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复杂2019年9月，我在西安第一次见到庞麦郎，随后跟着他回到宁强的家，共同生活了一周。在我们这一行，这并不稀奇——为求充分理解，作者会走进采访对象的生活直至“交心”，选题完成后却未必有交集。然而，我和庞麦郎尚未“交心”，相处就在第七天意外中断了——我摔了腿，不得不休养数月。12月底，我去上海看他的演出，约定来年再把采访做完。半年后，我失业了。
2020年夏天，当我第二次到他家，采访从工作变成了“一件我想完成的事”。这一次，我在他家住了四天，感到我们的距离又近了些。此后，我寄去一张迈克尔·杰克逊的CD，他回复：“谢谢”。2021年3月，庞麦郎住进精神病院后，我到他家探望，又陪他的父母去医院。从此父亲庞德怀常常打电话给我，讲述儿子的病情，又问我什么时候再来玩。他似乎已忘了我是个作者，而我也开始忍不住常常打给他，关心治疗的进展。
两个月后，庞麦郎出院了，我第四次住进这个家庭。庞德怀总拿治疗的事问我的意见。连着两天，当我们四个人一起种地，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受，好像我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
“治好了”2021年5月22日，歌手庞麦郎出院第10天，距离我们上一次见面（也是在5月）一整年后，他站在我面前，向我打招呼。他穿一件宽大的棒球服，瘦了很多，头发剪短了，看着像初入社会的男孩。
他笑眯眯的，看着很“正常”，我把这个词记进了当天的日记。他看上去真的被治好了。我们往他的房子走，他自然地从我手中接过一大袋零食，塞回一听核桃露。他告诉我，他现在只有108斤，还有，头发是医院强制剪的，他正要留回去。我注意到他走路速度比以前慢，表情和语气也“慢”了，但笑容挺多，能够主动说话：他说在医院吃的不好，菜没有油，住院74天只吃过一次肉；医院里也没有自由，除了吃饭睡觉，只能沿着墙来来回回走。
我忍不住几次对他说，你的状态变好了，你比从前爱说话了。他点点头。这样的状态没能持久。我甚至没察觉到是从哪个时刻或哪句话开始，庞麦郎又陷入沉默。他失去话语，然后是表情，站在房檐下，折回房间，拿着手机一言不发。魔法消失了，他又变回过去两年我记忆中的样子。
我走出房门，撞见正在屋外抽烟的庞麦郎父亲，64岁的陕西汉中宁强县农民庞德怀。
“没治好”，庞德怀摇摇头，也不看我，说医生让转去更大的医院，可儿子一到家就不吃药，还把药拿回自己房间藏起来了。他停了停，抬起头，“你能劝他吃药吗？”整个下午，先前假想的种种糟糕场景又返回并挤满我的脑袋。最终，晚上，我决定单独去找庞麦郎，我想弄明白，在他眼里，关于病的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庞麦郎“我没有精神分裂症。
”庞麦郎说，表情严肃，好像这是世界上唯一确定的事，也是我们继续交谈的前提，“精神分裂症就是神经病，神经病是治不好的，我不怕（得）能治好的病，就怕（得）治不好的。”他从抽屉里取出藏起来的药，一共三种，指着治精神分裂的那盒说：这是一定不能吃的，没有精神病也会吃成精神病；再指向治抑郁焦虑的：这种可以吃，抑郁还可以；第三种是降血压和舒缓心脏的（用于缓解精神科药物的副作用），他说这个应该吃。
他反复指着这些药讲了三四遍，确认我正确地理解了个中逻辑。期间他语气平静，表情也平和，但不时投来一瞥又匆匆收回，期待着我的认同信号。
目光又一次投来时，我问他，还记得拿板凳扔爸爸吗？他说记得，但，“只是轻轻一磕”。“那打妈妈呢？”他说也记得，那是有一天，他发现家养的鸭子腿断了，一定是妈妈下了药，他常吃鸭蛋，这样他身体也会出问题的。他还主动透露了《总统竞选材料》的下落。
