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理人的圈子里，可能没有谁没听说过华裔美籍物理学家吴健雄，她用实验回答了李政道和杨振宁1956年提出的宇称是否守恒的问题，让李、杨因“宇称不守恒”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之于中国大众，她的知名度远远无法与李、杨相比，甚至可以说鲜为人知。2021年2月11日（国际科学女性日），美国邮政局发行了吴健雄的永久邮票，从而她与爱因斯坦、费米、费曼等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享有了同等殊荣。
多年以来，关于吴健雄的故事有很多相关学者去尽力描述，比如返朴曾发表《物理苍穹中的“双子星：吴健雄袁家骝的早年生活》《从教书匠到女王：实验物理世界的吴健雄》详细讲述其生平，并通过《邮票上的吴健雄与镜子中的物理学》一文，细致介绍了“吴实验”。
2021年12月13日，吴健雄唯一的孙女Jada Yuan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回忆祖母的长文“Discovering Dr. Wu”，从家人的视角讲述了许多不为人知但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此文已有不同的译本，下文为华新民博士翻译，近日发表在“君子微言”公众号上的版本，返朴发表时对一些笔误或排版错误做了必要修订。
世界尊崇吴健雄为开创性的核物理学家，她在65年前做出了惊人的发现。但对我来说，她是奶奶——我渴望更多地了解她的私人世界。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无非是在对我们亲近的人的生命进行理论上的诠述；一旦他们逝去，我们就会处理他们留下的资料和笔记。
我不是核物理学专家，但这是我的理解：我祖母在1956年进行的一项实验证明了一个理论，它打碎了我们对物理世界的认识。她接受了她那个领域内无人愿意面对的挑战，她证明了“宇称不守恒”，也就是说自然规律并不是完全对称的。
一个自然现象及其镜像并不总是相同的。宇宙有时会区分左右。
祖母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感觉来源于许多文字资料，其中一些与同行评审的科学论文一样可靠。有一本由江才健最初用中文写的传记，还有每逢表彰科学界女性时冒出来的无数文章。还有一本2019年出版的儿童读物《物理学女王》作了最简洁的叙述，后来发现这本书对我进一步了解祖母竟然特别的有用。
关于她的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回答是这个：祖母本应该获得诺贝尔奖。
我甚至在懂得她的工作（不是说我有能力真正理解它）之前就开始听到这种说法了。她在全世界被称为“中国居里夫人”和“物理学第一夫人”。她在执教了几十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总是要求学生在工作上尽善尽美并且长时间呆在实验室里，这时心生不满的学生就会称呼她为“吴夫人”——或者“龙女士”。她更喜欢别人叫她吴教授或吴博士。我叫她祖母，虽说一个受中国文化浸淫较多的孩子会叫她奶奶。
她虽然未获得过诺贝尔奖，但她的名字却经常同那些得到过该奖的物理学巨人相提并论，比如居里、爱因斯坦、费米和费曼。
我祖母在中国像摇滚明星。后来，在2021年初，美国邮政局为纪念她而发行了一枚永久性邮票，于是她在美国也成了摇滚明星一类的人物。
邮票中祖母的肖像看起来就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女人：聪明，眼光深邃，梳着精致的高发髻——这本身就是一项物理学成就。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狡诘，总是让我想知道她在想什么。
祖母在纽约的公寓，我喜欢把它看成是学会了以中国人为傲的地方。这里有着华丽的茶具、煮白菜的味道，以及中文谈话，这个另类的世界，总会使我觉得祖父母就在当着我的面谈论我。
那些年去纽约时都排满了访问各种亲戚，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在我的祖父母帮助下移民到纽约的。经常在铺着白色桌布、优雅的餐厅里举行宴会，门口有木头浮雕的龙迎接我们。我的祖母知道最好的餐馆都藏在哪里，它们好像总是位于高速公路的立交桥下面。孩子们在餐厅里四处奔走，接受装满簇新钞票的红包，设法逃开让我们吃海参的叔叔伯伯。我的祖母像女王一样主持这些活动——这是吴女士的高光时刻。
