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的争论，源于一位身体健康的白人女作家，为陌生人捐出了一个肾。2015年，35多岁的道恩·多兰决定捐出一颗肾，但是她选择的捐肾方式比较特殊，是先把肾割掉冻起来，再寻找受体的不定向捐肾。多兰出生于一个吃救济金的贫穷白人家庭，童年充斥着创伤和虐待，她和家人的关系比较疏离，成年后的日子里也没能和原生家庭建立起良好的亲密关系，在看到捐肾的有关信息后，她的希望之光被点燃了。
在后来发布的公开信里，多兰写道：“对很多人来说，亲人和好友如果有需要，他们会捐出自己的肾，但对我来说，陌生人的痛苦也是真实的，能帮到陌生人对我来说同样有意义……在八个月的捐赠准备过程中，我都想象着获赠者康复的样子坚持了下来。”从准备捐肾开始，多兰创建了一个私人Facebook群，里面有她的亲朋好友，也有她的同行作家，其中就包括故事的女二号，索尼娅·拉尔森。
一旦捐赠流程有进展，多兰就会在群里更新，但拉尔森从来没有在群里点赞回复过，直到捐肾结束后，拉尔森突然发表了一篇和捐肾有关的小说。在这篇小说里，拉尔森甚至直接化用了上文提到的多兰写的公开信。多兰震惊自己的善举不仅遭到嘲讽，自己的信还被抄进小说里，于是提起了抄袭诉讼，而拉尔森则反击，称自己只是从多兰捐肾的事件中获得灵感，多兰的行为是“一个白人赤裸地想要霸占一个有色人种作家的作品”。
一件善举演变为一桩闹剧，但闹剧的根本原因是，捐肾给素不相识的人实在超出了一般人能够理解的范围。无论是多兰明面上的愤怒，还是拉尔森在小说里的讥讽，都和不定向捐肾这件事本身分不开。回到故事的最初，多兰到底是被什么打动，情愿捐出一个肾？多兰采取的捐肾方式叫“不定向捐赠”，也叫多米诺捐赠。推倒一块多米诺骨牌，将带动一串骨牌倒下，只不过在器官移植的语境下，每一块骨牌都代表着一条被挽救的生命。
美国国家肾脏基金会表示，目前有超过10万人在等待肾脏的名单上，而每年只有2万人能接受移植。名单上的患者平均要等到3-5年才能成为幸运儿接受移植，许多人甚至在等待中死去。通常来自活体捐赠者的肾脏比死后捐赠的肾脏维系的时间更长，但在所有移植中，只有三分之一的肾脏来自活体捐赠者。有时，医疗中心会在两对无法配型成功的捐赠者和受体间进行交换配对，但是找到刚好能交换的配型的两组人难度极大，成功案例不多。
捐肾链条的起点是一名捐赠者，也就是故事中的多兰。她会先将肾脏捐给移植机构，再由移植机构提供给相匹配的患者。之后，这名患者的家人再捐出一个肾，提供给下一个患者。理论上来说，患者接受了他人的捐赠，然后家属再捐出一个肾，这个链条就可以无限延伸下去。但风险在于，一旦中途有捐赠者因为个人或者医学原因退出，整个链条也就中断了。《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一起由30个肾脏组成的一条长长的肾链。
这条肾链挽救了30个生命，连接起了60个人。2005年，为了增加可以得到活体捐赠肾脏的人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首次尝试了三重多米诺链条。然而让今天的捐肾链条快速运转起来的，不是某家医疗机构，而是企业家加雷特·希尔。2007年，希尔10岁的女儿被诊断出肾衰竭，原本希尔以为和女儿血型相同，可以给她换肾，结果在手术前两天，医生发现他女儿体内产生了极有可能导致排异反应的抗体，便取消了手术。
希尔和妻子找遍了家族中的人，最后幸运地发现一名侄子通过了匹配测试并愿意捐赠。移植成功后，希尔夫妇对配对肾脏的捐赠登记制度十分失望，认为它没有发挥出足够的效力，便决定自己成立国家肾脏登记处，希望能在半年之内帮助患者获得匹配的肾脏。在等待肝移植的患者中，相当一部分是家族性淀粉样多发性神经病患者。这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一般在30岁左右时开始发作，迄今为止，肝移植是唯一成功的治疗方法。
但是患者的肝脏，在非患者体内还能正常工作至少十年，于是医生们开始采取连环移植。在患有家族性淀粉样多发性神经病的病人A接受新肝脏的同时，病人A的肝脏被移植入病人B的体内。B被限制为60岁以上的患者，从接受肝脏移植开始，以将他们在剩余寿命内发生神经病变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如今距离捐肾已经过去六年了，但风波还在继续。这些年里，多兰对拉尔森的诉讼不断升级，从抄袭到侵犯版权再到对自己造成情绪困扰。
诉讼过程中，多兰只剩下一个肾的身体承受了很大负担，多兰在诉讼中称自己经历了失眠、焦虑、抑郁、惊恐发作、体重减轻以及“几起自残事件”，甚至曾多次打自己耳光。而官司缠身的拉尔森事业也受到了重创，不得不抽出精力来应付全身心扑在这件事上的多兰。
这两人的争执从道德层面、法律对抄袭的界定层面、艺术伦理层面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多兰的肾如今已经在一位犹太男性受赠者体内工作，受赠者恢复良好，几年前，他的妻子按照肾链的约定捐出了自己的一颗肾。多兰的善举，至少救活了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