那是一篇论述约瑟翰·庞麦郎认为应当如何更好地建设国家的千字演说词。他把它交给了宁强高铁站的警务员，为了让他们把高铁站修得“更国际化”。他说宁强是小地方，宁强精神病院不是正规大医院，因此他不相信自己得了精神分裂症。
夏夜雨声大作，打断了对话。他扭头看着漆黑的窗玻璃，又转向我——“我去看看鸭子。”他说。我跟在他身后，顶着暴雨走出屋子，走进猪圈，旁边是个石砌的鸭舍，几只鸭子在里面扑棱。
他把类似“门”的木头挡板往里挪了挪，用和刚刚解释药物同样的温和语气说，“下雨了，天很冷，鸭子也会怕冷的。”第二天，他再次强调自己没病，除非“有综合医院的诊断”。他说这次住院非但没好，还治坏了，出了院浑身没劲，反应也迟钝了（庞德怀证实他刚到家时走路都困难，“人是飘着的”）。他掏出一个我没见过的塑料袋，里面有4盒药，其中一盒叫“补脑丸”，总之，全部与精神分裂症无关。
他告诉我，两天前他去镇卫生所开了这些药，要“把自己治回来”。担心药有风险，我躲开庞麦郎，打电话给他的主治张医生。张医生说，这些药没什么风险——但也没什么用，大体上算“补品”。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庞麦郎“这次住院基本无效”，症状都没消除，“再拖就很麻烦了……尽快去西安就医”。午饭时，庞德怀提起医生的话，庞麦郎端着碗，怯生生看着我们：“我不去看精神分裂，他们是看精神分裂的。
”庞德怀又劝了两句，庞麦郎全身往后缩，重复着“我考虑考虑”。他不肯再谈这个话题了。但到了晚上，他又答应去西安了。他说出院后，他的一只耳朵总听到蝉鸣声，这让他夜里都不敢睡觉，他想去大医院看耳朵。
坏时刻2019年秋天，我第一次见到庞麦郎。他看上去比影像中更瘦，两只裤管像是空的，而看清他的脸让我立刻感到紧张，这张脸瘦削苍白，乍看有些惶恐，细看却有种可怕的空洞，这张脸上仿佛直接写着：一切交流都不可能。
气氛一时凝滞。经纪人白晓开始替庞麦郎回答问题，庞麦郎垂着眼，手放膝上，像假人一样安静坐着。我坚持要庞麦郎回答。他的眼神迟疑着，几秒后，把提问的后几个字重复了一遍。我渐渐意识到，重复听到的最后几个字是他的习惯。只有在聊音乐时，他能磕巴着说一段很长的话，语言书面到像前一晚专门写好背过的。好歌的标准是什么？“非常优美的曲调，非常唯美的歌词”。
稍微熟了点，他就不总这么讲话了，但凡听到自己的歌名，他就能唱起来，有时能把整首歌唱完。没演出时，他最常做的事是在百度上搜“庞麦郎”，看自己的演出视频，看着看着就抿嘴笑起来。看完，他露出向往的眼神，说他下台后还和歌迷去喝啤酒、吃小吃，是“一个让你觉得心旷神怡的生活”。聊完这些，他又不看我了，拿起手机，面无表情，手指在屏上快速滑动。
2021年3月4日，庞麦郎住进宁强县精神病院的第三天，我去看他，没能获准进入病房。监控画面上，他戴着棒球帽，盖着被子，躺在床上。主治张医生告诉我，庞麦郎几次说自己能听到身体里发出声音。失控从去年10月开始，庞麦郎在宁强高铁站发传单（就是那封《总统竞选材料》），为此进了派出所，庞德怀和村支书把他领了回来。12月，情况进一步糟糕，庞麦郎动手打了妈妈，张医生检查发现，他已出现幻听与思维障碍。
以张医生的职业视角看，这正常甚至必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有幻觉和妄想。有时这的确触发暴力，但和影视剧常见情节不同，比起攻击他人，他们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发病日久，人会退化，以致难以保护自己；表达能力减退，不能理解他人的语言；日常认知也变得困难，世界重新变成一个陌生的地方……得不到科学干预的病人可能发展成早发性痴呆，那有些像阿尔茨海默症被植入一个年轻人的头脑。庞麦郎的神经中枢正在退行中。
