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你刚刚经历了一场海难，沉船后，你和剩余的30位幸存者流落到了一个荒岛上。一个双腿受伤的男人不得不靠其他人帮扶行走，这时人群里出现了一个声音：“把他丢这儿吧！我们吃的喝的也没那么多，干嘛还要带着个累赘？”随即出现了更多附和的声音，搀扶男人行走的人一脸焦虑和慌张：“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能丢下他！”也有人赞同，不该就把他丢在这里等死，这太残忍了。
你看向船长，他沉思着，似乎正在做一个最终的决定。这时的你，会选择：劝说丢下受伤的人，还是主动帮助受伤的人？如果此时的选择，跟最终的结局息息相关——是大多数人都能活下来，还是只有极个别的人能幸存。你会选什么呢？
互帮互助，还是人吃人？一群人沉船后在海上漂流或者流落荒岛，往往会形成与世隔绝的小社会。当一切只为了活下去，陆地上的规则就完全不适用了，可能会出现大量的谋杀甚至同类相食。
1820年，美国捕鲸船“埃塞克斯号”（Essex）因遭到抹香鲸袭击而沉没，剩余的20名船员被迫挤上了几艘小船。在海上他们遭遇了严重的暴晒、脱水和饥饿，幸存者不得不吃掉死去的船员的尸体。当这也不够的时候，船员们开始抽签决定谁被牺牲。最后只有8名船员幸存，当最后一位获救时，已经有7名船员的尸体被吃光。不过也有比较幸运的全员幸存的情况。
1855年，轮船朱莉亚·安（Julia Ann）从澳大利亚开往美国，撞上了珊瑚礁而沉船，有5人在这场事故里丧生，剩余的51名幸存者流落荒岛。船长以身作则，组织全员通力合作、保持情谊。大家搭风箱，修小船，找到了淡水、椰子和海龟蛋。后来一些人自愿冒着生命危险出海求救，让所有幸存者都活了下来。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来自耶鲁大学社会与自然科学系，还是最高学术等级的斯特灵教授。
他对沉船事件充满了好奇：这么多沉船后海上漂流、流落荒岛的事件，为什么有的会自相残杀，有的却互帮互助全员幸存。那些成功做到大部分人幸存而不至于自相残杀的案例，到底有什么特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和研究助理查阅了wrecksite.com网站，这个网站记录了全世界的所有沉船事件。
他们将沉船的时间限定在1500年至1900年之间，得到了8100多个沉船事件，然后再提出一些标准来缩小范围——沉船事件后，有19个以上的幸存者在陆地上至少停留了60天，并且至少有一个人最终获救并能讲述整个故事。这样筛选后，他们就得到了20个沉船事件。
通过分析幸存者的叙述，克里斯塔基斯发现，表现最好的群体有以下共同的特点：拥有非常优秀的领袖，其表现形式是温和的等级制，且不存在任何残暴的因素；幸存者之间相互友爱；群体成员善于合作并有利他主义精神。克里斯塔基斯还找到了一个完美的例子。
在对比沉船事件的过程中，克里斯塔基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这是在同一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两个沉船事件——“英弗科尔德号”（Invercauld）和“格拉夫顿号”（Grafton）。两艘船的幸存者们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他们的结果也截然不同。“英弗科尔德号”有19人登上了岛，挣扎一年后只有3人获救；而“格拉夫顿号”所有5人上岸后，两年后全都活着离开了。
这是为什么？先来看看不幸的“英弗科尔德号”。
“英弗科尔德号”是1864年5月11日在新西兰奥克兰岛西北部一个险峻的海湾中失事的。短短时间内，整艘船就支离破碎了。25人中的19人游出了船，然后爬上了一个满是岩石的海滩，旁边就是高耸的悬崖。他们都受了点伤，鞋子也不见了，费了好大力气才从海里打捞起一些压缩饼干和咸猪肉。因为缺乏食物，他们留下了一个虚弱的男性和一个看护在悬崖底下，剩下的人设法艰难地爬到了悬崖顶部。
