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先生堪称学术之巨擘，其研究涉及领域之广、钻研之深令人叹为观止。其与恩师束星北先生的师生情谊，可以一窥李先生高尚之人品；其与毛主席清晨讨论对称的趣闻，得见先生之睿智。先生对中国学术界影响之深远，许多人身受其益而不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博士后制度的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科大少年班的成立等等皆因先生之倡导。而先生的CUSPEA项目彻底改变了900多位包括我在内的莘莘学子的人生轨迹。
先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是后辈之楷模。恭祝李政道先生95周年华诞！——《知识分子》总编辑毛淑德撰文。
虽然22年没有见，朱光亚和李政道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这是1972年9月19日，李政道携夫人踏上了阔别26年的故土。朱光亚早先接到通知，去机场迎接。两人分别时，都还是20多岁，再次相见却已近半百。这一年春，尼克松历史性访华，释放出中美关系缓和的强烈信号。
李政道通过美国科协向时任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表达了回国访问的愿望，得到了周总理的快速批准。首次回国，李政道的日程排得很满，住了一个半月，看了很多地方，也见到了不少往日的师友。
1945年，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震惊了世界。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受国民政府委托，计划携带几名年轻人赴美考察，学习原子弹相关技术。当年朱光亚毕业留校当助教，21岁；李政道还只是物理系二年级的学生，只有19岁，但“已显露出超人的物理才华，深受老师的赞誉和同学们的钦佩”。年纪轻轻的李政道也被选中赴美考察学习——成了他一生难得的机会。
1946年夏，华罗庚、唐敖庆、王瑞酰、孙本旺以及朱光亚和李政道一行六人，从上海坐邮轮出发，历时两周的航行后，到达了美国西海岸。到了后才了解到，美国不可能开放原子弹技术给别国，加之国内国共内战形势急转而下，考察组只得解散，各奔前程。朱光亚随吴大猷去了密歇根大学，1949年秋完成博士学位后很快回国，35岁经钱三强提名担任中国研制核武器科技方面的领导人，日后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几十年后，忆起这段往事，李政道说，“当初蒋介石派出去学做原子弹的几位，只有光亚是派对了，他回国时做原子弹了，选我是选错了，我没有学做原子弹，仅在纯理论物理的领域中工作，其他几位也都没有去做原子弹。”到美国后，只读了两年本科的李政道，有幸拜入芝加哥大学物理大师费米（E. Fermi）门下，学力突飞猛进，年仅31岁便摘得诺奖（成为获奖时年龄第二年轻的物理奖得主），对物理学多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周光召曾说，李政道的研究领域“几乎涉及全部理论物理领域”，“不同时期理论物理最前沿的领域，都能看到他的重要影响和很多能够写入教科书的工作”。美国物理学会前主席S. Drell也说，“纵观物理学的各个不同领域，很难找到一处没有留下李政道的足迹，他犀利的物理直观和高超的解答难题的能力，为物理学的发展做出持久而明确的贡献”。显然，李政道“高超的解答难题的能力”，并不局限在物理领域。
此番回国，他即将运用他的智慧，帮助中国科学从残破中恢复。
访问的第一站上海，是李政道的出生地。当年，在战乱中，他在这里仅读了几年不完整的小学和中学。1941年，日寇占领上海租界，年仅15岁的李政道只身赴大后方求学，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颠沛流离，饱受疟疾、痢疾、疥疮、饥馑之苦。
17岁，李政道以同等学力考上浙江大学，师从物理学家束星北，在贵州湄潭永兴场上课；19岁赴昆明，入西南联合大学，为二年级转学生。只在联大呆了一年后在上海登船赴美。没成想，自此一别就是26年。
在故乡，接待人员安排他们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馆、江底隧道、少年宫、汽轮机厂、人民公社等地，观看了现代革命京剧《龙江颂》、芭蕾舞剧《白毛女》，参观了复旦大学和华东应用物理研究所。
李政道把带来的最新的计算机和两块集成电路以及岳父秦梦九的22件贵重文物捐赠给了祖国。他们的下一站，是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在受周恩来接见之前，在下榻的北京饭店，李政道被要求先和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张文裕等人见面，讨论一个学术问题——该所刚刚在海拔3200米的云南宇宙射线实验站，利用大型磁云室获得了一个超高能作用的事例，认为可能是一个新的重粒子。