当天张医生告诉我，他相信庞麦郎只要坚持服药，完全可以像普通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但风险在于，出院后，病人往往觉得自己好了，或因为担心副作用想摆脱药物，以致终生在医院与家之间往返挣扎。庞麦郎病程的原点已无从追溯。精神分裂病因复杂，遗传基因、大脑神经递质变化、后天环境、社会心理等等单个或集体发生作用，让疾病选中一个人，通常在18-25岁间的某个坏时刻，降临到他们身上。
庞麦郎的坏时刻可能发生在24岁（走红前六年）。表弟郑开宁记得，那年他们一起在苏州餐馆打工，庞麦郎有时自言自语，有时像在想事情，想着想着就笑起来。但那时他和外界交流顺畅，在亲人面前也开朗。三四年后重逢时，庞麦郎在KTV上班，工作运转正常，但人明显孤僻了。他不爱交流，只偶尔说自己想成为国际明星，要追赶迈克尔·杰克逊的脚步。
郑开宁没往疾病上想，认为表哥“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觉得没人理解自己，没有人认可自己”。直到2018年，庞德怀终于觉察到儿子的异样。庞麦郎“总上火”，不好好吃饭，怀疑饭菜有毒。他给儿子买了清火的药，又跑去镇上的庙求神。情况并未好转。但庞德怀并没有更多精力分给这件事。一家三口一年开销18000元，靠务农远不足支撑，他常年在外打工，一年也见不上儿子几面。庞德怀说，“我对他不太了解”。
在中国农村，精神疾病难以得到正视。患者变成隐形人，隐居家中，精神恍惚，无法劳动，这样的人“一个村（30户）可能就有一两个”。“我们把这种病就叫疯子，你知道吧？疯子是在我们农村很正常的。疯了，大家都不去惹他就行了，也不会花多少钱去治疗他，他就这样在他的精神世界里生活。”郑开宁说。
总之，漫长的拖延后，2020年下半年，庞麦郎的状况明显恶化了——经纪人白晓常看到庞一个人对着窗，长久地站着，自言自语；有时他会莫名发脾气，突然推白晓一把。直到2020年12月初，庞麦郎第一次被送治精神病院。三天后，他偷跑出来。三个月后的一个早上，庞德怀坐着生火，没注意到儿子夹了个凳子丢向他。他求助村支书，村支书联系了警察和医院。警察用透明胶布反绑了庞麦郎的双手。
他没有反抗，眼泪汪汪，问爸爸，你会来看我吗？庞德怀说，你好好治疗，我三天来看你一次。一小时车程后，宁强县精神病院到了，庞德怀让人赶紧把胶带松开，对医务人员说：“他不是犯罪了，他是来治病的”。
“六年友谊”2021年3月11日晚，白晓发布一条时长7分半钟的视频，确认庞麦郎已住进精神病院。
他的语气缓慢沉重，回顾了庞麦郎如何带病创作，两人如何一同“与疾病赛跑”，还有经纪人与歌手的六年友谊，最后，他强调庞麦郎是艺术家，“是中国版的梵高”。12日一早，“庞麦郎”登上微博热搜，点击量突破了150万。有人惊讶同情，有人转发成名作《我的滑板鞋》，回忆六年前这首歌如何因为“魔性”让庞麦郎的故事刷屏。不过，多数人并不认同“中国梵高”称号，更被认同的说法是“流量时代的牺牲品”。
6年后，在没有任何准确医学信息披露的情况下，庞麦郎以新故事刷屏：草根歌手一夜爆红又过气，以致精神崩溃了。时间向前一周，我和白晓同去庞家时，曾为是否公开病情发生过争执。
我还能想起那晚庞麦郎妈妈做的四五样菜的香气，混着炭盆的呛味，白晓一边向后薅头发（这个90后男孩额头已快秃了），一边指点庞德怀应该怎样上电视：学唱《我的滑板鞋》，或者朗诵庞麦郎写给父亲的歌《我的父亲是瓦匠》的歌词，开直播赚出庞麦郎的医药费。遭到拒绝后，离开庞家的路上，白晓告诉我，他准备在网络上公开庞麦郎的病情。“我觉得不应该心软，每个人都有命。
