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西北联大就是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而演绎这段传奇故事的主角之一就是中国病理学奠基人之一和西北联合大学常委之一的徐诵明。徐诵明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在主政北平大学时期就容纳沈志远等进步师生在校传播马列主义。西迁之后，因为教育部违背大学组织法而强行任命张北海为西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他于1938年11月提请教育部辞去校长职务但未被批准。
随后在教育部勒令解聘法商学院曹靖华等12名进步教师事件中，他再度灰心失望，遂于1939年暑假期间离开学校。直至1944年，他才重新担任同济大学的校长。解放前夕，他拒绝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邀请，留在了新中国。1990年，经原卫生部长陈敏章介绍以百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社会高层人士提出，学校要全部实施军事教育，以培养学生扛枪上战场为主。徐诵明反对这一论调，并阐述道：“在抗战时期，最高学府学生应如何救国？不一定非拿枪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力量，也一样是救国。”他还亲自担任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支会主任委员，仅仅在1939年春，他就组织了大量抗敌后援活动。
1939年5月19日，徐诵明在为《一九三九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同学录》的题词中，明确提出了“复兴民族之基础在于教育”的观点。他指出，“于长期抗战中”“身受大学教育之青年”，当“为民前锋”“誓必尽逐倭寇，光复河山”，另外还要“作建国储才”，效力不可后人，而这对于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意义重大”。他还以《离骚》中的“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来勉励毕业同学。
他以西北联大为例，对于战时高等教育如何成为复兴民族之基础有完整而具体的思考。
徐诵明为实现西北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也对西北联大及“国立西北五校”展布西北、教化一方，服务当地文化与社会经济的使命作了最早的阐述。早在1935年12月，在大学西迁尚未大规模实施之际，他就与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商讨北平大学迁陕布局西北的计划，并派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刘运筹到西安考察。
1938年,西安临时大学南迁汉中以后，徐诵明又指出：“任何学校所在地，均当与文化中心及经济中心发生迅速联络”，以后又有“关中为吾国第一古都，南郑又为大汉发祥之地，缅怀先德，兴感既多，瞻念前途，孟晋益力，誓必尽逐倭寇，光复河山”的说法，意在让学校主动融入地方，成为关中或汉中地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担当起教化一方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