原子能研究所是1973年2月1日成立的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前身。就在李政道抵京前一个月，以张文裕为首的原子能所一部的18位科研人员，给周总理上书，恳请300位属于二机部的科技人员脱离原子能所，成立高能所，为建造加速器开展预先研究。
信里提到，自“1965年撤出苏修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至今，除云南宇宙线观测站能勉强工作外，高能物理实验几乎一片空白，高能物理研究则是依靠外国实验数据……由于多年没有人管，我所开展任何实验工作都非常困难：经费很少，缺少实验室，材料设备买不到，加工挂不上号。在这种情况下，高能物理只好靠边站，大部分同志没事干，人心动荡不安”。
周总理很快就回了信，信中说，“这件事不能再拖延了。
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速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在10月14日人民大会堂的接见中，对云南宇宙线观测站的“发现”，周总理向李政道问得很仔细，说要向毛主席报告，所以必须把问题问清楚。
在与张文裕等高能所的人员讨论中，李政道认为，所谓的比质子重十倍的新粒子，误判的或然率要大的多，可能近于百分之一，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是“发现”。如今，总理亲自过问，还要报告毛主席，李政道感到事关重大——他担心他的真实意见“会不会给在云南高山上艰苦地从事宇宙射线研究的同行们带来不幸的后果”。
在了解到国内的科学杂志都已停刊，该观测结果还没发表后，李政道立即建议，可否恢复中国物理学杂志的出版，以中文发表这一结果并加上英文摘要。
总理的亲自过问，深深触动了李政道——一方面，虽然当时一般学术研究几乎完全停顿，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亲自询问表明“他们对基础科学和高科技的成就是重视的”；但另一方面，这么一个或然率计算的错误，中国的科学家不会没人知道，可为什么没人指出来？
“这里的根本问题可能是，在1972年的时候，以前自由学术交流的风气已经被文革革掉了。”李政道后来回忆道，“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经有了能够自己制作两弹一星的强大的科学家的队伍，可是到了70年代初已有濒临瓦解的可能。假如再这样下去，老一代的科学家尚且难保，又何从谈起培养年轻一代的科学家呢？
因此，如何帮助祖国建立一支新的、年轻的科学工作者队伍，是我1972年回国后感触最深、忧虑最深的问题。我对这个关乎中华民族科技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一重大问题考虑再三，力图尽自己的力量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为国家作出一些贡献。
1972年的回国所见让李政道对中国的未来忧心忡忡，可两年后，他发现，这一情况并没有改观，甚至更加糟糕——“1974年，当我们再次参观复旦大学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连原有的那一点希望也完全消失了。在复旦大学，我看到的唯一的研究工作仅仅是测量几只大电灯泡的功率。绝大多数的同学不在学校里学习，而是下乡去劳动，也就是为人民服务去了。在复旦大学，只有少数的工农兵同学。
从他们的谈话中发现，他们虽然很热情，可是他们对科学最基本的常识缺少了解，几乎完全是科盲。他们既无机会学习，也不知道需要学习什么。这样，如何为人民服务呢？”。在1974年的第二次回国中，组织者安排李政道和夫人秦惠䇹参观芭蕾舞剧团，但两人眼看整个国家已经快要走上绝路，没有任何的心情。
秦惠䇹向李政道提起，上一次总理接见的晚宴上，江青曾坐在她旁边，大力表扬上海芭蕾舞剧团对年轻团员的训练。夫人的话如电光火石般刺激了李政道，使他想到了一个建言的“突破口”——既然江青夸赞的芭蕾舞团员可以不用去劳动，那为什么科学不行？之后参观上海芭蕾舞学校，李政道夫妇了解到，这些年轻的学生每天只在早上在校园里劳动一小时，剩下的都在训练——如果下乡劳动四年，回来就没办法再训练了。