幸运的是，他们很快抓到了一头猪作为食物。看护者随即丢下了病人，让他在悬崖底下等死，自己爬上了悬崖。这样的初始行为，为“英弗科尔德号”幸存者的集体命运奠定了基础。
尽管一开始缺乏物资，但幸存者们在一个月内就发现了海豹猎人住过的小屋，以及早期欧洲殖民者留下的定居点的遗址。然而在整个过程中，太过虚弱的人或受伤无法行走的船员都被遗弃了。
最终获救的三人里，包括船长乔治·达尔加诺（George Dalgarno）。除了一个名叫罗伯特·霍尔丁（Robert Holding）的资深水手之外，所有级别较低的人都死了。船长达尔加诺似乎只关心自己能不能活，并没有尝试（或者说是根本没有能力）树立起权威，也无法领导幸存者们。在一开始就丢弃受伤的伙伴后，“英弗科尔德号”的船员普遍都抱着“只为自己”的态度。
最后的幸存者霍尔丁声称，当时甚至有人攻击并杀死其他船员，并吃掉死去船员的尸体。
而另一端的“格拉夫顿号”，呈现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格拉夫顿号”的失事时间比“英弗科尔德号”早了四个月，失事地点在奥克兰岛的南部。共有5名男性船员，船长是托马斯·马斯格雷夫（Thomas Musgrave），大副是弗朗索瓦·爱德华·雷纳尔（François Édouard Raynal）。
在沉船事件发生时，大副雷纳尔正在生病，并且病得很重。然而失事后，其他人并没有放弃他，而是用绳子将他和其他物资转移到了岸上。虽然人不多，但他们打捞上来丰富的物资。研究者克里斯塔基斯认为这一点非常关键，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的明显的利他主义行为，非常有助于团结和激励所有幸存者，激发他们的合作和互惠关系。这与“英弗科尔德号”将病人直接丢在悬崖下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个月后，船员基本在船上安顿了下来。
船员们特地票选出了一个“领头人”，职责包括“以温和的、坚定的态度，维持秩序与和谐”，甚至提议如果有必要可以更换领头人。大家一致票选了船长马斯格雷夫，在接下来的十几个月里，马斯格雷夫也一直担当领头人。大副雷纳尔也是经验十足，他指导船员们建造小屋、风箱、锻造炉，甚至还做出了鞋子。在滞留在奥克兰岛的这两年里，雷纳尔陆续制作了棋子、多米诺骨牌，甚至还有扑克牌。
船员们也互相教授外语（船员都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数学。优秀的领袖以及温和的等级制度，让船员们能够协同合作，尽管他们之间也存在一些小分歧，但这个群体依然有强大的凝聚力。
然而有一段时间，船长马斯格雷夫也生了病，为了不让大家等死，他们决定派出三个人划着一艘修好的小艇出海求救，马斯格雷夫也在其中。三名船员找到救援人员后，便返回奥克兰岛，救出其余两名船员。
值得一提的是，救援船的船员们搜索整个奥克兰岛，还发现了一具尸体。他是“英弗科尔德号”船长达尔加诺的二副，因为腿部受伤，便被船长抛弃然后饿死了。研究者克里斯塔基斯对比这两个沉船事件后发现，两队幸存者都有各自的优势，比如“英弗科尔德号”在短短时间内就发现了庇护所，而“格拉夫顿号”在初始时期打捞出了比较多的物资。为什么这两队结果却相差甚多？克里斯塔基斯认为是小社会里的制度安排存在重大差异。
“格拉夫顿号”有强有力的领导人，船员的关系也十分融洽，有更强的合作精神，甚至愿意为了让其他人获救而自己冒险出海求救。
海难后，女性和儿童如何活下来？在上述的沉船案件中，由于社会和文化等原因，大多数成员都是男性。不过从女性和儿童的视角出发，也能看出领导力和制度安排带来的差异。在泰坦尼克号里，人们自发地让妇女和儿童先上救生艇。
这场海难里，超过70%的妇女生还了，儿童的生还比率也超过50%，而男性存活的比例只有20%。但泰坦尼克号其实是个特例。沉船后都是“妇孺优先”吗？实际上并不是。经济学家米凯尔·埃林德尔（Mikael Elinder）和奥斯卡·埃里克森（Oscar Erixson）对过去3个世纪的18起海难事故做了调查和统计，发现在海难中普遍不存在妇女儿童优先的事情，逃生率最高的是船员，其次是男性乘客。
