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西医大体上是以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四体液”理论或者盖伦（Claudius Galenus）的“灵气说”为基础，靠着吃草药、涂油膏、放血乃至跳大神的形式来治病的。在西医向现代医学转化的过程中，安德雷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开创的实证解剖学是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维萨里生于哈布斯堡统治下布鲁塞尔的一个医生家庭。
在家庭的影响下，维萨里对医学充满了兴趣，小小年纪就到刑场观察尸体，还会解剖动物。1528年，维萨里进入鲁汶大学城堡学院（Pedagogium Castrense），学习的是美术，这一技能对他日后的学术生涯起到了有趣的作用。1533年，维萨里“弃艺从医”，进入巴黎大学就读医学。
在那里，他在西尔维于斯（Jacobus Sylvius）和冯•安德纳赫（Guenther von Andernach）的指导下学习盖伦的医学理论，并且担任了解剖的执行人，由于可供解剖的尸体不足，他还经常去巴黎的圣婴公墓研究骨骼，留下了一些恐怖的传言。
维萨里的时代，要获得解剖用的材料，有时要依赖偷绞刑架上死刑犯的尸体。为了了解人体的结构，那时的学生也要上人体解剖课。那个时候的公开解剖演示，是博洛尼亚大学的蒙迪诺（Mondino de’Liuzzi）开创的。维萨里革新了解剖学授课方式，他使用解剖工具亲自演示操作，而学生则围在桌子周围观察学习。
维萨里绝对堪称一位好老师：虽然当时的主流医学界认为插图降低了书籍的格调，可为了方便学生，他于1538年出版了6幅解剖图谱《解剖六板》（Tabulae anatomicae sex）。这本书由于受到盖伦的权威影响，存在着一些疏漏，例如把四叶的肝写成了五叶。但是维萨里绝不是泥古不化的盲从者。同一年，他又动笔整理他的老师安德纳赫编写的一本教科书，对照自己解剖所见，修订了不少错误说法。
1543年，维萨里出版了《人体的结构》（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一书。该书分成7册，全书共有663页，配了278幅精美的木刻画。这些图画来自多位艺术家笔下，包括维萨里的老伙伴卡尔卡。不过，维萨里觉得和艺术家的合作是件麻烦的事，他吐槽说“美术家和雕刻师的坏脾气，比我要解剖的尸体更令我为难。”
在《人体的结构》一书中，维萨里列举了很多自己的新发现。他第一个正确地描述了蝶骨、奇静脉、腹腔大网膜、纵隔和胸膜等，率先指出胸骨由三部分组成，还做了当时最全面的大脑解剖描述。但是，维萨里绝对是一位知错能改者。比如，在1543年的第一版《人体的结构》中他继承了盖伦的说法，认为关于左、右心室之间有看不见的小孔，而在1555年的再版中，他否认了小孔的存在。
1561年，继维萨里之后担任帕多瓦大学解剖学教授的法洛皮阿（Gabriele Falloppia），指出了维萨里的一些错误。维萨里看到之后，给法洛皮阿写了一封长达260页的私人信件，信中既有感谢和鼓励，也有严肃的学术研讨。《人体的结构》一书既然更正了许多错误，自然对盖伦和其他学术界大人物多有指摘。于是维萨里招致了许多反对乃至谩骂之声。
《人体的结构》一书出版后，维萨里决定把从尸体解剖上获取的知识用于对活人的治疗。他被邀请担任查理五世宫廷的御医，并继续开展研究。1555年，维萨里跟随继位者腓力二世搬到了西班牙。不幸的是，皇帝的迷信、天主教控制下的西班牙的愚昧、以及同行的嫉恨，使讲科学的维萨里举步维艰。1564年他辞职离开了马德里，准备回到帕多瓦大学当教授，却在途中病逝。
让我们回到1543年。这一年里出版了两本科学巨著——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维萨里的《人体的结构》，从此，祭司、圣人和权威的口含天宪，逐渐被基于实证的科学研究所击败。同一年，维萨里主持了一场公开的解剖，骨骼捐献给了巴塞尔大学。这是唯一留存至今的维萨里亲自解剖过的标本，现在还在巴塞尔大学的解剖学博物馆中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