”白晓说，他还打算写一本书，写庞麦郎是个艺术家，在精神疾病的折磨下创作了《我的滑板鞋》。这番话使我深深不安。我提醒他，写歌与得病，先后没法判断，以及，他不是监护人，公布病情侵犯病人的隐私权。“我没什么非要尊重他的，他过去也没有尊重过我。”白晓说，合作六年来，庞麦郎经常违约，逼得他四处道歉。考虑到庞麦郎是病人，“我多给了他五年可以不尊重我的时间”。
白晓与庞麦郎正式相识是在2015年秋天，庞麦郎成名一年后。那时，庞麦郎负面新闻缠身，演艺事业停滞，为开演唱会上网求助，认识了做演出接洽的白晓。白晓家在陕西富平县，高中毕业后去录音棚做学徒、跑剧组，梦想进军演艺界，一直没门路。那次合作后，他俩签下协议，从此由白晓为庞麦郎安排livehouse巡演。热度不到一年就消散了，票房从200张掉到个位数。庞麦郎常常因为观众少当场取消演出，或只唱《我的滑板鞋》。
一些场地不跟他合作了，嘲讽他“过气了还耍大牌”。说起这事，庞麦郎气冲冲的：“卖票都没卖出去，我还要追究他的责任。”他认为票房不好是因为场地方没好好宣传。白晓劝庞麦郎多接触媒体。但在镜头前，主要是白晓在表达。纪录片里，他陪庞麦郎跑巡演，半夜赶火车，媒体把他俩比作堂吉诃德与桑丘。他纠正说，他自己才更像堂吉诃德，用青春陪一个人追求偏执的音乐梦，同时也寄托了自己的梦。他自费出版诗集，巡演时发放。
庞麦郎唱完，他上台唱自己写的歌，做环保演讲。2019年，他开了家个人独资公司，卖印有庞麦郎头像的滑板鞋，定价从399到18888。他说这融合了两个人的理想：他做鞋追求质量，用和阿迪、耐克一样的材料，正如庞麦郎为音乐一掷千金，这种精神“全世界罕见”，“在中国，有这种魄力”。白晓还想让他上综艺，提议过《奇葩说》、《中国有嘻哈》、《中国新说唱》，他都不同意。我问庞麦郎：为什么不想上《奇葩说》？
他愣了几秒：“它可能……我们做艺术的不太合适，适合比较奇葩的。” “不是给你解释过了吗？”白晓又解释了一遍：这是个辩论节目，和“奇葩”没关系。庞麦郎还是愣愣的：“它的名字……好像比较奇葩一点，我是做的比较严肃的音乐。”去年，白晓开始带他直播，但他只会一遍遍唱歌，白晓负责说话、带货。一天晚上，直播间观众上千，评论区滚动不止。“我是来看笑话的。”“开演唱会十个观众的是你吗？”“快找个厂子打工吧。
”庞麦郎不回答，面无表情继续唱《我的滑板鞋》。评论又滚动起来：“你是不是智力有问题？”“你是哑巴吗？”庞麦郎还是不说话。唱完，他又点了播放键：我再给大家唱一首《我的滑板鞋》。庞麦郎入院后，白晓继续用他的微博发动态，用他的抖音账号直播自己唱歌。我问白晓有没有想过，当初带他做直播，那么多恶意的评论会刺激到他。“是会的，但他很聪明，他看到一条好的评论会让它停在那儿，就不往下看了。”白晓说。
庞麦郎的音乐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很想搞明白庞麦郎到底是怎么做音乐的，但白晓对此并不清楚。庞麦郎也讲不清创作过程。他勉强能讲清的是，《我的滑板鞋》是他写的第一首歌，歌词里的“魅力之都”是汉中，那时他刚外出打工，买到红色的滑板鞋。“有双好鞋子穿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很激动人心的一个事情”，于是他想要写一首歌。
晚上下了班，他一个人在宿舍写，三天才写完：我给自己打着节拍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在这美丽的月光下在这美丽的街道上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说完，他又回屋去了。他好像根本不在意自己的心血将怎样被人看到。我坐在房前空地上翻开本子，是那种办公常用的单线本，上面的铅笔字都模糊了，在午后阳光的直射下更显虚幻，仿佛一蹭就会掉。
