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抑郁症患者，许多人仍会疑惑：为什么这个人躯体健全，却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念？抑郁症有那么严重吗？是不是患抑郁症的人意志软弱，或者性格有缺陷？他们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有类似的疑惑恰说明人们严重低估了这个与人类历史一样久远、对个体和社会造成巨大损害的病症。
“牛津通识读本”的新书《抑郁症》，出自英国两位精神健康领域的专家——玛丽·简·塔基和简·斯科特，她们基于长期精神病学研究和抑郁症治疗实践，写了这部篇幅简短但信息丰富的作品，从医学、人文、经济的角度，阐明了抑郁症与人类社会的共生演变，对提高公众对抑郁症的认知极有帮助。
如今有人把抑郁症比作“精神领域的感冒”，试图表明这个病症普遍存在，指出了它会在患者身上产生生理症状，也表明抑郁症跟感冒一样是可以康复的。不过，在《抑郁症》的两位作者眼中，这种类比“过于天真，而且非常危险”。首先诊断抑郁症的过程就颇为复杂。
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为诊断抑郁症提供了简要的标准，用于辨别个人经历的“抑郁情绪”与重度抑郁症，“连续两周出现五种（或五种以上）下列症状，且体现出原有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包括情绪状态，如“失去兴趣或愉快感”“几乎每天都有无价值感，或者过多或不恰当的内疚”等；也包括了身体上的症状，如“每天都失眠或睡眠过多”“没有节食但仍有明显的体重减轻，或体重增加”等。
诊断标准中，有一条尤为醒目——“症状引发临床意义上的严重痛苦，或对社会、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造成损害”。抑郁症造成的损害有多大？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委托研究人员进行了“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以“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为标准重新衡量健康状况，反映疾病导致的持续失能状态。
研究结果表明，“除去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抑郁症是影响世界其他所有地区DALYs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把范围缩小至世界人口的75%，也就是发达国家19~45岁的成年人来考察，抑郁症是影响DALYs的第一位疾病。
治疗抑郁症的经济成本也非常可观。2013年，欧洲一项涵盖28个国家4.66亿人口的研究表明，抑郁症是花费最高的脑部疾病，占所有疾病成本的33%。从书中列举的各种数据可以看出，抑郁症对个人和社会影响之严重远超糖尿病、癌症、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把它比作“感冒”实在是轻视了它的危害和严重程度。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人得抑郁症？有一种成见亟待纠正，那就是认为患抑郁症的人都性格软弱、意志薄弱，无法战胜“心魔”。本书作者通过分析理解抑郁症的生物模型、心理模型、社会模型，结合抑郁症药物、物理治疗历史的演变，说明了生物因素对理解抑郁症的重要性。
抑郁症的生物学模型主要包括单胺理论和神经—内分泌假说，从人体神经系统传递信息的方式入手，解释大脑中化学物质失衡与抑郁症症状的关系。上世纪50年代的研究发现，单胺的缺乏可能导致抑郁症状，通过药物改变单胺水平则可能改变患者的情绪和行为。神经—内分泌模型的关注点在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试图解释内分泌失调、激素紊乱与抑郁症的关联。
不过，这两个生物学模型都存在缺陷，因为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实在过于复杂，而要理解抑郁症，心理和社会模型也不可忽视。综合这三种基本模型，对抑郁症的理解将会更加深入、广阔，不再把个人意志软弱作为一个解释，而是把生理系统放在与生活经历同等重要的层面，去认识这个严重困扰人类生存的脑部疾病。
抑郁症与人类长期共生，回顾其治疗方法的演变，也能看出人类医学的进步和发展。在古代，抑郁症多作“忧郁症”，古希腊时期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是第一个将忧郁症作为疾病描述的医生。他认为，该病症的主要特征是沮丧、厌食、易怒、不安，人体体液的失衡是致病的主要因素，治疗方法包括净化和放血。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不同文化对待忧郁症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欧洲社会认为患者是恶灵附体，许多患者成为猎巫运动的牺牲品；伊斯兰文化则善待患者，率先发展出精神病院；传统中医认为病因在“郁结”之气，治疗方法包括针灸、运动和安神药。
到19世纪和20世纪，埃米尔·克雷珀林、弗洛伊德对精神疾病的分类和治疗方案的探索将抑郁症的治疗推向了现代。随着生物学、遗传学、医药技术的发展，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有了许多新方案。如今，抑郁症患者的选择更多，抗抑郁药物、心理治疗，包含锻炼、草药、矿物以及物理治疗等辅助治疗，都证实可以改善患者的症状。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大约有15%的人会在一生中的某个阶段经历抑郁，其中只有25%的人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抑郁症不容低估，它要求我们掌握更多的知识、拥有更强的同理心，去辨认它、理解它、治愈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