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3年，秦军士兵黑夫和惊两兄弟给家里写了两封信，由驻地淮阳寄至其家乡安陆（今湖北省云梦县），收件人是他们的长兄衷。这两封家书后来成为衷的陪葬品。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墓中发现了它们。这两封被称为我国最早的家书并非纸制的——当时，纸还没有发明，而是写在了简牍上。所谓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
古人将用于书写的狭长竹、木片统称为“简”，其中，木片又可单独称作“牍”。
在古代中国，造纸术出现之前，用竹子和木材制成的简牍是主要的书写材料，当时的古人使用它们来记录日常使用的文字。
从出土发现的简牍实物看，简的宽度一般为0.5~1厘米，厚数毫米，长度从十几厘米到六七十厘米不等，20厘米左右的比较多见；牍多为木质，比简要宽许多倍，有的宽6厘米左右，个别达15厘米以上，呈长方形，故又被称为“方”或“版”。由于窄窄的一根简上写不了多少文字，古人便把一根一根简用绳索串起来，编为“册”。用于简牍的书写工具有笔、墨、刀，其中，笔和墨用来书写，刀用于削除错字，而非用来刻字。
事实上，很早以前，我国就发现过简牍。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在孔子旧宅发现《尚书》《礼记》《论语》等数十篇用战国时的文字书写的简册，即所谓“壁中书”，从而引起了长达2000年的经学今、古文学派之争。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今河南卫辉市）有个名叫不准的盗墓贼盗掘战国魏襄王（一说安釐王）墓时，发现数十车竹简。这些竹简被整理成《纪年》《穆天子传》等16种古书共75篇，这就是所谓“汲冢书”。
此事还作为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古代文献出土事件被写入《晋书》，堪称我国最早的有关简牍的考古记录。
我国虽然拥有持续数千年不间断的文字书写历史；但由于种种原因，先秦时代的文献资料保存下来的并不多，而且，由于2000多年传承过程中不断人为添加、删改，其可信度受到不小的质疑，给研究先秦史造成很大困难。因此，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文字材料具有非常珍贵的价值，是了解古代社会最直接的证据，大量战国、秦汉时期以来的古代简牍陆续出土，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这一时期的历史。
通过识读这些简牍的内容，我们发现，出土的大量简牍材料都是古人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其内容非常丰富，以文人儒生学习用的书籍为例，其中既有《苍颉篇》《急就篇》等开蒙识字用的识字课本，也有《诗经》《论语》等儒家主要经典之作，还有《老子》《易经》《孙子》《晏子春秋》等诸子百家的思想著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发掘出土的古代简牍中，我们发现了很多早已遗失的古书。
除了古籍著作外，在出土的古代简牍里，更多的还是官方文书、档案、簿籍、地图和民间百姓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契约、书信、账簿、名刺、笔记等。
随着古代简牍陆续被发现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深藏于地下的历史资料逐渐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一幅幅古代社会的历史画卷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由于近代出土的简牍材料大多数是在科学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与考古发掘及有关考古学研究密不可分，从而在有关的考古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简牍的出土为有关墓葬的分期断代提供了最可靠、最直接的证据，将其结合墓葬情况进行分析，可大大提高考古器物分期的可靠性与实用性。
随着简牍的大量发现，其重要性日益突出，简牍学逐渐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中的“显学”。简牍不断大量出土，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文学、思想、语言、文字等各方面的考古学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