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身经百战的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那么害怕一枚小小的针头。小时候我身体素质不太好，两岁以前，我妈常在枕边放一个小褥子，只要我半夜一起烧，她小褥子将我一包就往诊所跑。90年代，小城市里会有很多“名医”诊所，抗生素滥用是很严重的，只要发烧，到了诊所免不了挨上一针——烧得低了肌注，烧得高了打吊瓶，一年四季我总有那么几天会在诊所里挨针。
大一点的时候我住在姥姥家。姥姥抱不起来我，一旦我生病，姥姥就会打电话叫大夫到家里给我打针。有时候夜里灯光昏暗，再加上我血管比较细，往往一次扎不准位置，得拔了重新扎，最高纪录是挨了7针我才顺利输上液。密集的扎针“训练”，让我4岁的时候打针就已经不哭了，只会可怜巴巴地请求家人给我买一包狗牙锅巴。
上小学后，每次去诊所我甚至都会给自己开药——今天咳嗽，需要打“先锋”；明天是荨麻疹，来针“扑尔敏”……直到后来，常去的一家诊所因有小孩打针发生严重药物过敏不治身亡被查封，我的“打针史”才算告一段落。但好景不长，我又因为一张显示“心率188次／分”的心电图报告被请进了省城的医院。具体的病名我已经忘了，只记得需要配合医生做一场先天性心脏病的微创介入手术。
当时我爸告诉我，我的心脏比别人多了一个小孔，医生把小孔堵上后我就可以痊愈了。
术前检查的几天里，我已经记不起自己挨了多少针，反正一天到晚都在被扎，一会儿抽血一会儿皮试，每一针我都强忍着没有哭。到了手术台上，忍过局麻针头的疼痛后，我的肩膀和大腿根部分别被扎了一根巨长无比的“针”。这两针并不疼，但是感受着它们一段一段地插进动脉，想象着它们在身体里游走、到达心脏，我终于绷不住眼泪，悄悄地哭了。
手术结束时，老教授夸我：“小朋友坚强得很呢，一声都不哭。”直到拿下面罩才发现我满脸是泪，“哎呀，还是哭了呢”。
心脏手术之后，我的身体素质似乎变好了，很少再生病打针。即使有一次不明原因高烧一周，医生也只让我抽血化验了一下，没有让挂吊瓶。就这样，我生龙活虎地蹦跶到了读高中的年纪。可万万没想到，一次体检抽血，让我成了全年级的名人。高一开学第一周，学校组织体检，其中有一项是抽血。从知道体检有抽血开始，过去挨针的心理阴影就像一条冰冷的毒蛇缠绕着我，它咝咝吐着信子，我的身体不自觉地紧绷着。
我磨磨蹭蹭把其他项目都做完了，最后才去抽血。我凭感觉，在一个看起来比较温柔的护士面前坐了下去，伸出胳膊。当护士把注射器从塑料包装里取出来、摘掉针帽露出针头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全身汗毛都立起来了！我尽可能地把头往后扭，不去看针头是怎么刺破我的皮肤、扎进我的血管、并抽走我的血液的。几秒后针头拔出，我的手已经冰凉了。我一手按着棉签，一手拿着体检表格长舒一口气，起身准备回教室。
可还没走出房间，我耳朵突然像被堵上了似的嗡嗡作响，眼前的景象也开始一会儿泛白一会儿泛黑，胃里翻江倒海，并逐渐开始出现胸闷、呼吸困难……
我倚靠在门框上，目光呆滞地看向排队的同学，最后眼神锁定在一个刚和我说过话的女孩身上。我也不想直勾勾地盯着别人看，可是眼睛已经不听我使唤了。女生白皙漂亮，人也温柔大方，这会儿被我盯得满脸疑惑。我大口喘着气，试图通过呼吸舒缓一下症状，说句“我没事”，结果话还没说出口，眼前瞬间一片漆黑……我失去了意识。以前总在电视里看别人晕倒，以为晕倒就是强制睡了一觉。可自己晕倒后才知道，晕倒是被大脑偷走了时间。
在眼前一片漆黑的那一瞬间，我努力睁开眼睛，试图再次看清眼前的姑娘，而我也确实“做到了”——在我的意识里，黑色的世界只持续了两秒钟，就逐步退却。但眼前的宿舍架子床、已经消失的漂亮姑娘、和一种穿越的荒谬感告诉我，事情没那么简单。同学见我醒了扶我起来，用自己的饭盒给我倒了一盒温度正好的水。
我这才知道，在我以为的两秒钟里，自己一头栽倒，同学们尖叫着包围了我，医生跑来检查了我的情况，班主任慌张地叫来两个男生架起我的胳膊，在和医生确认后艰辛地把我转移到了一楼一个本班的女生宿舍里……这一切，远远不止两秒。