每一页的右下角手写着页码，总共100多页，一页一首歌，他写了90多首，几乎把整个本子写满了（第四次到他家时，我发现他在另一个本子上继续写到了第179首）这些歌词一句一行，用那种一笔一划的小学生字体写得工整，一些字下残留着更浅的、没擦干净的修改痕迹。歌名旁都标了编号：aa、ab、ba....表示未来的发行顺序。《我的滑板鞋》写在第11页，歌名旁标着一个A。
本子的前五页上列着五张专辑的计划表：2011—2014: A《西班牙的牛》2014—2017: B《独一无二》2017—2020: C《旧金属》2020—2024: D《真牛》2024—2025: E（专辑名空缺）他在每张专辑下面列了20首歌，歌名旁注着对应的页码。他给自己制定了长达15年的计划。
庞麦郎最大的争议那次告别后，我寄给庞麦郎一张迈克尔·杰克逊的CD，并附明信片写道：“希望你相信，一些人真诚地喜欢你的音乐，就不会在意你是否‘国际化’，生活在哪里。”他回复两个字：“谢谢”。我其实希望他能敞开心扉，谈谈这些年围绕他的最大争议——2014年走红时，他自称1990年生于中国台湾，很快被揭穿是1984年生于汉中，掀起一阵“打假庞麦郎”的热潮：一位记者找到他的家，给他的父母拍了照。
一家电视台又派人找他对质，偷拍下对话，在一期主题为《揭开庞氏谎言，媒体是否有责》的节目中播放：记者：你说你是台湾人，为什么父母生活在南沙河？庞麦郎：哪个是我父母？谁说他是我父母？庞麦郎至今不能原谅那位找到他家的记者，“他想毁灭你这个人，他想把你这个人从名人成为一个罪人”，他说出生地和家庭是个人隐私，“这是侵犯人权的法的问题”。
他消失了一年，不再接触媒体，尤其抗拒北京——负面报道他的媒体都在北京，他坚信北京人对他不友善。北京的电视台出价20万请他去录节目，他拒绝了，担心对方会害他。直到一两年后，他能重新面对媒体了，包括像我这样从北京来的人。可是，即便7年之后，相识日久，关于年龄（他依然坚持自己生于1990年）、出生地（他为汉中取名“加什比克”并自称“加什比克人”），以及毫无编造必要的生活细节，庞麦郎还是会对我说谎。
他主动讲起走红后，他去台湾玩了半年，住一个大别墅，去了很多“发达的地方”。基隆可以看到海，他说着在胸前比一个巨大的圆，“大海波澜壮阔，让我心旷神怡”。他又把一只胳膊抬过头顶，“台北有101大厦，101大厦太高了”。我知道台湾旅游签不能超过15天，因此一度以为他根本没去过。直到有一天，我注意到他的一部MV中导演署名是繁体字“尤鴻翼”。
我找到这位常拍鬼片的台湾导演，才知道庞麦郎的确来过台湾——2015年8月，走红一年后，他一个人来到新北，待了两周，没去别的地方也没有旅游，是为了用极低的预算给歌曲《肮脏的恶魔》拍一部MV。
尤鸿翼此前没听说过庞麦郎，但他明显感觉到，庞麦郎想在这个台湾团队面前显得自己也是本地人：他急于两周拍完，却回避提签证日期；他们想带他转转，他就表现出没兴趣；他坚持让接送车停在捷运站，不说自己住哪里……“他希望像个有身份有团队的艺人，但他实际上是一个人”，尤鸿翼记得，那两周庞麦郎总含糊说自己“很忙”、“有活动要去”。再见到庞麦郎时，我告诉他：我找到尤鸿翼了。
“啊，尤先生……”庞麦郎的眼神飘向远方，用沉默终止了这个话题。另一次，我们聊到庞麦郎的堂弟庞明汉，我的一位朋友也在场。朋友问庞麦郎：庞明汉比你大还是比你小？庞麦郎愣了很久：“他是……他是比我大吗？他哪一年的？”我们也愣住了，继而意识到这个问题关乎庞麦郎自己的年龄。随后半分钟，他一会儿说这位89年生的亲戚比自己大，一会儿又说比自己小，几次修正后，他确认了答案：那人比他大，是他的“弟弟”。
“他89年的，他比你大，他叫你哥？”朋友忍不住反问。庞麦郎看上去快哭了，几次张了张嘴却没说出话。最后，他起身走了。那一晚，我们和随后进屋的庞德怀聊起这件事。庞德怀说，他理解儿子的年龄造假，因为庞麦郎小学一年级读了三年，二年级读了两年，15岁才小学毕业。那时，义务教育没普及，村小留级很常见，“他贪玩，但是爱帮家里干活的”。后来儿子中考没考好，要去西安上预科。
