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南非医疗系统宣布：一种新的新冠病毒变种，正在迅速扩散，比之前的德尔塔还要来势凶猛。世界卫生组织迅速反应，将其纳入密切关注的范围，并命名为“奥密克戎”（omicron）。奥密克戎的出现，给进入冬季的北半球抗疫形势，提出了严峻挑战，许多国家开始限制边境流动，重新发布各类限制措施。迄今为止，对奥密克戎的了解还非常有限，其是否真正源于南非，也亟待进一步的病毒溯源。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疫苗覆盖率不够的情况下，病毒会大范围传播，不断产生变异的可能性也非常大。而且，非洲有大量得不到治疗的艾滋患者，他们免疫力低下，病毒能在体内存活、复制并变异更长时间，因此，出现危险新变种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现有的疫苗，保护力不足以彻底消灭新冠病毒，但大规模接种能有效降低感染规模。即使出现突破性感染，疫苗也能降低病毒在体内存活的时长，阻止变异进一步发生。
不过，当前的世界，疫苗差距和贫富差距一样触目惊心。在英国，每100人的接种剂数是168剂，完成接种的人超过了70%；全球平均为每100人100剂左右，不到一半的人完成了接种；而在南非，100人中仅有42剂接种，完成接种的不到25%。那么，非洲疫苗接种率低，单纯是因为全球疫苗分配严重不均吗？其实不尽然。不是没有疫苗，而是疫苗打不出去。
实际上，在疫苗正式面世之前，世界卫生组织就牵头了一个，致力于疫苗分配的国际合作项目COVAX。各个大国向COVAX提供资金，让其订购疫苗，或者直接捐赠疫苗，并通过COVAX分配到中低收入国家，至今为止已经有超过6亿剂新冠疫苗被分配到了多达14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也参与了这项国际合作，捐赠了1亿美元，并承诺在2021年提供20亿剂得到了WHO紧急授权的疫苗：科兴和国药。
据南非基层的前线人员反映，虽然2021年初、年中时，疫苗极其短缺，但8月份之后，短缺已经得到了巨大缓解。而现在，仓库里有一些疫苗甚至都快过期了。11月中旬，南非卫生部门取消了一整个批次的疫苗输送，因为仓库里的疫苗已经太多了。那么，南非疫苗打不出去，是因为其医疗系统混乱吗？其实，南非的医疗系统，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糟糕。
实际上，南非的公共卫生、医疗监测系统都非常完善，能够监测到奥密克戎，并在短短几周之内快速反应，并非每个国家都能及时做到。疫苗打不出去，还有更加复杂的原因。
现实世界中的疫苗困境。第一个问题，就是基础设施。这里基础设施，指的并不仅是医院、诊所，还有疫苗生产、运输和分配的整个后勤链条。目前西方国家通过COVAX大量捐赠的mRNA疫苗——辉瑞，要求零下70度的超低温冷链运输以及仓库存储。
而其他疫苗，也多多少少要求一定的低温保存条件。现在南半球是夏季，这对运输和存储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另外，最近全球都出现了各种程度上的供应链问题。整个非洲的医疗设备，非常依赖进口，因此受供应链影响严重。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 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zation）描述，运送至南非的疫苗，很多时候是“临时的”，“通知时间很短、保质期也很短”，这对疫苗的运输和接种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另一个问题，是接种疫苗的地点。在非洲，很多人接种疫苗十分不方便，尤其是在农村、偏远地区，诊所和医务人员奇缺。
而且，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索韦托这样的贫民窟，“打疫苗”甚至“防疫”，并不是大部分民众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许多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受各种各样的疾痛（包括但不限于艾滋、疟疾等）困扰，这一部分人口年龄相对偏小，新冠对他们而言也并非致命。相比之下，牺牲时间去接种新冠疫苗，并非一项极其紧急的事项。即使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这样的大城市，也有很多地方，人们需要步行一两个小时才能到最近的诊所接种。
新冠疫苗大多为两针（原来只用打一针的强生的疫苗，最近美国的CDC也推荐接种两针以提升保护力），这一来一去就是数个小时的时间浪费在路上，对民众接种的积极性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而即使有了足够的资源，包括南非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还面临着一个严峻挑战——社会对疫苗的态度问题。
和美国等一些国家充斥着阴谋论的“反疫苗”（anti-vaxx）等运动不同，存在于南非民众中的更多是对疫苗的“犹豫”（vaccine hesitancy），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对疫苗存在疑惑、不信任。而且，疫苗犹豫不仅存在于一般民众中，也存在于上层精英中。在南非，社会地位比较高的白人，表现出了更多对疫苗接种的迟疑。这种疑惑和不信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长期以来对于政府的不信任。
