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造成的众多受害者中，最为不幸的是全球各地的贫困人口。他们不仅是受新冠病毒影响最严重的人，还首当其冲地承受着由疫情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大灾难。
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40年，全球贫困率大幅下降，已不到1981年的四分之一。但这一良好态势在疫情到来的2020年戛然而止，近1亿人重新陷入“极端贫困”之中（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90美元）。更糟糕的是，无人知晓这种情况何时会好转。
疫情中，美国联邦政府为施行救济措施花费了数万亿美元，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复苏、缓解了社会困境，但妇女、黑人和其他在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仍积重难返。
不过，也有好消息：目前世界范围内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的斗争正在逐渐恢复，因为其所使用的工具和计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而这要多亏研究人员、政治活动家和政府官员们对被商业裹挟的世界的悄然反抗。
这种被称为循证政策运动的思想转变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皮尤调查结果第一倡议的负责人莎拉·杜贝表示，2008年经济大萧条后税收大幅下降后，这一政策才开始真正施行。杜贝说：“美国各州都在寻找具体的工具或流程，以帮助他们充分利用极其有限的资源。”而循证法正好可以做到这一点。
近几十年来，尽管世界范围内人口持续增长，但生活在极端贫困（每天生活费不足1.90美元）中的绝对人数在急剧下降。在新冠疫情之前，从2019年的预测中可以看出，这一下降趋势预计至少会持续到2030年。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曾经流行的“现身说法”干预，它试图通过“向高犯罪倾向的青少年展示监狱有多么可怕”来引导他们远离犯罪。这类项目似乎随处可见。
但是每当用测试药物和其他医疗方法的随机对照试验检验这项方法时（也就是说，每当研究人员对比随机选择的接受干预者与不接受干预的对照组时），结果都很明确：“现身说法”有害无益。如果要说有什么效果，它们会导致犯罪行为的增加。因此，许多（尽管不是全部）司法管辖区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一方法。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用随机对照试验评估了社会项目，而这是循证研究方式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则选用了“自然试验”，在不主动施加影响或控制的情况下，观察接受干预和不接受干预的两组相似人群——其常见的分析案例是：新泽西州在1992年上调了最低工资，而相邻的宾夕法尼亚州却没有，对这两个州后续的就业增长进行的比较表明，尽管许多传统经济学家对此调整做出了可怕的预测，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并未对社会就业产生不良影响。
此外，还有一种方法是挖掘政府机构经常收集的关于其服务民众的“行政数据”，包括学校出勤记录、法庭文件、房屋检查结果等。这些数据流可以显示人们的生活状况如何、以及各种方案是如何影响他们的。美国国会在通过2018年《循证决策基础法》时对这类分析给予了大力支持，该法案要求每个联邦机构公开其行政数据（会有适当的隐私保护措施），并制定循证项目评估的正式计划。
当然，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法在短期内解决贫困问题——它不仅复杂而且根深蒂固，无法快速解决。但是，通过将工作重点放在数据上、而不是意识形态或猜测上，循证政策运动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一条更为可靠的途径。
想要了解循证政策运动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可以考虑新颖且极具争议的“为每个人提供基本收入（无附加条件）”这一概念可以被哪些证据支撑。
新冠疫情中最贫困的人最难熬：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与2017年的预测相比，2020年全球估计有9700万人回到极端贫困线以下。
评估全民基本收入如果贫困直接意味着破产，显而易见的贫困解决办法便是直接给人们发现金。当然，许多发达国家早已通过食品券、失业救济、儿童税收减免、福利金和大量现金拨款等方式这样做了。上文中“基本收入理念”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无附加条件”：这些福利或现金会支付给每个人，没有工作要求，也不会询问被救助者的贫富程度（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现实中，许多项目已久包括了对谁可获得救助的限制）。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想法，至少可以追溯到托马斯·莫尔1516年的虚构作品《乌托邦》。它在20世纪30年代帮助塑造了当时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为老年人提供全民基本收入的呼声十分普遍的。
