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中美发布《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这是中美两国第一次在气候大会COP会期发布联合宣言，引发各方关注。犹如乌云的一线“银边”，《宣言》为艰难前行的气候行动带来“意外之喜”，但乌云是否会很快消散？
正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进入尾声阶段。回顾第一周的领导人峰会，火药味十足。11月2日，COP26边会上，美国总统拜登指责中国国家领导人没有亲自出席气候峰会，他对与会记者说，“中国正试图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但是，拜托哦，却没有露面…… 世界其他国家会都看向中国，然后问，他们（中国）提供了什么价值？” [1]
出席格拉斯哥会议的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回击称，“中美共同努力造就了《巴黎协定》…… 它来之不易，不能就这样放弃，但美国放弃了…… 五年的时间被浪费了。” [2] 在中文互联网上，同时广为流传的则是解振华被美联社记者要求以英文回答时，言语中的幽默和自信—— “不如你用中文提问” [3]。
今年6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表示，美国希望气候变化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但是，在中美关系紧张之时，“绿洲”是会扩大领地，还是被周围的“荒漠”沙化？仍然面临巨大考验。[4]
11月10日，中美发布《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以下简称《宣言》）[5]，这是中美两国第一次在气候大会COP会期发布联合宣言，因其在正式履约文本确定之前公布，遂引发各方关注。
多位气候环境领域的业界人士告诉《知识分子》，《宣言》意味着未来十年，温室气体存量排放最大贡献国美国和温室气体流量排放最大贡献国中国将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减排等领域大范围开展合作，这是实现《巴黎协定》温控目标的关键和基础。
犹如乌云的一线“银边”，《宣言》为艰难前行的全球气候行动带来了“意外之喜”，但乌云是否会很快消散？
以下为多位气候环境领域人士的解读。
1《宣言》为何被外界普遍认为“意外”？
张俊杰，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与昆山杜克大学副教授
《宣言》发布的时机几乎可以被称为“不可能的”。一方面，由于共和党人的一致反对和民主党内无法形成共识，拜登的气候投资计划大幅度缩水，因此，美国在格拉斯哥气候谈判并没有太多国内筹码加持。
另一方面，中国虽然在COP26之前密集出台了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方案，但是不久前的全国性缺电限电风波，让很多人怀疑中国的气候雄心是否受到了动摇。《宣言》表明中美两国还是在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轨道上，或许能够促成本次气候大会达成共同目标。
莫争春，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高级顾问
此前，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屡次指责中国气候目标不够有雄心，而中国则坚持行动比口头承诺更重要。
拜登力推的气候预算法案未能在其赶赴COP26时通过，让拜登不免有空手赴会的尴尬。因为一系列贸易和政治分歧，几乎让全世界对中美两国再次携手引领世界应对气候危机不抱希望。但是，在联合声明前一天，两国元首曾共同致信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当日举行的晚宴，拜登称美中关系从应对新冠疫情到应对气候危机都具有全球重要性，中国表示随时准备同美国在广泛领域增进交流和合作。中美两国元首将在下周初视频见面。
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并没有举办联合新闻发布会，而是各自发表共同声明。显然，中美关系并未出现明显复苏。但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两国暂时搁置争议，携手做出合作姿态，还是值得赞赏的。
2《宣言》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陈迎，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宣言》是继今年4月17日发表的《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以下简称《声明》）[6] 之后又一份有关中美气候合作的重要文件。
《宣言》共16条，内容丰富，不仅重申《巴黎协定》的目标和坚定履行《巴黎协定》的承诺，而且面向未来，强调要在21世纪20年代的关键十年，努力弥补排放差距，加快向全球净零经济转型。中美双方共同识别了一系列关键的减排领域，包括清洁能源转型、终端用能行业脱碳和电气化、循环经济、负碳技术的部署和应用，还包括控制和减少甲烷排放，消除全球非法毁林等等，总之，未来可以合作的领域非常广阔。
3《宣言》的亮点有哪些？
董文娟，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宣言》提出的五大合作领域更为系统，紧跟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最新认知和进展。4月达成的《声明》重点关注技术领域合作，而本次宣言中的合作领域增加了温室气体减排的政策法规和环境标准、能源转型社会效益最大化、循环经济等内容，更加重视政策制定、经济转型和社会效益。
《宣言》提出了务实可行的合作机制，例如建立“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并定期举行会议，此前，在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7] 中，也曾有过类似的联合工作机制，侧重于研究合作和交流对话，但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陷入停滞。
当前，全球已有130多个国家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前后实现碳中和的远期目标，《宣言》聚焦于在未来关键十年采取加速行动，通过加强近期的行动以保证远期目标的可行性和可达性，这将很大程度上推动全球各国对于加强近期行动的关注。
4《宣言》没有提及什么？
朱春全，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自然与气候中心大中华区总负责人
双方在科技合作领域，特别是相关领域的技术转让方面未能明确表态。此外，双方仅仅计划通过有效执行各自关于禁止非法进口的法律，共同支持消除全球非法毁林，未能明确提出双方加强合作消除由于农林大宗商品生产、加工、贸易、浪费和过度消费引发的热带毁林问题。
5如何理解《宣言》中提到的“1000亿美元资金”？
