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蔬菜现在广受人们的喜爱，然而在它刚出现的时候却因为口味奇怪而不受人们待见。从“有毒”的奇怪蔬菜到“包治百病”的灵药，它就是我们今天日历的主角——番茄Solanum lycopersicum。
番茄的谷氨酸含量在蔬菜里名列前茅，这赋予了它独特的鲜味，再加上恰到好处的糖和酸，色彩诱人又具抗氧化功能的番茄红素，番茄如同在枝头包装好的天然健康汤料。可生可熟，可汤可酱，可火锅可腌渍，可拌饭可煮面，番茄简直是妙不可言。
凭借多样的做法和美味的口感，番茄成为世界产量排名第二的蔬菜，仅次于兼职主粮的土豆。不管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在有人类居住的大多数地方，几个番茄和几个鸡蛋总不难找到，随时可以为游子炮制出一盘美味。番茄的国际主义精神，不知抚慰了多少中国人的胃。
美国和中国的番茄产量，在世界上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很难想象，在世界的两端，番茄的接受史都是坎坷又崎岖的，有人厌恶它，有人崇拜它，有人认为它是至圣灵丹，也有人斥之为一堆烂糊。
番茄起源于南美，中美洲的墨西哥则是最早驯化番茄的地区。意大利植物学家马蒂欧尼是欧洲最早用文字记述番茄的人，他明确记录到这种植物是可以吃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国家对番茄的态度，比中国人对香菜的态度还要爱憎分明，其中不少人怀疑番茄有毒。这种怀疑不是毫无道理的，未成熟的青番茄中含有少量生物碱，食用可能会引起不适。
还有一些美国人对番茄的厌恶出于更加实际的原因——口味。1836年的《佛罗里达农艺家》登载了编辑威尔考克斯的一篇文章，他用番茄做了一个不加糖和其他调味料的派，并且在品尝后深恶痛绝地表示，只有傻瓜和不切实际的人才会相信番茄能被美国人接受。
与“番茄有毒”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番茄“药效”的崇拜。1834年，医生约翰·班内特写了一篇文章，宣称番茄对消化系统最为有益，能治疗消化不良、胆囊疾病，还能预防霍乱。“番茄有益健康”的观点很快传遍了美国。
在美国也存在对番茄的恐惧。前美国总统杰斐逊的外孙，托马斯·伦道夫提到在他外公杰斐逊小时候，番茄都是种来观赏的，不许小孩碰，怕吃了中毒。杰斐逊对农学颇有兴趣，亲自种过也吃过番茄，一些美国的民间传说，甚至把他誉为美国第一个吃番茄的人。
在中国的历史上，番茄的接受过程同样曲折。1948年的《贵州通志》里，转述了一首题为《六月柿》的诗，在序言里说六月柿高四五尺，枝像蒿，叶像艾，果实艳红如火伞，来自西番，所以又名番柿。这可能是中国对番茄最早的一段记载。
到了民国时期，中国人逐渐接受食用番茄。但不同时间和地区，人们对番茄的接受度是不同的。这可以从不同时段的文人描写的番茄看出来。生于黑龙江呼兰区的女作家萧红，在1935年写成的《生死场》里，细致描写过大片的番茄田，这显然不是种着看的。
我们可以在著名吃货作家汪曾祺的笔下找到番茄的另一个好搭档——鸡蛋。汪曾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在昆明旅居七年。他回忆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生活朴素，日常饮食是米线加番茄鸡蛋。这时候“国菜”也出现了，汪曾祺表示，昆明馆子里的番茄炒鸡蛋极好，秘诀是番茄断生，不过熟，颜色分明，北方的番茄炒鸡蛋，他斥之为“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