而如今，这一想法正在美国欣然复苏——最显著的例子便是2020年民主党总统初选之前、由当时候选人/科技企业家安德鲁·杨为解决贫困和技术性失业（编者注：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失业，越来越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替代了工人的劳动，社会对劳动需求的相对减小就会使失业增加）问题的方案：每月给每个成年美国人发放1000美元。
但杨的这一提议并非近期首例：早在2019年，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市已经开始每月向市内低收入地区的部分家庭发放500美元，这使其成为美国首个启动基础收入随机对照试验的现代城市之一。美国的许多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特别是在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混乱期间。
不足为奇的是，政治左翼人士往往将这种基础收入视为让混乱的民众生活恢复尊严和稳定的一种方式，更不用说帮助穷人解决食品和住房等基本需求。
然而，这一想法其实也得到了保守派的大力支持，包括已故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自由主义偶像。自由主义者认为，“基础收入”再怎么说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目前的福利窘境：与其要求政府对几十个或数百个社会项目进行微观管控（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规则和管理机构），只需要给人们钱、让他们可以在公开市场上随心所欲地花钱、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就行了。
斯托克顿人用生活补助买什么：从2019年开始，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市的斯托克顿经济赋权示范中心（SEED）为125名居民提供每月500美元的生活补助，无任何附加条件。中心居民大多把钱花在食物等必需品上，而不是像烟酒这样的“诱惑商品”。
然而，许多其他人、尤其是（但不仅限于）右翼人士对“基础收入”这一观念深恶痛绝。在他们眼里，理由和成本无关，因为政府总能找到资金来源；他们的常见理由是，给贫困人士直接发钱会让人不想工作、鼓励这种错误选择、让个体过分依赖社会、公开鼓励受助者挥霍他们所得的每一分钱。
然而，从循证政策的角度来看，基本收入的影响需要通过数据来衡量——这种思路促进了大量研究文献的产生。
例如，2017年，任职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家伊奥娜·马里内斯库审查了一系列模拟北美背景下“基础收入”项目各个方面的随机试验和自然试验，比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的“负所得税”（编者注：政府对于低收入者，按照其实际收入与维持一定社会生活水平需要的差额，运用税收形式依率计算并给予其补助）试验——也就是将钱归还给低于一定收入门槛的人身上；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与州居民分享石油收入的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比如自1997年以来向切诺基东部成员发放的赌场红利；还比如彩票奖金。
在2019年的《经济学年鉴》中，研究人员关注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类似基础收入的举措——包括2011年伊朗政府停止食品和燃料补贴后发起的全国性现金补助。2020年，斯托克顿市发布了一份关于其基本收入试验第一年的中期报告，报告由田纳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独立研究人员撰写。
上述研究和其他许多研究的惊人之处在于研究结果的一致性。
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经济学家保罗·尼豪斯是上述2019年《经济学年鉴》文章的合著者，对此他表示，“当然，若是怀着挑挑拣拣的心态，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证据来证实你对世界的看法。”即便如此，尼豪斯补充道，虽然现实中总会有人真的把所有的钱都浪费在“诱惑商品”上（比如酒精、毒品或烟草），但当你汇总所有研究参与者的数据时，这些人往往是例外，而不是常态。
他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即使是在最贫困的人群中，受助人仍将大部分钱花在食品、住所和教育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开始做新生意。
一些研究还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受助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可能找到工作——可能是经济状况更稳定使得他们更容易外出找工作（有着50年历史的负所得税试验是少数几个显示就业率下降的特例，但即使如此，据马里内斯库的说法，这一下降也几乎没有统计意义）。不仅如此，受助者经常报告自己在营养、健康和教育程度等生活质量方面有了实质性的提高。
不过，尼豪斯补充道，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哪项试验是对“基础收入”理念本身的严格测试，因为它们的规模常常较小。他说，在某些情况下，“规模小意味着这些试验只招收个人而非整个社群作为受试者”——那么，如果一个社群的每个人都拿到了钱，会不会有更多的新店（和工作岗位）出现呢？