张瑾，郑州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特聘副研究员
《巴黎协定》约定，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但历史数据表明，这一资金并未落实。此前，西方国家对中国频频施压，希望中国能够补足资金缺口。这次《宣言》提出双方“每年集体动员1000亿美元的目标”，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顶住了西方世界的政治压力，依旧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框架。
不过，中国未来应该会自主承担更多气候融资的责任，以彰显气候变化领域内的大国责任和领导力。
6如何理解《宣言》中对于“甲烷”的特别强调？
陈美安，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绿色创新发展中心高级分析师
甲烷排放大概占全球温室气体20%左右的排放，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第二大温室气体，且排放呈上升趋势。
甲烷同时也具有高GWP值（升温潜势值），在100年的时间尺度下，其对全球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8倍。但同时，甲烷也被视为短寿命周期污染物，在大气中寿命比二氧化碳要短，采取快速行动减少甲烷排放可以显著降低全球温升速度和程度。美国和欧盟已经先后提出了甲烷减排战略，为分行业的甲烷减排提供政策支持，并且加强国家层面甲烷排放数据的收集和清单编制，为甲烷减排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
7中美两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治进展如何？
于文轩，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
《宣言》特别关注法律在强化气候行动中的作用。在两国达成共识开展合作的五大领域中，首先宣布的就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法规框架与环境标准”，可见对其重视程度之高。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始，国际社会就对基于法律手段应对气候变化高度重视。
《京都议定书》使温室气体减排成为发达国家的法律义务，《巴黎协定》也认识到了国内在处理气候问题方面的重要性。
中国在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法治建设，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战略、法规、政策、标准与行动，不仅在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过程中增加关于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的条款，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发布实施340多项国家节能标准，同时，还正在推进研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专门立法。
8中美两国气候行动的工作重点和难易程度有何不同？
董文娟，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未来十年是关键的转型期和窗口期，中美两国在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显著不同。美国需要切实加强减排行动，以实现其提出“到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50-52%”（基准年为2005年）的目标。
中国则需要在充分认识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惯性的前提下，努力争取二氧化碳排放能够在2025年前后进入峰值平台期，2030年前实现稳定达峰，并切实做好政策行动、资金、技术等各方面前瞻性部署，以便能够在达峰之后转向温室气体的快速和深度减排。
9未来的气候行动中，值得警惕的政策误区可能是什么？
何国俊，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
《宣言》提到，中美重点合作的一个领域是电力系统脱碳，因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基础性特点，这是气候政策最为重要的切入点。一个可能的政策误区是压缩社会的能源或者电力需求，这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次生伤害。一系列经济学研究[11-12]发现，面对极端气天气等气候灾害，是否有稳定的电力和能源供应至关重要（因为人们需要采暖或取冷以抵御极端气温）。
在电力和能源供应充足的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因为极端天气导致的死亡风险不到发展中国家的5%；并且，即使在发达国家，如果电力或者能源需求受到政策限制，也会显著增加因为极端气温导致的死亡。因此，对于制定气候政策而言，一方面要考虑到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mitigation），也要考虑到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adaptation）。
政策制定者不能因为想要减缓气候变化，就制定那些可能影响人们去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例如，为了减少碳排放而直接提高冬季供暖成本、夏天对居民限电等。
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的政策目标是：（1）在需求端，要保障并持续扩大居民基本能源需求的覆盖，而不是抑制这样的需求；（2）在生产端，一方面大力推进电力生产结构改变、增加清洁能源比重并配套相应的储能设施，另一方面要让生产流程应尽量电气化，并推广和普及高能效生产工艺和产品；至于一些实在无法电气化生产的行业，再辅助以碳捕捉等技术。
10未来可期，但是谨慎乐观
陈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虽然我们都希望未来中美气候合作可以取得更多积极的成果，但也不能低估推进的难度。2009年中美也曾签署协议，在八个领域建立了多种形式技术研发的合作网络和平台，但是，这些平台在特朗普时期基本陷入了停滞阶段。美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履行承诺方面的执行力，一旦政府更迭就会出现政策的大幅度调整，美国已经多次失信于全世界，很多承诺都没有得到执行。
中美之间竞争合作并存的态势还会长期存在，在一些问题上，竞争大于合作，博弈甚至冲突也不奇怪。因此，对于中美气候合作前景，还是抱着谨慎乐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