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古老的大陆分崩离析，恰好处在两个大洋（北冰洋和太平洋）和两个大陆（亚洲和美洲）之间的白令海峡，就一直是个物种扩散的重要节点。千百万年岁月流转，这样的转变一再发生，以至于我们今天对它的称谓——白令海峡——只能算是阶段性的标签而已。适应与扩张是每个物种延续的关键，当白令海峡窄窄的陆桥得以浮现，到海的对面去就蕴含了无限的可能。
在过去的几千万年里，这片浅陆已经见证了东去的暴龙蜕变为美洲的霸王，也留下了径直西去的马蹄和驼印。然而，和途经这里的万千过客共同构成的生命扩散洪流相比，这些耀眼的明星皆小小不言。至今，这里至少发生过6次两栖动物扩散事件，10次爬行动物扩散事件，5次真菌扩散事件，9次无脊椎动物扩散事件，5次哺乳动物扩散事件和57次植物扩散事件。每一次扩散都几乎重塑了整个蓝色星球的生命版图。
大约在75万年前，一群古老盘羊从西伯利亚开启了前往新世界的冒险，沿着北美洲西侧山脉一路南下，跨越了大海和群山。又是七十多万年后，一群灵长类也踏上彼岸。或许在西伯利亚徘徊的岁月里，他们还曾捕猎过前者遗留在故乡的近亲。但当两者在北美黄石河谷相遇后，这些最早来到美洲的人类一定会发现，新世界的盘羊已经如此不同——历经七十万年的锤炼，它们的羊角比近亲更为硕大。
在北美最严酷的沙漠和山地，大角羊肆意展示生命的坚韧。可以想见，如此非凡的物种会对后来者带来何等震撼。这也难怪为什么在美洲西部原住民的壁画中，大角羊总是最常出现的角色，还在他们朴素的自然崇拜神话里，成为力量、智慧和勇气的象征。当美洲的人类为大角羊刻画下一个神圣基调的同时，欧亚大陆上的人和盘羊正在经历一场划时代的革新。
在渔猎采集时代，人们对旧大陆的各种盘羊属物种并不陌生，长久以来，它们就是主要的肉类来源物种。但当人口不断增加，野生资源又日渐萎缩后，这样的肉类供应早已不能满足需求。几种野草的偶然变异，人类开启了农业文明的序章，有了充沛的粮食供应，人们有能力，也已经着手试图将野生动物带入日常生活。生活在中亚的盘羊成为这场“驯化革命”中最先成功的物种之一。
时至今日，它的驯化后代——绵羊，依旧在我们每个人的餐桌和衣柜里不断展现价值。但正如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所回顾的，驯化和养殖家畜对人类社会的重塑是全方面的，它不仅带来了便利，也带来了病菌。今天的人类疾病中，至少65%可以找到人畜共患病的源头，只不过在付出了许多代价之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已经可以从容面对许多人畜共患病的威胁。
而对于那些从未亲历这场漫长对抗的美洲原住民来说，来自家畜的病菌依然如同凶悍的死神。在大航海时代的美洲征服故事里，到处都是古老土著文明被征服者所携带的病菌（而非仅仅是钢铁和枪炮）击溃的故事。如果新大陆的人类在人畜共患病的肆虐下节节败退，那么和绵羊“同出一门”的大角羊，是否同样面临这些突然闯入的疾病的威胁？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实际上，在人类到达美洲后的一万多年里，许多本土生物无法适应这一高效捕猎者的存在而相继陨灭。大角羊尽管在原住民神话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也同样面临被捕猎的威胁，但它们在19世纪初竟还保有近200万头的规模。这离不开它们对环境的强大适应力，和旺盛的生命力。而1870-1950年间，大角羊的种群却开始了崩塌式的衰减。
这很大程度上和它们栖息地附近的畜牧业发展有关：欧洲殖民者带来了绵羊，也带来了许多在畜群潜伏的病原体，其中尤以绵羊肺炎支原体（Mycoplasma ovipneumoniae）最为致命。多年统计发现，一些地区的大角羊群会因为一次疫情损失九成以上的成员。随着美国西部畜牧业的发展，这样的疫情还在不断增加。
大航海时代后的生物（当然也包括我们人类）大迁徙，其实也是生物扩散的一种，但和白令陆桥上千万年来上演的故事相比，它们又有本质上的不同。自然驱动的生物扩散事件已经证明，大角羊并非一个孱弱的物种，然而在面临更猛烈的人为扩散事件时，连它们也难以应对。这则故事或许可以让我们警醒，警醒人类自身的活动已经可以对世界产生如此深远的波动，也警醒我们应当在今后的岁月中更加慎重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