当晚，李政道写下了《参观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抵达北京后，请好友朱光亚看过转呈给周总理。5月24日，李政道在人民大会堂再次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阵势很大，来了很多人，其中包括“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他们的“打手”谢静宜。在这次“非同寻常”的接见中，李政道和四人帮发生了激烈的辩论。
李政道提出，基础科学人才也和芭蕾舞人才一样，训练也要从年轻时候开始，要有持续性。
在江青等人的一再责难下，李政道反问，“难道科学的重要性不如芭蕾舞吗？近代没有一个国家的成功，可以脱离科技”。江青、谢静宜等人的谬论本不值一驳，但除了李政道，在场的很多科研人员和管理者，却都默不作声，点名了也不发言。会议结束后，周总理表示，李政道写的文字会送给毛主席看，提的建议也可以试验一下。江青依然不依不饶：“难道试验失败再来一遍？”李政道回忆，“那次会见之后，我的心情很复杂。
关于基础科学和培养人才，原本是很简单的问题，答案也是极明显的，任何人用狡辩和强辞都不可能改变正确的理解。可是，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下，连周总理都不能作肯定的答复，可见问题的严重程度。”
虽然遭到四人帮的强力阻击，李政道不打算放弃。在一周后、5月30日与毛泽东的会面中，除了讨论双方感兴趣的对称，李政道再次提出——至少对于优异青年学生的教育应该继续坚持并受到重视。毛泽东表示了同意。
之后，李政道的建议交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去实施——四年后，中科大成立了少年班。随后，全国各地不少大学也建立了类似的少年班。回忆这段历程，李政道曾说，当时的建议书，主要是针对培养基础科研人才，鉴于当时的政治情势，为了使建议能较容易被接受，提出“是否可以参照招收和培训芭蕾舞演员的办法，从全国选拔很少数，约十三四岁左右的、有培养条件的少年，到大学去培训。
可以看出，我的建议的实际目的，其实并不是搞什么少年班，而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以及其他各类人才的状况，使全国各类人才的培养步入正轨。”
但既然有了“少年班”，李政道都尽力提供帮助。比如，“少年班”的两位同学干政和谢彦波都去了普林斯顿读物理学博士。谢彦波的导师是著名凝聚态物理学家安德森，但二人不和。当时，美国发生了北大学生枪杀教授事件，安德森感到威胁之下向李政道求助，李政道亲自与谢见面商量，一直到把他送回国为止。对干政也是一样，李政道花费了大量精力帮他解决问题，最终也把他送回了国内。
四十多年来，科大的少年班，虽然一直有争议，但毕竟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也出了一些人才，似乎不必求全责备。少年班聚集英才而培育的很多做法，都被后来许多类似的本科生培养计划所借鉴和效仿。
针对当时的复杂情势，创造性的找到培养人才的“突破口”，还表现在1979年的李政道提出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 CUSPEA）上。
1979年春，趁着国内刚趋好转的形势，李政道为33个科研单位、78所高等学校近千名青年补课，连朱光亚、刘达、赵忠尧、张文裕、朱洪元、胡宁、周光召等资深科学家也来听课。李政道每天清晨三点钟起床，用六个小时备课，上午讲三小时，下午进行讨论。每周两个中午和听课的人吃午餐，进行交流。这样，从早到晚讲了近两个月研究生的物理课。
谈起CUSPEA项目，李政道说，“目睹当时祖国面临人才断档的严重危机状况，我忧虑万分。我深感，为加快祖国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只在国内举办讲座补课是远远不够的。我从自己成长的经历中深切感到，必须尽快为祖国的一批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和发展的机会，特别是让他们能到美国世界第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学去系统学习，这才是培养人才的一个长远之计，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才在1979年设计了这一个独特的、暂时性的CUSPEA项目。”
CUSPEA项目实施之时，中国科技人才的状况如何呢？事实上，直到1981年新的学位条例实施前，中国都还没授予过博士学位。1907年，李复几成为首位在英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华人；1914年，李耀邦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得到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华人。
