于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是一位犹太移民的儿子。夏多维茨十多岁就加入了共产党，因为在1930年代中期，只有共产党才认真地对待希特勒的威胁，而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众所周知的。他曾在纽约做电气工程师，1943年至1951年在联邦电信传播实验室里工作，在这里他帮助建立了一个工会。
因为当时已有的工会不允许黑人和犹太人加入，于是他就参与组建了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的工会，而麦卡锡认为这个工会与莫斯科有联系。因此，他收到了麦卡锡的传票。不过，由于反对苏联领导人的某些过分行为，夏多维茨于1950年退出了共产党。之后，夏多维茨失去了工作，而他家里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女儿。
由于找不到工作，他就去攻读博士学位，最终完成了学业，在大学里找到一份教授物理学的工作，之后一直从事物理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可见，麦卡锡等人完全是在捕风捉影，夏多维茨虽然曾经是共产党员，但他的所作所为根本就没有与美国政府作对，更谈不上威胁。跟许多人一样，他是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不过，爱因斯坦的支持与鼓励影响了他的一生。虽然曾经受到过威胁，也遭受过失业的痛苦，但夏多维茨的行为却显示了一名知识分子的气节。
02 余波
与夏多维茨一样，有的收到参议院传票的人也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而不是第五修正案，比如拉蒙特（Corliss Lamont）以及安格（Abraham Unger）等人就是如此。当时拉蒙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讲师，他专门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对麦卡锡委员会的权力提出挑战，并收入了爱因斯坦给弗劳恩格拉斯的信。受夏多维茨案件的激励，更多的人求助于爱因斯坦的支持。
弗里德（Emanuel Fried）——独立的联合电工工会的国际代表，被指控为共产主义者，他拒绝回答国会委员会的相关问题。他说他收到了爱因斯坦的信，爱因斯坦在信中写道：“我相信你做对了，而且履行了作为一位处于困境中的公民的责任。”《纽约时报》声称，这是继弗劳恩格拉斯、夏多维茨之后，爱因斯坦第三次公开建议个人不要与国会关于共产主义的审讯进行合作。
另外，夏多维茨案件被媒体大量报道之后，他的名字也广为人知，在爱因斯坦逝世后，有的收到参议院传票的人干脆直接向夏多维茨咨询。当然，仍然有人对爱因斯坦不满。1954年4月11日，《纽约时报》转述《新闻快报》的批判文章说：“爱因斯坦，这位著名的从欧洲的仇恨与专制中逃离出来的流亡者，反复建议‘知识分子’对有关他们的共产主义关系问题拒绝作证。
此人从美国得到的远远多于他所给予的，还以为自己有权指导他的同道关于他们对国家的义务范围的问题……”
1954年3月13日，为了庆祝爱因斯坦的生日，“保卫公民自由非常委员会”（ECLC）在普林斯顿举行了关于“学术自由的意义”的会议，有两百人出席会议。爱因斯坦没有出席，但回答了委员会提出的五个问题，提出了他自己对学术自由的理解，并呼吁知识分子承担起应有的保护自由权利的责任。
对于“您认为帮助政治审讯的受难者最好的办法是什么”这一问题，爱因斯坦指出，希望能够给受难者提供援助。爱因斯坦接着说：“这需要资金，而且资金的征募和使用都应该交给一个由大家都认为值得信赖的人领导的小型组织来运作。该组织应该与所有关心保护公民权利的团体保持联系。由此，就有可能解决这个重要问题，而不需要设立另一个开销较大的资金征募机构。
”内森认为：“即使爱因斯坦在给ECLC的陈述中没有提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但毫无疑问他是知道这个组织的。”ACLU具有接受募捐并使用相关资金的功能，但爱因斯坦可能认为其运作得并不理想，所以在此提出建立一个小型组织的建议。由此可见，爱因斯坦不但从道义上支持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还希望在经济方面能够给他们以实际的帮助。
03 “管子工”事件
起因与经过。1953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取消了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忠诚审查的特许。1954年4月，对奥本海默的秘密听证会开始进行，最终的结果是认为他的忠诚没有问题，但存在安全危险。此事对奥本海默打击非常大，之后他的安全特许权也一直没有得到恢复。不言而喻，爱因斯坦对美国政府对奥本海默事件的态度非常生气。
