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道战》里的老鬼子山田，到《地下交通站》中的野尻队长，这些年活跃在抗日神剧中的太君们，名字是五花八门。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正常类和非正常类。正常类，确实是常用的日本人的姓氏，比如佐藤、铃木、山田、山本之类。非正常类姓氏，虽然有日本人叫这个名字，但放到中文语境里有点变了味儿的姓氏，比如犬养、野尻之类。
那么，到底是中国编剧们故意调侃，还是日本人确实在姓名方面确有槽点？
这就要从日本人起名字说起。明治维新前，日本百姓是没有姓名的。直到1875年2月13日，明治政府颁布最高级别的太政令，让每个日本人必须有自己的苗字，这是国民义务——史称《苗字必称令》。苗字，日语里也写作名字，但并不是中国人认知意义上连姓带名的名字，根据日本民法750条和790条的解释，在法律层面上，苗字被称之为“氏”；大众一般把苗字叫作“姓”。
1875年，为了体现明治维新中四民平等的思想以及便于管理国民——毕竟一个村儿两百人，喊一声太郎就跳起来一百二实在有点难搞——朝廷宣布，每个日本国民必须在一定的时间段里给自己取一个苗字。所谓“一定的时间段”，虽说是根据各地情况长短不一，但原则上不超过半年。老百姓懵了，毕竟活在十九世纪的农民弟兄终究还是有不少文化素质的局限，大多数人都想不出什么苗字，偶有想出的，那也都不是什么正经名儿。
最终，大家只能去拜托村长，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跑过去，拜托您老人家，给我想个苗字吧。
再有人，说好了四月一号交名字，到了当天啥都没想出来，眼看就要被抓去坐牢了，急中生智说道：今天不是四月一日么？那我就叫四月一日行不行？还真行，日本不但有姓四月一日的，还有姓正月一日的。总之，在这个想名字的过程中，日本劳动人民充分爆发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精神，敢想敢干地琢磨出千百万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苗字。
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群众对日本文化普遍存在各种误会，其中一个就是名字。但凡涉及日本的电视剧，里面的日本人叫什么的都有。大家普遍觉得，不管怎么排列组合汉字，它都可能是一个日本苗字，安在抗日剧里准没错。抗日剧里的日本名儿总体而言，编剧们在抗日剧里给日本人起名的水平，大抵不会超过明治年间的老村长们。
抗日剧里出现“犬养”这个苗字，大致可以追溯到《精武门》，里面蔡学富入籍日本后，给自己改姓叫犬养学富。这确实是一个日本正经存在的姓氏，比如曾和孙中山先生谈笑风生的日本前首相犬养毅。但中国人看到这个姓，第一反应九成九是一句骂人话——狗养的。这主要是因为中文是谓语前置，而日语则是后置。日语世界里，犬养的意思其实是养犬的人，再具体说来，是曾经有过一群给天皇养狗的人，逐渐地被以职业为姓，称作了犬养。
除去姓名之外，抗日剧里困扰国人更多的，可能是日本人说的那一口日语了。多年以来，中国观众对抗日时期日本鬼子究竟该说一口怎样的日语众说纷纭，抗日影视剧随着时代的发展，里面鬼子的那一口日语也一改早先的“死啦死啦”，越发接近培训班里的日语教材。不过，从历史的实际角度出发，当一位皇军士兵对你以死相要挟时，说死啦死啦的，都是正经日军，而说杀すぞ或者ぶっ杀してやる之类的，都是为了拍抗日剧而穿越过来的中二。
我们耳熟能详的“你滴，良心大大滴，他滴，良心小小滴”中的“大大滴，小小滴”的标准写法是多々的（たーたーでー，ta-ta-de）和少々的（しょーしょーでー syo-syo-de），原本指的是多和少，主要流行于华东地区。
此外，长期以来困扰广大中国人并在抗战剧中反复出现的“太君”一词，这个称呼的语源是“大人”，日语的发音为だいじん（daijin），被几个日语程度不超过N4的翻译官以乡土之音说了几十遍后，便很顺其自然地变成了“太君”，主要流行于华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