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蓝色，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天空、湖泊、海洋甚至宇宙。蓝色似乎象征着纯洁、冷静和理智。但是，蓝色的炸鸡？蓝色的面包？蓝色的米饭？san值在狂掉……图 | pixabay明明蓝色和食物分开看都是令人心情愉悦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却引发了反胃的体验……到底是什么引发了我们的厌恶情绪呢？明明理智上可以接受，但是直觉和生理上却无能，我们到底能否控制自己恶心的体验呢？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探索厌恶情绪的神秘之处。
为了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知道情绪（emotion）是什么，有什么特征，以及我们能否管理控制自己的情绪。研究者们提出，情绪有两个一般性的特征：首先，情绪是对当前环境的反应，因此情绪具有一定的适应功能；其次，情绪可以反应个体当下的状态和体验。拿厌恶情绪举个栗子，人们会自动地反感排斥腐肉，并因此感到恶心，这种厌恶的情绪使得个体远离腐肉，避免吃坏肚子。
研究者认为，像厌恶这样的情绪不同于神经反射，是可以人为管理和控制的。而情绪管理的方式一般有两种——第一种“直捣黄龙”式：期望通过改变情绪本身来管理情绪，比如通过习惯化的方式，多次体验同一刺激，直到最后“索然无味”。第二种则是“曲线救国”式：期望通过改进情绪体验的机制来管理情绪。比如通过认知重评的方式，改变对情绪事件的理解，be like：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
在大致了解了情绪和情绪管理后，我们再来看看“厌恶”这一情绪的特殊之处。“厌恶”是什么？感到厌恶是指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某物是肮脏的、患病的、腐败的、或令人作呕的。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特殊的情绪，我们可以从“输入”和“输出”两个视角来考察。
从“输入”上看，厌恶有以下四个特征：首先，能引发厌恶的诱因非常多，从客观世界的污秽之物到主观世界的道德观念，不一而足；其次，厌恶情绪的发展轨迹独特：三岁时，人类幼崽才会对最原始的刺激（比如腐肉，伤口，自己的尿布）产生厌恶感，到七岁时，儿童会发展出对违背社会或道德规则的行为（偷窃，抢劫，欺骗等）的厌恶；再次，建立厌恶的反应非常简单且迅速，对幼儿来说，只需要建立一次连接，无论是引发腹泻的某种食物，或是看到成年人对新玩具展现出厌恶的表情，都会让幼儿建立对特定食物或玩具的厌恶反应；最后，孩子会对什么事物表现出厌恶，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父母偏好的影响。
从“输出”上看，厌恶行为却不像“输入”时来的那么简单和多样化，面对不同的刺激物，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个体会惊人地表现出一致的排斥、清理或躲避行为。
短期上看，厌恶的反应模式会迅速、自动地出现，而且一旦出现，厌恶反应就很难停止或修正。就像你不会吃一块shi状的巧克力，或穿上一件杀人犯曾穿过的衣服。从长期角度上看，个体也很难通过受教育或习惯化来改变对厌恶的反应。
因此，之所以说厌恶是一种特殊的情绪，原因在于能引起厌恶的刺激丰富多样，但厌恶引发的反应机制却单一牢固。我们可以认为，厌恶是一种进化形成的防御机制：最初是为了保护个人免受“生物污染物”的侵害，但后来范围扩大到了“社会和道德污染物”。
厌恶有道德价值嘛？那么厌恶是否具有道德价值呢？也就是说，厌恶这种情绪除了可以保护个体免受生物污染的侵害，是否也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不道德的？