1954年9月，怀特（Theodore H. White）在《记者》杂志撰文分析了美国科学家的处境，并专门提到了奥本海默事件。他指出，美国科学家的独立性在减弱，对政府的依赖性在增强。有限的科研资源被大量地服务于所谓的国家安全，只有极少数的科学家在从事着最高水平的科学研究，等等。
1954年，爱因斯坦在回答美国《记者》杂志对怀特的文章有什么意见时指出：“如果我重新是个青年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么，我绝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该文以通信的形式发表在11月18日出版的《记者》杂志上。
编辑对爱因斯坦的回信评论道：“我们很荣幸，但实际上并不情愿发表爱因斯坦的来信……负责任的思想家可以使用像爱因斯坦的信这种苦口良药的优点。这就是我们感谢爱因斯坦给我们带来震动的原因，我们相信，读者也会像我们一样震动与感激。我们需要这种震动。”从编辑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到，《记者》杂志对发表这封信是有一定的顾虑的。另外，评论中对美国所谓的自由的标榜，也掩盖不了他们对当时美国社会状况的不满。
正如《记者》杂志预料的那样，爱因斯坦的这篇短文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此之前，也就是1954年11月10日，《纽约时报》头版就发表了爱因斯坦给《记者》杂志的信，还提到了该杂志编辑阿斯科利（Max Ascoli）即将做出的评论。第二天，《纽约时报》报道，“爱因斯坦将获得管子业工会的会员卡，虽然现在开始学习这个行业是有点晚了。
”管子业工会主席德金（Martin P. Durkin）承诺授予爱因斯坦荣誉会员称号。12日，芝加哥管子业工会声称，如果爱因斯坦博士是认真的，那现在开始还不算太晚，并给他寄了一张管子工工作证。在收到工作证后，爱因斯坦回信说，他很高兴收到工作证，还说这种姿态“表明您并不介意我的尖刻的评论，甚至您也可能赞同我这样做的目的。
”纽约的管子业工会还送给爱因斯坦一套镀金的管子工工具，据说爱因斯坦非常高兴收到这样的礼物。
02 误解与反响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爱因斯坦所说的话，因为这样可能会产生误解。11月11日，也就是爱因斯坦的“管子工”言论发表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认为：“爱因斯坦博士实际上是在鼓励年轻人因为这种不愉快而放弃科学与学术，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虽然评论者用心良苦、言辞恳切，但却是误解了爱因斯坦。无独有偶，一位名叫陶博的年轻学生（Arthur Taub）写信给爱因斯坦，责备他似乎要放弃科学事业。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说：“你完全误解了我的言论的目的。我是想指出，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凭着他们公开的权力地位欺压专业知识分子的种种行为，不能被我们没有反抗地逆来顺受。
”爱因斯坦的好友佩雷西（Janos Plesch）认为，爱因斯坦从未想过为任何其他可能的职业而放弃他的科学研究。爱因斯坦的“管子工”言论的意思是，如果他需要以做管子工来谋生，他可能会这样做，但在业余时间他也会思考科学问题。
另外，爱因斯坦后来与朋友的通信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他的想法。1954年11月15日，他说：“我对科学的热爱与尊崇没有丝毫减少。我的目的只是提醒人们去捍卫他们的政治权利和宪法。
”1955年3月26日，爱因斯坦说：“我想说的是：在当前的环境中，我不愿意在一种宪法赋予我的公民权利不受到尊重的职业里谋生。”可见，爱因斯坦的本意并不是说他会因为科学家的自由受到限制而放弃科学事业，而是希望在职业生涯中获得更大的思想自由；并希望公众能够积极行动起来，为争取思想自由而进行斗争。如果我们回想一下爱因斯坦在伯尔尼专利局的生活，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爱因斯坦的“管子工”思想。
