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至24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COP15”）在昆明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主办如此高规格的多边环境会谈，而COP15将制订一份未来十年的路线图——确定直至203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和方向。
2015年，法国作为主办国促成了历史性的《巴黎气候协定》达成，该文件是人类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国际法律文本，确立了2020年后的全球气候治理格局。“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草案发布后，联合国的新闻稿称：“‘巴黎协定式’的昆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草案出炉”。这场会议以及即将在该会议上讨论的关乎下一个十年的行动框架，真的会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巴黎时刻”吗？
地球正面临着迄今为止生态系统和物种灭绝最为严重的威胁。2019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发布了迄今为止最全面、也是第一份经各国政府联合认可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报告，指出人类“严重改变”了地球四分之三的陆地表面，并有100万物种濒临灭绝，而且许多将在几十年内灭绝。
作为对生物多样性问题的回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1988年11月召开了生物多样性问题特设专家工作组会议，探讨是否需要一个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到1991年2月，特设工作组已成为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并在1992年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协定文案，该公约于同年6月5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地球高峰会议）上开放供签署。
该公约的三大目标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分享遗传资源带来的好处。迄今，已经有196个国家签署该公约。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缩写为“CBD”）的制定中，10年是一个周期。每10年，缔约国将设定一揽子目标，然后在接下来的10年里去执行。2020年是新的10年的起点，而昆明主办的COP15恰好站在了该重要节点上。
经过两年多的讨论后，今年7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了“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第一份正式草案，以指导到2030年全球如何为保育和保护自然而应采取的行动。这份框架经过在线谈判期间进一步完善后，将提交给CBD的196个缔约方，然后在昆明COP15会议上审议。
该框架提出了21项目标、10个里程碑。
主要目标包括：至少30％的全球陆地和海洋区域，尤其是对生物多样性及其对人类的贡献特别重要的区域得到保护；进一步将外来入侵物种的引入率降低50％，并控制或根除这些物种以消除或减少其影响；将流放到环境中的富营养物质至少减少一半，将杀虫剂减少至少三分之二，并消除塑料废物的排放；通过基于自然的方法，每年至少为全球气候变化减缓工作作出相当于减排100亿吨二氧化碳的贡献等等。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工作组联合主席、文件主要起草人之一巴西尔·范·阿弗尔认为，昆明大会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其是对人类保护自然的路线进行一次“总修正”。他说，这些目标是基于最新的科学结论，比如其中一些目标一旦采用，会对全球农业生产方式产生显著影响。
前述IPBES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项目的负责人之一、阿根廷科尔多瓦国立大学的生态学家桑德拉·迪亚斯在回复我们的邮件中写道，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直接驱动因素包括土地利用和海洋利用的变化，其次是对生物的直接捕杀（包括狩猎、捕鱼等）、气候变化以及污染。“我认为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清楚地指出了这些因素。但是，如果所有涉及的有关部门不能拿出足够强有力的决心，去应对这些根本驱动因素，我们将再次失败。”
IPBES主席罗伯特·沃森也对这些目标表示支持，但他警告，其中一些目标不切实际、难以衡量。“总的来说，新的草案认识到了所有关键问题。问题是，各国政府能否制定相应的本国目标以及监管和立法体系，使参与者、特别是公司和金融机构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些担心，与该公约上一个十年的失败经历有关。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在日本爱知县举办，会上提出20项“爱知目标”，目的是解决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包括森林破坏、污染、过度开发、气候变化等，并同时提升公众意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促进性别平等，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各国政策制订计划中。
然而，2020年9月，距离爱知会议恰好10年之际，联合国发布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却指出，当初定下的20个“爱知目标”没有一个完全实现，只有6个目标部分实现。所谓部分实现，是指目标至少实现了一个要素。
李硕在接受我们采访中表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健全性、有效性，各个国家参与的兴趣、政治意愿，都与气候公约存在天壤之别。如今，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各国政治和企业议程的一部分，是全球环保问题上最受关注的议题，但生物多样性得到的关注远远不及气候变化。
在新的框架中，制定者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给出更多的量化指标，但其并未彻底解决。比如，在最新版的公约框架草案中，一个行动目标是：确保采取积极的管理行动，从而能够恢复和保护野生和驯化物种的物种和遗传多样性……有效管理人与野生物之间的互动，从而避免或减少人与野生物之间的冲突。这些同样难以量化。
除了目标本身，桑德拉·迪亚斯还指出，“爱知目标”一个主要的缺陷是，其中几个目标的可追溯性很差，在制定和实施跟踪这些目标的指标上，又耽误了很多时间，而且有些指标从未真正实施过。因此，最新制定的目标有了一些可以量化、操作的条款，包括30×30目标，即2030年之前至少要保护30％的陆地和海洋。
在生物多样性何去何从的关键路口，于中国昆明举办这一国际会议也被赋予更高的期待。“我认为中国在外交上处在一个独特位置。”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工作组共同主席之一巴西尔·范·阿弗尔表示，中国的一个明显优势是能更容易说服一些仍持保留态度的发展中国家。
专家认为，作为主办国的中国还可以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进程贡献独特创新。比如，IPBES在报告中提到中国的坡地改造计划（也称“退耕还林”），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造林活动。该计划通过向农民支付一定费用，鼓励他们在自己土地和退化的土地上植树。该计划目前已经让1500多万公顷的退化农田和1700万公顷贫瘠山地覆盖上了自然植被。
今年7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UNSDSN）执行主管吉多·施密特-特劳布（Guido Schmidt-Traub）与生态环境部下属科研院所、中科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国家科学评论》上发表论文指出，中国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其中的生态红线制度，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其中，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可以同时实现气候、生物多样性和荒漠化治理目标的一个融合工具。
中国作为主席国，面对这样一个积弱已久的公约，最终如何评估其表现？李硕认为，这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在这次会议上能够给该公约带来怎样更深刻的变化。他建议，在“昆明目标”达成后，各国应在最短时间内制定国内战略，逐一回应、兑现昆明目标的计划。对此，李硕有一种谨慎的乐观。而穆雷玛坚信，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协议将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