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井贤一（Ken-Ichi ARAI，1942-2018），东京人士，他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也是一位致力于创造优质科研环境的社会活动家。从2009到2018十年时间里，于公于私，我受惠于新井先生极多。先生已于2018年在东京仙逝，但他帮助我的点点滴滴，他温暖的笑容，开怀大笑的神情不时会在我的脑海中。新井先生是个杰出的日本生化学家，同时也是建立亚太分子生物学范畴国际科学组织的第一人。
不同于绝大多数谨慎内敛的日本同胞，先生热情、大度、温和又不失严谨。他更是个身体力行的人文主义者，是个具有宽广视野，博大胸怀的国际主义者。他的科学人文生涯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求学；二，科研；三，科学的人文活动。我和他认识和交往是在他的第三阶段，这也是我直接受益于他的阶段，也是催生本文的动因。为了给读者对他有个更全面、立体的了解，我必须把他前两个阶段粗略交代一下。
求学阶段（东大学生岁月）
按现在中国的标准，新井先生是枚妥妥的学霸。1967年他从东京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并没有从医，而是一头扎进实验室，在东大医科学研究所读博士。八年后获得东大理科博士学位。他在读博的科研成果很是辉煌：他解析了细胞内蛋白合成，即翻译mRNA密码时肽链延长的一个关键步骤。肽链可以看作是一条条珍珠链，上面的每个氨基酸好比是每颗珍珠。
蛋白质合成是根据mRNA上的基因密码把相应的氨基酸逐个链接而成。在连接每个氨基酸时，需要细胞内非常精细的分子机器的参与和有条不紊的协调工作。整个过程非常精细复杂。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分子机器部件称为“延伸因子Ef-Tu”。新井的研究清晰地阐述了Ef-Tu是如何循环往复利用携能量分子（GDP-GTP,可以理解为分子电池）从而使肽链可以一个个的加上氨基酸得以延长。
这是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一个极为基本，极为核心，又极为重要的过程。没有蛋白质的合成生命就无以进行。这项工作是在新井恩师上代淑人实验室完成的。新井在1976年因这项出色的研究而荣获日本生物化学协会青年科学家奖。
博后和生物产业活动（加州岁月）科研中的新井则是一枚完完全全的“拼命三郎”。短短的3年时间里，新井极为多产。
共发表了14多篇科研论文，而其中的8篇竟然占据了一期JBS，创造了一个空前的记录（至今应该尚未被打破）！他因此收到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职位的许多offer。但是新井夫妇却走了个小弯路。他们海归日本，回母校东大去做助理教授。当时日本社会的传统甚深，职业妇女还未被接受。优秀的直子在日本竟然找不到一份体面的研究工作。习惯了加州的随意、开放和自在，新井夫妇回归日本即遭遇了人生的第一个反向文化休克。
他们非常不适应日本那种对上司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的文化。于是不久又双双归海加州。这反映了从异文化环境回游母文化后遭遇的再适应困难是一个普遍现象。
亚太地区科学人文活动时间跨入了90年代，是时候再回归日本了。新井夫妇第二次海归，再此回母校东京大学医学研究所，回归学术界任教授，并一度担任IMSUT主任。在加州的十多年，除了科研上硕果累累，生物产业上积累了丰富经验，新井在人文视野和领导力方面也开始成长。
Kornberg实验室里紧张又活泼的科研文化，斯坦福宽松、自由平等的学术氛围，深深滋养感化了新井这个出生成长在完全不同文化的日本青年科学家。他深刻意识到日本那种讲究层级，以学术或行政权威马首是瞻的学术文化客观上成为了科学快速发展的障碍，也使本来就孤苦居多的科研探索过程抽剥了本身就难能可贵、稀少的乐趣。新井也不满足亚太各国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局面。
也就是在加州，新井最早萌发了把宽松国际文化带进日本、乃至全亚太地区，以此为纲搭建一个泛亚太地区科学平台的想法。新井先生是亚太科学界最早从战略高度意识到这个短板的科学家。他认识到在资金充足、人才充裕的前提下，科学活动的跨国交流，即国际性的学术互动是科学以最高水平、最快速度发展的最关键的保证。国际化也是科学顶级人才培养、成长的必由之路。这些认识在大西洋两岸的科学界已有近百年的实施和实证的历史。
而亚太地区科学界处于各自为政的阶段，更缺乏建制性机构来协调、服务本地区常规性学术交流活动。在这深刻又清醒的认识基础上，新井先生开始不遗余力地推进整合亚太地区科学家团体、建立一个亚太科学交流机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新井明白要建成AMBO，除了要动员科学界，同样重要的是资金。在这方面，新井在加州DNAX的经历发挥了作用。
新井和他工业界的朋友在日本、韩国在A-IMBN旗下创建了投资基金，也创办了多家生物技术公司。这些商业活动的主要动机和目标除了追求商业上的成功，更关键的是将来可以有自主的资金来扎实推进AMBO的建立和运营。A-IMBN除了在亚太各国和地区定期举办年会，还尝试开办过教育培训班及出版专业刊物。2004年，A-IMBN被亚太经合组织，即APEC官方认可为本地区国际性科学组织。
这些多元化的活动和成就可以说为亚太地区搭建科学公共平台做出了可贵的尝试和努力，为后续者开拓了一条道路。
新井家和中国的关系在逐渐互相认识加深、互信建立后，有次我东京行中，新井先生送了本中文书给我。书名叫《幸运的人》，作者佐藤猛夫，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新井嘱我这是他的最后一本了，我明白非常珍贵。回苏州后阅读后对新井及其家族就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原来新井家和中国的关系非同一般。
书的作者佐藤猛夫就是新井的岳父，直子的父亲。佐藤出生在1910年的横滨市，1933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也就是后来的东京大学医学院。1938年，佐藤于帝大毕业一年后结婚，新婚后十天就收到“红纸”，即日军征召书，作为侵华日军军医进入中国战场。一年后在山东兖州东南面的梁山地区被八路军俘获，成为了战俘。佐藤在战俘营受中共教育并加入中共，参加八路军野战医院的工作。
战后，他回到日本，在东京代代木开办医院，后来加入日本共产党，1985年任日共中央顾问。1980年代在东京接待中共代表，为中日建交做出贡献。1945年4月23号，佐藤猛夫去延安作为党代表，列席参加中共七大，亲耳吟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报告。读完这本书，新井夫妇在我的认知中就更为立体，更加深刻了。他们家庭的国际主义行事作风原来是有深厚的家庭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