1949年前，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华人共有165位；1949年至1978年，只有屈指可数的中国人（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在60年代后，只有少数人在西欧国家取得过物理学博士学位。
本就不多的老一代的科技工作者渐渐老去、死去，新一代的学生却忙于“上山下乡”，缺乏基本的教育，更谈不上冲击世界科学的前沿。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要接续中国科学的命脉，尽快与世界接轨，最快的办法似乎只有把年轻人送出去，等他们学成归来，再把科学的火种带回来。
但出国这件事，在当时并不容易。1979年，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高考恢复才不过两年，总体上还很封闭，财政紧张，出国渠道不畅；更要紧的是，文革虽已结束但流毒尚在，不少人对出国留学这一“稀罕事”心存抵触甚至是恐惧。国内也还没有TOEFL和GRE考试，美国的研究生入学程序和国内的情况格格不入。
李政道再次展现了他高超的解决问题的能力。1979年春开始，李政道绕开美国正常的研究生招生程序，直接和各大学物理系联系，同时在国内组织笔试和面试，创设了一个全新的、暂时性的、公正有效的留学渠道。在国内机构和美国、加拿大97所大学的支持下，十年间选送录取了915人，争取到由美方承担这些人在博士毕业前的全部近亿美元经费。
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庞大和复杂的中间协调工作，李政道都是亲自做——“在美国，所有实施CUSPEA的组织协调工作乃至每年三轮向美国各大学和国内各大学发信，发信之多曾紧紧塞满了哥伦比亚大学内及附近的几个邮筒，邮局向我抗议，因为阻碍了其他邮件的正常收发，因此我和夫人秦惠䇹、助理艾琳·特拉姆女士不得不推着小车送至附近及较远的邮局去发。
每一轮学生申请入学的细节，每位学生在美学习期间的费用，甚至他们在美国留学时学习及生活上的种种琐碎之事，都是我和夫人秦惠䇹、助理艾琳·特拉姆女士为同学们一个人一个人、一件件地去做、去落实的。”
李政道曾说，十年间这些事务，粗略估计每年都用去他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而CUSPEA同学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的大小事务，李政道也经常亲自帮忙解决，他被称作是他们的“总家长”。
CUSPEA项目建立时，明确规定学生学成后必须回国，因此赴美的签证是不能留美工作的J-1签证。1989年风波之后，中美科技交流几乎中断，李政道也面临着压力。当时他正在北京开一个国际会议，会后坚持亲自送每位外国朋友到机场；回到美国后，他还苦口婆心对留学生做解释，劝他们对祖国要有信心。
“当时有些留学生和李先生吵闹、胡搅，甚至有些编造一些毫无根据的流言来污蔑攻击李先生，李先生都不为所动，还是坚持在各种场合下为我国做解释工作。”物理学家甘子钊回忆说。“CUSPEA项目的同学中也出现极少数忘恩负义、欺师灭祖之徒，他们为了能留在美国，参与造谣中伤政道教授。任沧海、庞阳（两人均为李政道指导的博士生）等挺身反击。政道教授当然十分生气，但生气之余，他最担忧的还是中美两国的科技交流。
他仍尽力促进中美科技交流的延续，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他提出了‘海外青年学者归国访问计划’，让CUSPEA项目的一些同学回国进行学术交流。”曾深度参与CUSPEA项目的柳怀祖说。
患难之下显真情。回忆那段困难的时期时，周光召说——“在1989年夏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西方对我国进行‘制裁’，中断了与我们很多方面的交流，其中也包括了科学技术的交流，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科技发展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此时，又是政道挺身而出，当他见到老布什总统时，就以亲身感受向老布什总统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美国与中国保持合作的必要性。从而使得中国科学院与美国能源部合作没有中断，使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会议的每年例会能照常在当年秋在美国召开。同时，也使中国科学院与美国科学院继续保持联系。政道还克服了重重困难，组织了当时在美国科技最前沿学习和工作的中国年轻学子回国来短期学术交流。
这样，既使国内学者了解了国际学术前沿的研究，又使国外广大公众了解了中国国内真实情况，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政道在当时起的作用是难能可贵的。”