她写的英文写作优雅而流利，但我小的时候，经常会因为听不懂她在电话中的口音感到沮丧，只好把话筒交还给父母。我记得在我9岁的时候，她兴奋地告诉我她会带我去看……什么，奶奶？这是一个p开头的字。直到我们在布朗克斯动物园里挤过人群，我才意识到她说的是从北京借来作短期展出的大熊猫勇勇和玲玲。
我们当面交谈或者通过她从世界各地给我写来的信和明信片交流就好得多。发行纪念邮票，贴在她最喜欢的交流方式上，看来是一种颂扬她的恰当方式。我无法知道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之间的相互深入了解。不过，这使得我们之间的交流被简化为最纯粹的感情：我知道她爱我。
在我的朋友群中，我是唯一一个成绩报告单曾被交给一位近乎诺贝尔奖得主过目的人。我在六岁时得过一次坏成绩，后来再也没有过。我的父母让她随时了解我的学业以及我在小提琴方面的进步，有一段长时间我热衷于练习小提琴，那是因为她带我去了一个青少年交响音乐会，由马友友的姐姐马友乘指挥。她是祖母的朋友。
不知道我这里讲的故事是否给了人们一个严厉的中国祖母的刻板印象。实际上，她无非是想让我看到生命的无限可能；看到突破周围的障碍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在美国的女性和中国人很少受到重视和尊重的时代，她努力让自己受到重视和尊重。
早在1965年，她就在演讲中提倡科学界包容更多的女性。在麻省理工学院那年召开的关于科学和工程领域中的妇女的研讨会上，她抨击那种把科学视为男性领域的“牢不可破的传统”，并大声提出质问：原子或DNA分子难道也像我们的社会这样“对男性或女性有偏袒”？
她说，科学家们固然需要家庭生活。“可是，在理想情况下，这种对于伴侣和父母作奉献的人类高贵愿望也必须由男性平等分享。”
我记得我们之间曾有过一次冲突，当时我还是个青春期的孩子，我自豪地给她看了我刚打了耳洞的耳朵。她很生气。我怎么能在自己的身体上打洞呢？后来我了解到，她父亲一直坚决反对女孩子缠足，在她出生的那一年缠足被禁止，但在很多地方这种做法仍长久地持续存在。她侥幸地逃过了这样的厄运。
这是我们之间的代际距离之一——我这种美国人的凡事不在乎和她那种中国人的坚韧不拔。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我的祖父母终于可以回中国了，他们回去了很多次，但是从未带他们唯一的孙女——他们回去见亲戚，了解文化。中国曾是他们的家，但我觉得，对于我的祖母来说，这也是一个略带失落感的地方，就如同每当我经过哥伦比亚附近她居住过街道时，所产生的失落感。
我对祖母的最后记忆是她坐在套着褪色的黄灯芯绒的扶手椅里，她和我的祖父喜欢一起坐在那一对椅子里。我握着她的手，那是在她1996年第一次中风后不久。她喜欢看着窗外的巴纳德学院校园，赞叹透过体育馆的大窗户所看到的打篮球的女青年。
她说：看他们有多强壮，多快。看她们做事多么努力。
她是在1997年2月的一个寒冷的星期天去世的，那正是我在耶鲁大学上大一的第二学期第一个月。我祖父正在为她准备午餐的时候，她倒在了黄色扶手椅中。我的室友告诉我：“你得给你妈妈打电话，她给你打了二十次电话。”一个我并不熟识的同学在我之前从《纽约时报》读到了祖母的讣告，他告诉我他非常悲伤。
几十年过去了。我的祖父在她去世六年后也去世了，他是在去中国旅行时被送进医院的。发行纪念邮票是一件好事——给了我机会回顾我祖母的一生，和父母谈谈他们的记忆。但我有时感到很难保持一种假象，仿佛我们对于纪念她有着无穷的热情。我不需要从历史书中去了解她。我只想再次握住她的手，让她告诉我那是什么样感受：横渡大洋、无法估量牺牲、战争、吴实验的争分夺秒、作出科学发现时的独特的快乐。
我想到了那晚的话剧，为了讲述她的人生故事，为了不多的几次也许再也见不到的演出，人们付出了多少努力和心血。扮演我祖母的歌手在会见我们时都哭了。他们讲述的部分是吴健雄的故事，部分不是她的故事——它是从中国声称拥有的角度来讲述的。
这是永恒不变的现象。在一个不对称的宇宙中，一个现实中的人同他延伸到空间和时间中的形象是不同的，人民、机构和国家都想声称拥有她，正如我现在仍然想拥有她一样。我接受这样的说法：她究竟是谁？其很大一部分是完全不可知的，她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