我们尚未确认；在其他情况下，“规模小意味着这些试验只给人们一年或两年的钱、却不会做出长期的承诺”——那么，如果人们知道他们的基本需求将在未来十年得到满足、而不仅仅是明年，他们的消费习惯会因此而有所不同吗？我们同样尚未得知。
芬兰“基础收入”项目提高了经济保障：在芬兰2017-2018年进行的一项基本收入试验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受助者在经济上更有保障，他们的就业天数、生活满意度和自述抑郁症的情况也更好。
自2017年以来，尼豪斯便和一个研究组的其他成员一起工作，试图通过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基础收入试验来回答这些问题。该试验涵盖了肯尼亚14474户家庭，将295个村庄随机分配到一个没有任何补助的对照组、一个一次性给每个成年村民大约500美元的组、一个每天给每个成年村民75美分的短期试验小组（足以满足肯尼亚的基本生存需求）、和一个每个成年村民每天获得75美分并持续12年的长期试验小组。
尼豪斯透露，他和同事们已经在分析一些中期结果。例如，新冠疫情期间，他们发现与对照组成员相比，基础收入受助者遭受更少饥饿和家庭成员患病的情况。
尼豪斯和他的组员也计划在新冠大流行后重返实地研究：“关键的是，我们关心‘将要获得现金救助’的这一期望对当下行为的影响，”他指出，“因此，我们不需要真的等待12年来了解一些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需要解决贫困中的系统性障碍。然而，即使我们有了这些答案，仍然有大量问题无法仅靠现存数据解决：例如，如何保证基本收入计划的资金？这一计划是普遍适用于所有人，还是仅针对最需要的人？它是会作为现有的扶贫计划的补充，还是取而代之？
即使你设法在上述问题上达成了足够的共识、能让基础收入项目得以实施，未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凯莉·齐哈克是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也是西雅图金县地铁部门（华盛顿州的公共交通部门，从西雅图及其郊区一直延伸到喀斯喀特山脉）的政策主管，她表示：“贫穷不仅仅是没钱，更重要的是缺少机会。”
2017年，哥伦比亚特区的Form-a-Palooza活动将当地居民、行为科学家和政府机构代表聚集在一起，来重新编写该市的文书文件。然后，新文档在实操中被不断测试，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申请人在获得相应服务时要面对的门槛步骤。
齐哈克所说的“缺少机会”包括一长串门槛：儿童照管服务、医疗保障、优质食品、优质住房和优质教育的匮乏；心理健康和成瘾问题；犯罪逮捕记录对就业前景的影响；以及过去和现在依旧存在的种族主义遗留问题。
不过，齐哈克表示，在这些问题中，特别常见的一点是出行交通问题，这也是她所在机构的关注重点：“人类社会的各种服务机构一直在绞尽脑汁，让他们的客户能有所得，”从法庭预约、到健康体检、到社区大学的课程、再到接送幼儿园孩子们上学。“这样的需求永远存在。”她表示。
在齐哈克看来，各级政府明显已经在试图通过各种社会支持计划来处理这些障碍了：从通勤补贴到就业培训计划。而且，美国一家宣传组织Results for America正在维护的一个广泛的研究数据库表明，注重循证的研究人员和机构正在尽可能快地评估此类计划。
然而，齐哈克同样表示，制度性障碍仍然是循证政策运动的研究前沿。这就像进行新药测试和进行医疗改革之间的区别：随机对照试验和所有其他试验非常擅长评估特定条件下的干预措施对特定人群的影响，却不适用于解决那些相互关联、相互交织、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
对于这样的问题，齐哈克认为：“循证需要时间。这不是一项单一的研究，而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这对于一些社会服务机构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它们受制于资金、需要迅速推出服务的压力、以及并不能总是为人民服务的规章制度。
不过，好消息是，这些机构似乎正在经历一场显著的文化变革。
任职于伊利诺伊大学的政治学家杰克·鲍尔斯在2019年的《政治学年鉴》中合著了一篇关于循证政策运动的评估，在他眼里，这场变革部分得益于这项运动：“越来越多负责提供政府服务的人愿意尝试新的想法。”他们也在以一种全新的谦逊态度来看待社会服务的发展过程：不再孤立地制定一项反贫困计划，并试图将其作为一种绝对的、肯定会起作用的东西来推行，而是开始将这一过程视为一次测试、犯错和学习的机会。
政治领域甚至也有了变化的迹象。布朗大学政治学家、鲍尔斯的合著者保罗·泰斯塔说：“我们希望好的科学不仅能促成好的政策，还能促成好的政治。”因此，即使竞争双方在原则上存在严重分歧，他说，“如果他们能够就过程达成一致，以证明怎样的做法最为有效，双方就有望达成共识。”
现如今，这似乎还是一个太过美好的假设。不过，一切皆有可能——毕竟，上述2018年的《循证法》在陷入党派争斗僵局的国会中依然成功通过了，它在两院获得了几乎一致的支持，而且毫无微词地被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签署成为法律。
非营利组织MDRC的数据主管理查德·亨德拉说：“我们知道，外界对政策制定的方式存在很多冷嘲热讽。自1974年成立人力资源示范研究公司以来，MDRC一直在进行循证政策的研究。然而，在与两党双方都合作过后，亨德拉表示，“我对他们听取循证结果的程度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