在CUSPEA的影响下，之后生物、化学学科也建立了类似的留学项目，为缓解国家的人才困境起了积极作用。李政道曾说，CUSPEA很有意义，甚至超过获得诺奖。
从1983年起，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派遣出国的留学生陆续获得博士学位归国，与此同时，国内从1981年开始恢复实施学位制度后，也有学生开始获得博士学位。如何吸引这些人才回国，继续得到训练，进而独立开展科研，成了很紧迫的事。1983年3月和1984年5月，李政道先后两次给中国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设立博士后制度，建立流动站。1984年5月21日，邓小平专门会见李政道，听取建议。
李政道向邓小平解释说，真正做研究，必须要锻炼自己找方向、找方法、找结果出来，这就离不开博士后的训练，同时博士后也可以参与或承担重大科研项目，可以根据专长和爱好自行选择研究题目。同时，他还提到，1979年开始的CUSPEA项目也进行了四届，约400位博士将陆续回国服务，“如何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使他们继续发展和成长为中国需要的高级科技人才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李政道提议建十几个博士后流动站。
邓小平当即表示，十几个流动站太少了，应该建立成百上千个，形成培养和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为了克服编制、住房限制带来的科技人才流动难、近亲繁殖现象，李政道亲自设计并和有关单位协作，妥善解决好博士后的科研经费、住房、编制、工资、户口、家属安排、福利待遇等具体问题。
比如，在1985年7月16日与邓小平的再次会面中，李政道希望博士后每人每年的日常经费由原来的8000元涨到1.2万元比较合适，邓小平马上说，就这么定了。再比如，李政道1989年提议，1990年正式设立博士后科学基金后，1994年，由于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博士后科学基金面所拥有的外汇面临全部结汇的问题，他又写信给时任总理朱镕基，恳请保留基金会的外汇账户，并得到了了解决。
曾是这项制度的受益者之一的原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回忆说，“作为大学的领导者，从学校发展的角度回看博士后制度，又有不同的观感。在2002年的会上，我说到，博士后对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对清华从不同学校吸收养分和新鲜空气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绝不仅是多一些人来清华做科研的问题，而是将不同的研究风格、不同的学术见解带进清华的过程。
从这一点讲，博士后制度对清华和对中国高等教育这样一个长期比较封闭，甚至近亲繁殖的体系的突破和发展是一件有着重大意义的事情。”
吸引和培植科学人才也需要有科研基金的支持。而1980年代之前，中国不仅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科研基金也相当匮乏。1981年，89位学部委员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设立面向全国基础研究的自然科学基金，充分发挥科学家在配置基础研究资源方面的作用。这些建议得到了肯定，从1982年起，中国科学院就开始实施了科学基金。
此时，李政道积极收集一些发达国家的自然科学基金机构的资料，提供给国内的领导参考。
在1985年7月3日和7月12日，他还两次给邓小平写信，提出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意见；在1985年7月16日的接见中，李政道再次陈述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要性。“我觉得，从吸引国外优秀华人科学家回国的角度看，那时国外的许多人在今后十年、二十年，都会成为科技界的领袖。这是祖国的财产，要吸引他们回来，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要加大对基础科研的投入。
对国内的科学人才，要鼓励他们做创新性的工作，也要有基金的支持。”李政道说。
