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一致通过将“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泉州成为继平遥古城和丽江古城之后第三个以城市名义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城市。世界遗产大会指出，泉州项目见证了中国长期矗立世界舞台中央的辉煌，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盛，见证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
10—14世纪，世界海洋贸易迎来一波大繁荣时期，在西方概念的“大航海时代”出现之前，中国是最出色的海洋国家之一，泉州的地位无异于今天的纽约或上海。因为当时的刺桐港是名符其实的东方第一大港。唐朝中后期，由于政局、税率等因素的影响，连接东西方的商道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客观上推动了东南部港口城市的发展。新的对外贸易形态成形，海路的优势日渐显现，处于中国东南沿海核心位置的泉州，终于站在了大时代的风口。
罗马不是一天建造起来的，宋元时期的泉州也不是一天内就崛起的，而是与三次北方大移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八王之乱”发生后，晋人纷纷衣冠南渡，给闽越地区带来先进的文化与技术，泉州境内的两条江河分别被命名为“晋江”和“洛阳江”，可以称其为不忘初心的范例。唐代实行靖边政策，陈政、陈元光父子率众自河南固始南下泉州、漳州。唐末，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带领万人入闽，北方士族南迁带来了中原文化。
王氏入闽“招怀离散，均赋缮兵”，30年间，一境晏然，良好的社会环境与经济发展潜力吸引了大批北人南迁。
徜徉在泉州古城的小巷中，随处可见“南阳衍派”“燕山衍派”“九牧传芳”“汾阳传芳”之类的门楣题字，流行于福建南部、台湾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的闽南语与南音、南戏，至今保留着中原古音的读法。南宋偏安江南，海上贸易成为国库的主要来源，泉州的地位愈加重要，不少名门望族举家落户于此。随着经济的繁荣，北宋中期，泉州人口已有20万户，到南宋时高达25万户，总人口以百万计，堪称世界级的大城市。
守望与开放是观察泉州文化的两个视角。作为崇尚“爱拼才会赢”的移民城市，开阔的全球视野与海洋意识反过来助推泉州人走向海洋，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在今日的东南亚，仅泉州籍华侨华人就有750万之众；另外，在台湾的汉族同胞中，泉州籍占了44.8%。重商意识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观念变革，宋元时期的泉州人不再把自给自足的消费作为生活目标。在与外来族群的贸易交往中，海纳百川成了泉州城市性格的重要特征。
百越文化、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撞击与融汇，给边缘之地的泉州带来先进的社会文明，让泉州港迅速成长为朝廷眼中的经济特区，带来近400年的繁荣景象，写下福建历史最辉煌的一页。
在这里，不能不提及两处外贸商品生产遗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体现出长江以南冶炼业的技术特点和组织结构，泉州铁制品通过海洋商贸走向世界。
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的专家在发掘研究中确认，遗址同时存在块炼铁、生铁冶炼两种技术体系，冶炼垃圾以板结层方式处理的办法为国际上首次发现，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一笔，也从一个角度揭示了中华文明对人类的重要贡献。显示出海洋贸易推动泉州制造业蓬勃发展最具说服力的还是德化陶瓷产业，在泉州发现的74处宋元窑址中，德化一地就占了42处。
德化瓷器以“中国白”著称于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出口的泉州商品中，德化陶瓷的数量无疑是最大的。
不能不提及的还有两座跨海大桥：始建于1053年的洛阳桥和始建于1138年的安平桥。由于跨越波涛汹涌的海面，工程耗费巨大，建设相当艰难，前者用了7年时间，后者更是用时13年之久。
两桥堪称中国古石桥双璧，蔡襄主导建设的洛阳桥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跨海桥梁，首创筏型基础、养蛎固基，是世界上把生物学原理应用于桥梁工程的先例。安平桥长达2255米，俗称五里桥，是世界中古时代最长的梁式石桥，被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誉为“代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经济实力的增强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宋代泉州城历经八次修筑，元代则把罗城南扩至江边，与翼城相连，使城周增至30里。