“妇孺优先”在沉船中并不是默认选项，而是领导者的权威起了作用。研究者发现，一个权威的领导者在灾难发生时做出的命令会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当船长下达了“妇女优先”的命令并严格执行时，女性的生还率确实会提高，比没有遵循这一原则时高出7.3%。确实，在泰坦尼克号上，船长下达了这项命令，根据报道称，军官们可以向不服从这项命令的人开枪。
即便在沉船后侥幸生还，如果流落荒岛后没有处在一个“互帮互助”的团体中，妇女和儿童很可能率先遭受暴力的袭击。例如，1629年，“巴达维亚号”（Batavia）海船沉没之后，船员们在精密计划后，展开了大规模的谋杀行动，以节省资源的名义，残杀妇女和儿童。
而在1855年的朱莉亚·安号撞上礁石后，船长本杰明·F·庞德（Benjamin F. Pond）就派出一小队志愿者将绳子捆在相对平坦的礁石上，然后优先将女性和儿童通过绳索输送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其他的船员则被强制性呆在船舱里，叫到名字才能出去。二副原来打算随身带着装有庞德船长8000美元的包，但庞德让他先送一个女孩上岸，最终女孩成功获救，钱则丢失了。
庞德船长一开始就展露出来的利他主义精神，树立了强有力的榜样。即使被困在缺水少粮的环礁上，但所有登岸的幸存者都积极合作，最终都活了下来。对女性和儿童来说，有力的领导人物和友善的团体，是更容易生存的“小社会”。
一个好的社会，有什么样的特质？研究者克里斯塔基斯对沉船事件的兴趣，关联着一个更大的命题——对“好社会”的研究。
对科学家来说，一个关于“好社会”的完美实验，应该是构建出可能的社会类型，然后将真实的人“放入”这些社会中进行观察。但即便要进行科学实验，也必须考虑伦理问题。比如你想要评估一下失去配偶是否可能会增加一个人的死亡风险，但你不可能为了研究去杀死一个人的配偶。因此，利用现成案例的“自然实验”就成了解决方法。研究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时，研究者克里斯塔基斯便从沉船幸存者建立的社群开始。
在与世隔绝的荒岛上，人们在完全自主自治时，会建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最有利于和平与生存？除了沉船事件之外，克里斯塔基斯还研究了人们自发去荒岛建立的新社会、被困在南极浮冰上的探险者队等等的“小社会”。
克里斯塔基斯发现，成功的幸存者社群都展现出了一系列他称为“社会性套装（social suite）”的特质，包括：个人拥有独特身份、爱伴侣和孩子、友谊、社交网络、合作、偏爱自己的群体、轻度的等级制、社会性的学习。这套特质让幸存者们能够组成一个好的社会来抵御恶劣的环境，而失败的小社会则在这些方面做的非常糟糕。
尽管不同案例之间的遭遇都不太一样，但成功案例具有的特质却相差无几——都具有上述的“社会性套装”。我们去看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惨剧，能都看见自私、仇恨和残忍。许多人将现有的社会想象成一个丛林社会，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把人看成动物一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者踩着弱者上位胜出，弱者则活该淘汰。“丛林社会”的画面深入人心，平常我们想到沉船事件时，也很容易想到艰苦的厮杀和拼了命要活下去。
但事实上，能够最大程度幸存的团队，更多的是互利合作，关爱友善。人并不仅仅是动物。人类的天性里有竞争，更有合作。沉船研究显示，只要最开始定下利他的基调，就能激发出人类天性中最好的一面。即使在绝境中，也能携手闯出生路。当我们减少无缘无故的仇恨，不再自私冷漠，领导者以身作则、扶助弱小，所有人善待彼此、携手合作……这样形成的社会，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更好生存和发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