那年家里盖房欠了债，庞德怀外出打工，赚了钱直奔西安交学费。课上讲普通话，儿子跟不上，退了学，他打完工回家才知道。再后来，他给儿子充分的自由，但他的儿子想抵达的，是一个他不理解也没见过的世界。成名后，庞麦郎说想开唱片公司，在西安租下三室一厅，把客厅布置得像个办公室，两间卧室空着，说要留给未来的员工。一年半后，他请父亲来看看，庞德怀指责儿子乱花钱，叫他退房回了家。
2019年秋天，我第一次见到庞麦郎时，他早已回老家，但仍自称在西安租了房，平时在公司做音乐。我提出去公司看看，他马上说公司还没运营。我想随他回住处，他又说自己没租房，要去找酒店。晚上七点，下起大雨，空荡荡的大街上，庞麦郎撑着伞越走越快，把我远远甩开。每当我追上去，他回过头，一脸慌张，叫我先回去。
十分钟后，他回头见我还在，停了下来，对赶上的白晓说：“你送她回去，让她先回去，明天我们再说，明天我们再聊。”走到路口，他停下等待，直到拦下一辆出租车，看着我上了车才继续向前走。此后数天，他保持着对提问的高度警惕。问及过往他就说“那时很好”，问内心感受会触发他的沉默。我委婉提及网络攻击带来的伤害，他迅速垂下眼睑：“没有伤害，没有伤害。
”一个下午，坐在庞麦郎卧室，我决定抛出一个直接的问题：为什么走红时自称台湾人？和想象中不同，这一次他既不像被冒犯似的激动，也不退缩，低头想了想，零零散散讲了两个意思：第一，走红前，他给百度打过很多年电话，“一年四季都在打”，请他们帮忙推广歌曲，可是对方不理他，这说明大陆做音乐的环境不好（“首都的公司都做不出来，其他地方还能做出来吗？”），台湾（“有周杰伦”）可能会好一些。
第二，他想做国际化歌手，起英文名也同理，都是为了方便对外报道。我说“庞明涛”写成拼音也能对外报道。他在纸上反复写“Punmalon”（庞麦郎）和“Pangmingtao”，坚持说两者不一样。他的脸因激动渐渐泛红，当我再次表示不解，他几乎要跳起来了：“歌手庞明涛，有这样的歌手吗？”他抬起一只手臂，像在请某某登场，用一种自嘲的语气大声说：“我们有请流行歌手庞明涛！”“庞明涛怎么了？
”他抄起歌词纸，指着上面的署名栏：“庞明涛，那我们怎样去报道？你写个庞明涛，符合一个作词作曲的格式吗？演唱庞明涛，看上去像什么……庞麦郎是不是很有地位，报道出来，庞明涛就没有地位了。”房间里一阵沉默。他垂下头，喃喃自语：“你说庞明涛做流行歌手，那不是有点毛病，是不是有点像神经病一样。”
尚未发表的150多首歌我从2019年开始采访庞麦郎，起因就是喜欢《我的滑板鞋》，认为他写的歌词有价值。
这种喜爱在一年后的秋天达到巅峰——当我失业了，每天去自习室完成没有回报也看不出进展的“写作练习”，靠着“写”带来的一点点原始的快乐支撑生活又常常感到撑不住，夜晚走回家时我无数次想到这首歌，为之感动又振奋：月光下我看见自己的身影有时很远有时很近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可是，我知道很多人眼里，这首歌和《两只蝴蝶》没差别；或者，它是审丑文化的代表，能红是因为庞麦郎唱得太难听。
谭文星为庞麦郎录过歌，但他说不想评价这个人，“你要让我录，一句都过不了”。他又说西安的录音师普遍表示“听不懂”庞麦郎。谭文星的老师周威的想法却不同，160块为庞麦郎录歌后不久，周威去高校教音乐了。晚上10点，我打给他，没想到他说起庞麦郎来异常热情，六年前一下午的事，他极尽详细讲了两小时，凌晨才讲完。起初，他回忆起庞麦郎跑调、跟不上拍子，不时哈哈笑两声。