对于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设计，李政道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基金应该完全用在自然科学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上；委员会必须要有浓厚的学术意识，必须有独立性，把权交给科学家，不能在上面还有一个行政机构来管，不然很难做出公正的评价；委员会负责人必须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对基础科学、应用基础科学有个人经验和全面了解；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的想法，方针不能老改变，要稳定下来。
邓小平表示同意，他说，这是个新生事物，先干起来再说。紧接着，1986年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李政道担任了名誉顾问。基金委的第一届主任唐敖庆提出了“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贯彻至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要是资助基础研究。其实，从1972年回国起，李政道就反复论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提醒如果没有基础研究的源头活水，就不会有先进的科技应用。在1980年代中期，他首创“水、鱼、鱼市场”来比喻基础、应用、开发三类研究的关系，之后也经常提及。
在基础、应用、开发三类研究中，带有源头创新特点的基础科学研究是极为重要的。
李政道反复强调基础研究“牵一发动全身”的引领性作用——“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民族，要对人类的发展有所贡献，不能对基础科学研究采取消极的态度。坐等的思想肯定是不对的。假如只是一味地等待，一旦有新的科学发现出来，再来学习掌握，一定会落后于人。科学研究就像海洋里的浪头一样，一个浪、一个浪地过去。当一个浪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其下一步必定要下落，然后新的浪头再出来。
所以，你只看见别人浪头高，就一味地跟着去追，而自己不去找新的、将成为巨浪的新浪头，结果人家的浪头下去了，又去作别的了，你还在跟着别人走，这样永远不会发展、不会发达、不会领先。你要发达，你必须要自己找到新的浪头，看准新的浪头是从哪里开始的，在它还没有达到最高峰时，最好在它刚要开始的时候就将它抓住，使它达到最高峰。”
李政道自己就是做原创性研究的典范，据其博士生庞阳回忆——“李先生平时喜欢读侦探推理小说，也读很多文学、历史、艺术类的书，好像从来不读物理书和物理文献。李先生平时和别人的交流讨论很多。他说，绝大多数人会花很多时间研究别人在做什么，这样很难做出突破性的工作，只是在人家的基础上迈出一小步。他教我，和别人交流讨论，最主要的是摸清对方不懂什么，而不是学人家已经做完的事，只有这样子才能跑到人家前面。”
这点，显然得到了费米的真传。费米去世时，人们清理其办公室，除了他自己的著作手稿、分类卡片外，没有发现任何的物理方面的学术杂志或书籍；他的物理知识都是别人讲给他的，他的灵感往往来自于学术会议和其他场合下的口头交流和讨论。
长期以来，不少人常轻视基础研究的作用，以为对经济发展没什么用。
在1985年7月12日写给邓小平的信里，李政道对如何要实现“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翻两番”提出了根本性的看法——“仅是中国产品比外国产品质优价低，恐怕仍然不能使外销超过某一上限。因为各国为了保护本国产品，会对中国货加以限制，而这上限可能比祖国要翻两番的所需低得很多。要翻这第二番必须有更强更精的科技队伍。一个可能性是最好能有多种前沿的而又有广大国外市场的高科技产品，唯中国能制而他国不能作。
就像从20世纪50年代到目前为止，美国几乎独占世界的计算机市场。可是要使将来有这可能性，必须现在继续重视和加强基础和应用基础科学。不能忽略这方面的投资，必须注意培养和发展这方面的人才。这方面的投资与应用开发的科技相比，量少而任远。可是祖国在这方面的投资，似乎比一般发达国家在比例上要少很多。故绝对不能再减少。要实现翻两番，尚需适当地增加，使之能与应用开发及生产共同发展，互相平衡。
发展基础科学，除了加大投资，还必须依靠人才。如何培养人才，也是李政道一直关心的。他结合自己的经历和对科学发展历程的观察，提出了很多建议。他认为，“科学的成就出自青年，一代新人才，一片新科技。这不会有例外”；但不能说，凡是青年都是人才，培养人才需要为他们制造环境、认清方向、紧抓时间和机遇；培养人才，一定还要有很好的导师，需要导师和学生紧密地共同进行研究。