北宋时期，泉州的港区已从城南江滨逐步向晋江入海口的后渚方向延伸，建成了可以停靠更大型商舶的江口码头。1127年，泉州港与广州港并驾齐驱。1220年，泉州港超越广州港，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海港。
走在泉州古城的城南片区，仿若时光倒流。
连绵的红砖大厝，紧闭的传统木门，残旧的西式窗台，拐过一个街角，境主小庙前燃着一束香，骑楼下的老人做着老街坊的小生意……这缓慢的节奏与萧条的街市，换在宋元时期，却是光明之城最高光的中央商务区。北宋时，市舶司尚设城外，南宋时扩建南城门，便于商船货物直接进出城中。元代时，城南形成规模可观的番坊，为波斯、印度、阿拉伯、东南亚等地的外来人口聚居之地。
为了解决外国人子女就学问题，官府还设立“番学”，类似今天的国际学校。这个街区至今还叫聚宝街，其中的青龙巷曾经银号林立，堪称当年的金融街。
列入世界遗产的德济门遗址就在城南片区。这处1948年毁于火灾、2001年经过考古发掘重见天日的遗址，展现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建筑，壕沟、拱桥、城墙清晰可辨，修城官砖、碑刻上留下了时代的印记。最珍贵的是出土的13、14世纪印度教、基督教、犹太教等宗教石刻。
泉州是全国发现印度教寺遗存的唯一城市，石碑上的泰米尔文表明，当年的聚宝街一带，活跃着大批来自印度南部的商人。可以想象，城南片区中的车桥头一带，古时外国人摩肩接踵、车水马龙的情景。交易的商品包括奇珍异宝、丝绸、香料、茶叶、瓷器、药材等。“一城之地，莫盛于南关。四海舶商，诸藩琛贡，皆于是乎集”。
时间的年轮转到了元代。谁也不曾想到，在马背上打下江山的蒙古人，比宋人更加彻底地支持海上贸易。
《元典章·市舶则法》明确，任何官员、商人都可以从事海上贸易。1278年，元朝统治者顺应民心，下诏制封林默娘为“天妃”，泉州妈祖庙易名天妃宫，从此成为庇护航海安全的主神。元代海外贸易再度进入大发展阶段。偏安海隅的泉州，梯航万国，四海舶商，跃居世界大港之首。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泉州的人文性格得到了最好的历史锤炼，形成了敢于冒险、兼容并蓄、重利求义、恋乡崇祖、爱拼敢赢、输赢笑笑的敢为天下先精神，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繁华都市，万商汇聚，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文化又反过来与经济互动，反映在宋元泉州，那就是众神共欢、香火缭绕、丝竹相和、书声朗朗。世界上的重要宗教几乎都能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获得尊崇。
当然，所有神的眷顾都伴随着人的奋斗。如果恰逢每月农历廿六“勤佛日”到访开元寺，你一定会为人山人海的祈福场面所震撼，朱熹所言“此地古称佛国”一点不假。开元寺是福建最大的佛教丛林，寺中有一棵中国最老的千年古桑，大雄宝殿悬挂“桑莲法界”四个大字，与众不同。开元寺内的东西塔既是中国石塔的代表，也是泉州古城的标志。
在明代发生的震级达到八级的泉州湾大地震中，市区民房倒塌无数，唯东西塔巍然屹立，毫发未损，不能不说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
2004年11月，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应邀到泉州参访，金大侠在此趟文化之旅中最兴奋的莫过于参观草庵摩尼教寺。摩尼教是唐时随波斯商人传入中国的，后在泉州以明教名义转入民间活动。
晋江草庵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元时当地人士以佛礼之，捐刻摩尼光佛造像于石壁，晋江草庵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摩尼教寺遗迹。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描述过明教，曾被人讥为胡编乱造、随意杜撰，这一次，他终于找到了回驳的证据。
泉州可以说是保留中国古代伊斯兰教史迹最多的城市，据统计，全国出土的伊斯兰教石刻，仅泉州一市就占了70%左右，其中最出名的当属涂门街头的清净寺，该寺又名艾苏哈卜清真寺，名列“中国十大名寺”之列，自1009年建立至今，栉风沐雨超过千年。元代泉州有清真寺六七座，可见当时居住于城中的阿拉伯人数量相当之多。
除了宗教，众多的民间信仰也是泉州文化的一大特色。
泉州籍人类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认为：“在传统国家的这一别致的边陲，文化多元曾达到的程度，大大出乎习惯于将传统国家与封闭社会对等看待的学者的意料之外。”开放包容，相互尊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泉州古老的和平精神给予现代社会的深刻启示。涂门短短一段街区，不同宗教的寺庙可以相邻而居几百年。这一独特的城市文化景观，让人感慨万千。联合国的目标不也是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的和平共处、和睦共荣？
而这，在宋元时期的中国泉州已经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