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的低下，严重影响了疫苗的推广和普及。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非洲长期被流行疾病困扰，但西方医药集团的逐利甚至是剥削行为（例如在非洲进行违背伦理的医药实验等），造成了民众与医疗系统的隔阂，是难以忽视的历史遗留问题。很多南非民众对疫苗存在疑惑和不信任，严重影响了疫苗接种。
更下沉的国际合作。非洲并非一片偏远、贫瘠的大陆。
诸如南非约翰内斯堡、尼日利亚拉各斯、肯尼亚内罗毕这样的区域性、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存在相当多疫苗无法覆盖的人口，以及病毒大规模扩散、变异的隐患。提高疫苗接种率，至关重要。那么，非洲大陆上疫苗的分配、可及性，以及疫苗犹豫问题，如何解决？我们需要更加深入的国际合作，以及更贴近本地的方案。在疫苗分配问题上，其实当下COVAX的分配机制，已经考虑得比较充分了。
除了提供疫苗，COVAX还考虑到了与各个国家对接的程序，包括其配套的财政系统AMC（Advance Market Commitment）等，而且与“获取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计划（ACT-A）”合作，还提供病毒检测和治疗。但是，如何帮助各个国家，走完疫苗的“最后一公里”，还需要更加深度的国际合作。
必要时，国际组织必须和更基层的政府合作，在偏远或者社会经济条件较差、医疗条件落后的社区，建立更多方便的接种点。
其实，在印度的天花消灭运动中，就有很好的国际合作经验。
1970年代，正值冷战，国际政治局势紧张，不少既懂本地文化、又具备科学知识的流行病学家，牵头并参与了WHO在印度的天花消灭运动，其中特别著名的有美国的流行病学家劳伦斯·布里安特（Lawrence Brilliant）和瑞士-法国流行病学家尼可·葛拉塞（Nicole Grasset）。两人对印度的本土文化十分了解，因此得以和各个村落，建立非常密切的联系。
哪里出现了天花疫情，大概什么规模，都可以通过本土网络及时传递。而专家则会领导几个本地的行动小组，以疫情为中心，快速展开周边的接种活动，对于本地爆发的反应速度非常及时。美国CDC前主任威廉·福格（William Foege），将这种小规模、迅速反应的本土策略，比作“灭火”。
低科技，大用处。
而解决欠发达地区疫苗的可及性问题，一些在地的“低科技”，或者经过改良、易用性高、维护成本低的科技产品，非常重要。比如，在消灭天花的过程中，一种低成本、大规模接种的疫苗装置（一种能简单操作的钢针）起到了很大作用，经过简单培训的本地医护人员就可以操作。新冠疫苗如果能有类似的装置改良，那么对非洲一些医疗资源缺乏、特别是医护人员奇缺的地区，会有很大帮助。
另外，疫苗的运输和分配，也可以用低成本、可量产的便携装置解决。2017年，一种能够保持零下五度20天的冰桶MetaFridge问世并量产，可以背在背上，或者放在摩托车上运送至交通不便的地区，在民主刚果等地区运输小儿麻痹疫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是，疫苗不需要极低温的冷链运输。在这一点上，腺病毒疫苗（阿斯利康等）和灭毒疫苗（国药、科兴），比起mRNA疫苗而言，就有了巨大的优势。
改变疫苗犹豫，需要信任。当然，最难处理的问题还是——疫苗犹豫。这需要本地政府和国际组织一起，长线规划、深耕本地，理解疫苗犹豫的成因。然而，这不单是医学和流行病学就可以解决，很多时候要靠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等等学科的配合。目前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对“疫苗犹豫”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局限于欧美发达国家，但非洲拥有非常独特的文化、政治、历史背景，他们的疫苗犹豫，跟西方人可能会截然不同。
这就需要对社会心理，进行进一步的剖析，得出更加符合本地的结论与解决方案。但无论如何，让公众对疫苗产生信任，更直接的是——让他们看到实效，比如，有成功的大型接种经验。
巴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使巴西现任总统在政治上保守、在疫苗问题上态度暧昧，巴西政府也算不上强力、清廉，但民众对于卫生系统和疫苗的信任，十分根深蒂固。这来源于巴西近几十年，数次大型疫苗接种的运动。
最近的一次是，2018年消灭黄热病疫苗接种，成功覆盖了数百万“高危”人口，扑灭了黄热病疫情。另外，中国和巴西本地Butantan Biomedical Institute合作，在本地的疫苗推广、实验很见成效，与本地的卫生系统充分合作，在一个村子达到了95%的接种率，死亡率下降了95%、病例下降了80%。民众的配合，加上本地医疗系统的努力，让民众进一步看到了疫苗的益处。
日积月累，全民对于疫苗的信任也会逐渐提高。
新冠奥密克戎变种的阴影，再次让我们认识到，让全世界人民都打上疫苗，对每个国家的抗疫都十分重要。而想要让全世界打上疫苗，光生产出那么多疫苗是远远不够的。从分配，到施行，再到建立对疫苗的信任，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也需要更广、更深入的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