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现在面对的主要危机之一，但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这对中国而言并不是危机，而是“利好”，包括“极有可能重现汉唐时期的气温，黄河流域大量恢复植被整个北方降雨量大幅增长，大量的戈壁和沙漠变成宜居的土地”、“云南大象北迁是瑞兆，说明现在的气候更像汉唐时期了”，云云。不过，这些美好的期待，真的能成真吗？
2021年中国北方频发的自然灾害包括最近山西的洪涝，都告诉我们，气候变暖并不如他们想象中那么美好，反而会带来更多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中国北方尤其西北地区更是首当其冲。
研究者认为，在隋唐时中国曾有一个相对暖期，但到底暖到什么程度仍有争议。
例如，从北京大学王绍武教授提出的东部温度变化曲线来看，1000年前的气候并没有显著高于今天；而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葛全胜则提出，近两千年来少部分年代平均气温可能比今天高，但也只是高个零点几度。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吕鹏对果壳（Guokr42）说，隋唐时期气温可能会比现在稍微高一些，但不会离谱到整个北方气候都像现在的江南地区一样温暖湿润。
可以肯定的是，隋唐时的暖期和现在的气候变暖，性质非常不同：如今的气候变化不再是“自然规律”，而是人类行为导致，并且增温速度远比过去快。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指出：过去十年中全球气温比1850~1900年平均高出约1.1℃。最近40年的每个10年都相继比1850年以来此前任何的10年要暖。
自1970年以来，全球表面温度的上升速度超过了此前2000年来甚至更长时间里的任何时候。当下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达到过去200万年的最高水平。也就是说，当下的大气和气候变化特征，已经和隋唐时期不具可比性了。
“气候变化利好中国”的文章认为，沙漠植被增加是因为气候变暖、降水增加，但其实并非如此——沙漠变绿洲主要靠的都是人为努力，即使降雨增加对此有益，作用也非常有限。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周天军研究员此前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表示，就新疆地区降水来说，整体呈增加趋势，其中以夏季最为显著，中心值每10年增加2.5%-3.5%；但进入21世纪以来，变化平稳、增加趋势不如前期显著。周天军强调，由于该地区气候态降水量本身很低，新疆干旱气候的格局依然不会改变。
甘肃省气象局总工程师、中国气象局干旱气候变化与减灾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张强也表示，西北地区降水确实在增加，但降水增加十分有限。他对果壳说，近几十年来，我国的植被建设和气候变化是同步进行的，并不能判断是人为因素还是环境因素占据主导。我们抓住了这样一个机遇、付出了艰苦而持续的努力，才营造了植被恢复、生态向好的结果。
至于一些荒漠河流“复活”，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荒漠与绿洲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亚宁曾在《知识分子》的采访中提到，最近，一些断流河道下游过水、湖泊“复活”，主要是近20年人工生态输水所致，并不像许多自媒体文章所夸大的那样是由于“当地气候改变、降水增加、沙漠变塞上江南”。
也就是说，无论是中国西北地区的植被恢复，还是水资源的改善，主要都要靠我们的生态工程建设。
这些改善显然不是坐等气候变暖能够实现的。象群迁移同样不足为据。部分文章以亚洲象分布变化来论证古代到今天的气候变迁，但这个论据也并不可靠。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技考古中心的吕鹏副研究员向果壳介绍，历史上亚洲象的自然分布确实可以抵达黄河流域，但近两千年来亚洲象栖息地向南缩小并非完全因为气候，而是有很多人为因素。象的栖息地缩小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田开垦，同时也与人类对象牙制品的追求有关。
换言之，近两千年以来的亚洲象南迁，并不能证明我国气候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环境变化没有影响，只是人类活动占据了主导性影响。抛开人类的影响、只考虑温度这一指数的话，即使明清时期乃至今天，亚洲象也是有可能在淮河流域以南的地区生存的。至于今年云南象群北迁的事件，象群本来就有迁徙的习惯，当下证据并不能证明这次象群北迁是气候变化主导的。气候变化会带来更多灾害。
根据网上某些文章的说法，现在的气候变暖将带来湿润温和的环境。但现实根本没那么美好：气候变化会带来更多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
比如说，随着气候变暖，降水的时空分布比过去更加不均匀了，今年河南、山西等地的极端降水和甘肃等地的旱情就是例子。降水的极端化可能会在某一区域造成一段时间的持续干旱，而又一段时间是强降水，造成同一地区在同一年中旱涝灾害并发。
周天军研究员提到，21世纪以来，新疆的强降水事件也明显增多，暴雨日数每10年增加12%，暴雨量每10年增加了13%左右。张强表示，我国北方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是重要的气候敏感区，气候变化对这些地区的影响会更明显。比如目前西北地区的沙尘暴虽然总的频次在减少，但持续性却更强。
而祁连山等地原本可以通过雪山融水来平衡降水分配、保障水分供给，但目前气候变暖背景下，夏季雪山冰雪融化速度加快，更容易诱发融雪性暴洪。
从农业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旱涝灾害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干旱等气候也容易催发病虫害，进一步影响农业生产。此外，气候变化背景下，台风、高温热浪等气象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程度也会相应增加。不能陷入环境决定论，人的行动才是关键。在历史上，气候变化和社会发展确有一定联系。
例如葛全胜等人对我国历史时期的气温、战争和旱涝事件进行过统计，发现社会变迁总的来说具有“冷抑暖扬”的规律。历史上，经济发达、人口增长往往出现在百年尺度的暖期，而在气候由暖转冷时，更容易出现社会动荡。
葛全胜指出，与暖期相伴的社会快速发展会增加社会对资源、环境的需求压力，导致社会脆弱性加大。而在气候转冷时，农业生产受到影响，脆弱性增加的社会就更容易陷入危机。但社会发展并非全然由气候决定。
吕鹏强调：第一，气候变化本身不直接决定一个王朝的衰败；直接影响人类生产生活的，是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第二，王朝兴衰本质上是人来主导的，如果有很好的社会系统来抵御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就未必能使得这个朝代走向衰亡。更何况，随着技术进步，现在人类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已经比古代提高了许多。正如吕鹏副主任所说：“同样环境下，人类的不同行为会造成不同的结果，我们一定要避免陷入‘环境决定论’，而忽视了人的力量。
环境只是地球搭建的一个舞台，而表演好不好，取决于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