进一步的，是否能够恰当地指引我们的行为，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是不能容忍的，是绝对不应该做的？这一问题得到了广泛讨论。正方辩友认为厌恶有道德价值。理由如下：1、厌恶可以是一种道德上的恰当反应（比如对偷窃行为的鄙夷）。2、强有力的厌恶反应也表明：能让人产生厌恶感觉的事件，都是我们无法妥协的道德问题。反方辩友则认为厌恶虽然在道德领域有一定的适应作用，但是没有道德价值。
首先，如果将厌恶视为道德污染的探测器，信效度太低。这即是说，尽管有时发生了违背道德的事情，但个体却不会体验到厌恶感。其次，由于厌恶非常容易习得，也使厌恶很容易被恶意利用。比如，当被灌输了“某一种族是肮脏污秽的”这一观念以后，人们会很容易形成种族歧视。再次，即便厌恶反应在特定条件下是一个合适的反应，但它仍有可能是不道德的。
比如有实证研究发现“厌恶”和“非人化”之间的相关，即是说，被厌恶的人更容易不被当作人。
总的来说，厌恶之所以被认为不具道德价值，不仅是因为厌恶很难被修正、指向性不准确，更因为它可能会对目标进行妖魔化和非人化。梳理完正反双方的观点后，我们可以看出，反对者的理由不在于“厌恶本身缺乏道德价值”，而是“厌恶不可靠也容易带来道德上的伤害”。
所以，为了回答厌恶本身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这一问题，我们得先回答下面这样一个问题。厌恶能被人为控制吗？如果厌恶这种情绪可以被人为控制管理，那么大部分反对者的理由就不太具有说服性了。
文化和教育的作用从客观世界到主观世界，我们所厌之物，与其说是被精心挑选出来的，不如说是因为机缘巧合。正如在开头我们提到的发展轨迹，个体的厌恶情感的发展，更容易受监护人的价值观所影响，大众教育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另外，虽然文化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让人知道什么是该被厌恶的，但是由文化驱动也具有随意性，比如在特定文化下的“食物禁忌”就表明，我们很容易对没有生物/道德污染风险的事物感到厌恶。既然文化和教育的作用对事前的影响较小，那就让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事后——在人们获得了对某件事物的厌恶之后，要如何才能改变他们？
亚里士多德的习惯化策略习惯化的策略在厌恶的背景下，则是去尝试自己一开始就觉得恶心的事物（香菜、螺蛳粉），以此潜在地改变人们厌恶事物的范围。已有研究也发现，对“任职”一段时间后的新手父母和医学生来说，尿布和解剖课程变得更能接受了。
但是进一步对“尿布实验”进行思考，我们则会发现，新手父母只是对自己小孩的尿布的反应减少了，对别人家小孩的尿布依然持保留态度，这说明并不是厌恶行为本身改变了，我们并没有通过习惯化来改变我们的厌恶反应，而是通过间接路径影响了我们体验厌恶的方式。对尸体的反应也是如此，虽然可以冷静面对冰冷的尸体，但是医学生们仍然无法避免对温暖尸体的厌恶。
总之，对习惯化的实证研究表明，即使我们承认多次接触可以帮助我们纠正碰巧获得的厌恶敏感性，我们也必须承认，它最多只能带来非常狭隘的、来之不易的结果。
可能成功的策略试图通过习惯化来改变厌恶的策略失败后，关于改变潜在态度的研究，给厌恶管控提供了新思路。第一种是基于改变的策略，试图消除潜在的、会引起偏见的信念和连接。第二种是基于控制的策略，旨在提升个体的行为受内隐偏见影响的能力。
但，基于改变的策略，很难搞。原因在于基于改变的策略需要依靠暴露和习惯化，但前文就提到了暴露和习惯化对于厌恶而言并不管用。基于控制的策略，就很ok，通过认知重评和预设自己的反应和体验，就能减缓厌恶反应。在认知行为疗法治疗强迫症上的成功也为这种策略提供了支持。
最后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厌恶情绪具有道德价值吗？当然有，厌恶表示我们对背离道德行为的反感。不道德行为会像腐肉一样引起我们的不适，不仅彰显了我们对不道德行为的态度，也减少了我们做不道德行为的可能。但同时，我们也需警惕厌恶反应的潜在危害，一旦建立了不恰当的连接以至于引发歧视等行为，则需要我们采用间接的形式对其进行“再教育”，增强自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