当时，爱因斯坦的本职工作是专利审查员，而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用大量的时间来进行科学研究，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们可以假想，如果正当盛年的爱因斯坦因为自由问题愤而离职，真的去做了管子工，他仍然会像当年在伯尔尼一样，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科学研究，说不定还会创造另一个“奇迹年”。
虽然爱因斯坦并不愿意过多在媒体上曝光，但他的言论常常显得深刻而幽默，有时还有点恶作剧的味道，很投合媒体的胃口，“管子工”言论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一。由于爱因斯坦的“管子工”言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的科学家为了避免公众产生歧义，也发表文章参与讨论。
比如，美国航空科学家，后来担作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副主席的德莱顿（Hugh Dryden）在《科学》杂志上撰文分析了当代科学家的生活状况，试图纠正公众的误解。
文章开篇就引用了爱因斯坦的“管子工”言论，不过，德莱顿指出，尽管许多科学家对政府行为和公众的态度感到担忧，但大多数科学家都知道这些行为和态度来源于冷战的压力与应力。大多数科学家并不希望成为管子工，他们同意在某些科学领域中采取必要的保密与安全措施。德莱顿其实是在粉饰政府对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的破坏，希望科学家和公众把注意力转移到冷战方面，而不是去找美国政府自身的错误。
04 独立道德判断力
爱因斯坦在反抗麦卡锡主义过程中的言行很容易使人们想到梭罗（Henry D. Thoreau）最初发表于1849年的著名文章《论公民不服从的责任》。梭罗在文章一开篇就指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梭罗认为，“我应该承担的惟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做我认为正确的事。”事情的正确判断标准在于个人的良心，良心甚至高于法律。
个人不应该被动地去适应政府，如果政府的行为违背了个人的良心，那就应该遵循自己的良心行事，反抗政府的不良行为，而不去做自己都要谴责的错事。据说这篇文章对甘地（Gandhi）产生过深刻影响。
梭罗学会的一名会员请爱因斯坦谈谈对这篇文章的看法，爱因斯坦于1953年8月19日回信说：“我从未看过梭罗写的任何东西，对他的一生也不了解。
世界上确实有不少（尽管还不够多）具有独立道德判断力的个人，他们把抵制恶行（有的恶行甚至受到国家法律的鼓励）视作已任。也许梭罗确以某种方式影响了甘地的思想。但是不应忘记，甘地是非凡的智力和道德力量与政治独创性和独特形势相结合的产物。我认为，即使没有梭罗和托尔斯泰，甘地仍会成为甘地。”可见，爱因斯坦与梭罗、甘地等人类似，他根据自己的独立道德判断，认为在法律与良心发生冲突时，应遵循自己的良心行事。
爱因斯坦一直坚持这种思想，直到逝世。
比如，1955年2月21日，爱因斯坦在一封信中表达了一样的思想，他说：“我认为，一个人应按照他的良心行事，即使会触犯国家法律。”不过，在包括世界政府运动、犹太复国主义等在内的各种政治活动中，虽然爱因斯坦立场坚定而鲜明，但他始终保持一种有限参与的态度，与麦卡锡主义的斗争更是如此。而且，爱因斯坦在与麦卡锡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态度，与他之前在世界政府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态度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世界政府运动中，他公开发表演讲、应邀向各种会议致函，表现出非常积极而活跃的政治姿态。但是，这种积极的态度在与麦卡锡斗争的时期冷淡了下来。可能正是因为世界政府运动使得爱因斯坦对政治感到了很大的失望，再加上他的健康状况也不好，因此参与的热情也就一落千丈了。
因此，爱因斯坦对麦卡锡主义的反对主要以公开自己的言论为主，并不愿意过多地涉及。无论如何，在与麦卡锡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不畏强权，敢于伸张正义的爱因斯坦，他的道德品行与科学成就相得益彰。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这方面，爱因斯坦是每一位知识分子学习的楷模。毋庸置疑，在与麦卡锡主义作斗争的历史进程中，爱因斯坦的“自由思想与行动”做出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