“培养基础科学人才需要导师以身作则，师生一对一地，一块共同研究、共同工作，不能就买个机器，不能就看个屏幕、录像，这些都不会深入，更重要的是人跟人，一天两天，一星期两星期，一年两年累积起来。我自己成长的经历，从束星北、吴大猷到费米这三位教授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培养我的，我的成长经历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培养人才方式的重要性。”李政道说。
不止一次，李政道回忆费米对他亲自培养的故事。比如，在一次讨论中，费米出的题目是太阳的内部结构，要要求李政道下周讲给他。一周后，费米问，太阳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说，从文献上看是大约一千万度。费米叫李政道亲自核算，不要盲从。于是，师徒二人亲自做了一把计算尺。费米花了两天的时间做木工，李政道算好对数标度后贴在计算尺上。用这把巨大的计算尺，李政道很快算出了太阳的温度。
针对有些导师不亲自做科研的现象，李政道说，科技发展要靠身体力行地实践——“有一些研究科技的主持人员，以为争取了经费，就可以依靠学生或者博士后，依赖他们去负责研究写文章。这些研究主持者，就算他当初是科学家，我想，他不单失去做学问的兴趣和乐趣，亦可能变成不诚不正的人。因此我们要培养的科学家，必须要是能身体力行，自强不息的实践者。”
李政道自己就是这样的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感谢并尊重当年费米对他的培养，所以带研究生也是手把手，每星期花半天跟他们聊，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
进入90年代，李政道和夫人秦惠䇹依然为祖国的科教事业忙碌。不幸的是，在1995年底，秦惠䇹诊断出了肺癌，病情进展迅速，李政道日夜陪伴在床边护理。在诀别之际，秦惠䇹建议，在她去世后把他们的私人积蓄捐赠出来，建立奖学金，支持青年学子，尤其是女孩子，尽早接触科研。
这便是次年11月设立的“秦惠䇹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基金”（简称“䇹政基金”）。2000年，吴大猷病危。在赴台探望期间，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刘炯朗、教务长彭宗平、吴茂昆、沈君山教授向李政道提出，希望“䇹政基金”可以接纳新竹清华大学参加并愿意自筹资金。李政道当时表示赞许，并将他们的请求提交管委会讨论。这样，新竹清华大学就成为了“䇹政基金”的第五位成员，有力地促进了海峡两岸青年学子的交流。
李政道的助理艾琳·特拉姆女士自23岁大学毕业就为李政道工作，直到65岁患癌去世。她离婚后一直独身，无亲无友，其生病住院都由李政道安排照顾。她将自己的终生的积蓄全部捐赠给了“䇹政基金”，死后照她的意愿，将骨灰安葬在了中国。
在培养本科生做科研上，少年班、“䇹政基金”都走在了前列。2009年，为了回答钱学森之问而设立的“基础学科拔尖学术培养试验计划”，在本科生接触科研上，也受到了这些项目的影响。
李政道对祖国的热爱不仅是心系科教事业。在1998年夏季长江流域特大洪灾、1999年5月南斯拉夫使馆遭北约导弹袭击、2003年SARS疫情，他都为受难的同胞捐款。夫人秦惠䇹过世后，李政道开始自己做饭菜。他想起母亲用家传老汤制作的卤肉，可此刻已经难寻得配方。他就去街边的食品店，把所有的调料都买回来，每样加一点，配制出的汤香气四溢，很是美味。
晚年的他独居，做饭的诀窍是把各种肉类，如牛、羊、猪各买几磅，用老汤一起煮后，分成一份份，放在冰箱里冻起来，每天配着蔬菜一起吃。
2000年以来，虽然年事已高，李政道依然每年访问中国两三次，参加学术会议，和年轻学子交流。只是2010年后，因为身体原因不适合长途旅行，才较少回来，但经常通过视频或者书信表达情谊。
2011年李政道荣休之后，将毕生的研究手稿、书信、诺奖奖章等资料以及本人收藏的名家书画、书籍、文物捐赠给了上海交通大学，设立李政道图书馆。同时捐赠给交大的还有他上海的一套别墅。2016年成立的李政道研究所还聘请了诺奖得主弗兰克·维尔切克做所长，从世界各地延揽杰出的青年人才，推动物理学前沿研究。
李政道曾说，全中国人事实上是一个人，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人，精神相连，就跟一棵大树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一棵树的一个枝干，每一棵树是整个一棵树的一部分……整个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人，是全世界最大的人，是历史上最大的人，也是将来最大的一个人”。他用他的一生诠释了这句话。
李政道载入史册的物理学成就，已然是为中华民族争了光，其几十载如一日，呕心沥血帮助中国科学从残破中恢复，步入正常轨道进而逐步昌盛的举动更为无数炎黄子孙所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