“当天下午，高一30班一个大高个因为晕血一头栽倒”的消息演化成至少三个版本在校园里传播开来，而只有当事人我知道，这次晕倒和血没有关系。不是晕血也不是过敏，我居然是“晕针”。
小时候看《炊事班的故事》，第一次知道了“晕针”这个词，却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变成剧中人，不同的是，角色小姜是装的，我是真的。出于自尊心的缘故，我向家人轻描淡写地讲了这次晕倒事件，我妈也没有过多追问。但随后我发现，自己对扎针的恐惧远不止自己挨针这一件事——看别人打针我也会胸闷心慌，甚至电视上播放的打针画面都会让我呼吸急促。
我知道，这次晕针绝不是偶然。果不其然，高三去省城参加艺考，我又中招了。高三春节之前，我16岁，为了展现自己有多独立，硬是不让家人跟着，和同学扛着大包小包坐上了去省城的火车，结伴参加艺考。同学们在一起自然是放松得多，考试结束后大家一起逛省城的花花世界，徒步走了好几个街区，串了三个夜市。一顿胡吃海喝后，我半夜又发着烧滚进了附近的诊所，挂起了吊瓶。
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流程、熟悉的针头型号让我准确预判了疼痛程度，护士行云流水般扎完针完回到了操作间，送我来的同学打着哈欠准备出门买早餐，就在他后脚刚踏出玻璃门的一刹那，我“噗通”一声从凳子上摔了下来。问诊台后面的医生一个鲤鱼打挺弹跳到我面前，在他第二遍和朋友确认我过敏史的时候，我伸出湿冷的手拉住了他的胳膊，摆摆手解救了面色惨白的朋友。“医生，我晕针……”
这次我没有彻底失去意识，只是强烈的恶心和胸闷让我暂时失去了平衡，难受到极致的时候眼前白了一下，随即就渐渐恢复了。也是这一次，医生严肃地告诉我，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以后打针要记得先跟医务人员说明自己的晕针史。
自那之后，每次因为各种原因需要扎针前，我都会郑重地告诉医务人员我有过晕针史。然后我发现，只要我说出这句话，眼前的小护士大概率会微微一笑，然后回头大喊：“护士长，这有个晕针的，你来吧。
”之后我就会被请到一个舒适的凳子或床上，享受护士长亲自扎针的待遇。实在没有条件的地方，给我打针的护士也会轻柔很多，他们都会和我聊聊天，问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问题，甚至还有人会让我讲讲第一次晕针时的经历。在聊天互动中，针头就已离开我的身体，完成使命。
说来也奇怪，自从被“特殊对待”之后，晕针一次都没有出现过，害得我每次打完针不管晕不晕都要坐旁边休息一会儿，以显示自己确实有些虚弱，害怕别人以为我是为了“搞特殊”而谎称晕针。
如今，我依然不敢看自己或者别人打针的过程，电视里出现接种疫苗的画面我还是心中一紧，马上闭上眼睛，但是晕针的症状似乎再也没有找上门来。今年接种新冠疫苗的时候，临时接种点不太富裕的条件和后面待接种的长队都让我不想再搞特殊。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两次接种我都咬了咬牙，没有和护士说我的晕针史，从坐下到起身不过一两分钟，胸闷气短的感觉没有再出现。
也许是长久以来护士长们对我呵护有加，也许是年龄的增长让我拥有了更成熟的心智，也许是社会的风霜让我无暇去害怕一枚小小的针头，我好像正在慢慢痊愈。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那些愿意和我聊聊天的医务工作者们，让小小的针头不再成为我心头巨大的魔障。至于高中那个漂亮的姑娘，很遗憾，没有后续。且不说老师们三令五申高中阶段不能早恋，更别提那惊天地泣鬼神的晕厥让我直接丧失了三年择偶权。更重要的是，我也是女生，取向为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