半小时后，他说，可是真正让他记住一个人六年的，并不是这些。真正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那天，庞麦郎带了小拇指那么厚的歌词本，他翻了翻，“让我静下心来写这么多，我感觉我根本坐不住”。录音时，庞麦郎唱得太用力，差点把话筒喷坏了，论技巧那只能算喊，却更像是一个人在表达内心无处宣泄的感受。周威说，那之后，他重新思考了音乐的标准：第一个提出理论的人也是跟着感觉走，那么，技术会比内心的感受更重要吗？
这个问题也许不会有答案。在乐评人耳帝看来，庞麦郎极擅长表达对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受，但同时又极度缺乏基本的音乐素养，这使他“始终会在究竟是小丑还是天才的争论中难有定论”。但他的歌的确打动了一部分人。2019年圣诞夜，他在上海一家livehouse演出，台下站着80多人，不算多，但都是真心来听歌。他们大多是媒体人、小说家、艺术专业的学生。
一个男生在不时欢呼跳跃的人群里抱臂直立，静静盯着舞台，一小时时间不曾转移视线，他说自己专程从宁波来，在悉尼留学时听庞麦郎的歌，听出了同为异乡边缘人的共鸣，“感觉哪里都融不进去”。一位80后媒体人同样安静地站在角落，散场后，他告诉我，他也在农村长大，小时候也有过特别想要，但家里买不起的东西，渴望里纠结着很多说不清的复杂感情，有天终于得到了，也觉得特别特别快乐。
《我的滑板鞋》唤醒了这段情感记忆，为此他常看庞麦郎的演出，那种感动和唱得好坏没关系。翻看庞麦郎的歌词本，我常常觉得很可惜——很多在我看来动人的词作至今只躺在本子里。那些作品明显取自真实生活，又擅用隐喻，你能感受到文字背后有一双初入社会，又对一切极度敏感的眼睛，更重要的是，你会觉得这是一双有点像小孩子的眼睛，和他眼中复杂的世界互为映照。
我从他尚未发表的150多首歌中摘录了3首：手机是我的狗跟着我走鼠标是我的出钞口资金完全被吸走天空黑又黑人前人后要啥啥没有手机是我的狗你我的狗狗——《你我的狗》性格最古老最怕警察来骚扰脾气也古怪满大街的跑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金灿灿的手铐套在手上竟用牙齿咬——《盗贼》三分钟的朋友吃狗肉三天后的朋友吃火锅三年后的朋友吃拉面表面上的笑容的真名叫嘲笑表面上的情它比动物还任性表面上的爱它比刀子还厉害……前面小道各一边里面装的是大深坑前方大路好走路暗藏机关是红绿灯——《人性》陪庞麦郎直到第5家医院2021年5月25日，庞德怀、庞麦郎表弟和我带庞麦郎到西安看病。
在三甲医院，庞麦郎沉默地挂在四人看病小组的最后，像一件行李，跟随着排队、做检查、再排队，除了偶尔提一句“看耳朵”，他既没有问题，也没有意见。候诊时，看病时，大家为行程争论时，他背一个半人高的双肩包，站着，看向别处，好像看的不是他的病。情形正在走向不可测。
第二天傍晚我们走出第三家医院时，包里并列着三份完全不同的诊断书：第一家医院认为他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第二家认为是伴有精神病症状的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第三家医院，也是最权威的一家，认为门诊不可能判断，想确诊只有住院。听到要住院，庞麦郎第一次发表了看法：不。他指着耳朵：我精神没问题，问题在耳朵。
尽管两天以来，我们每天从早8点到晚8点奔走于三家相距甚远的医院，每次候诊都排上数小时队，出于一种哄孩子的心态，在三甲医院我们也陪他查了耳朵。“耳鸣”，医生熟练地开了药，但他很失望，要求去“看耳朵的专门医院”。最终，出于一种被孩子牵着鼻子的心态，本该在第二晚完成的住院又延后了，第三天上午，我们站在私立耳鼻喉医院的诊室中。因听力下降，私立医院建议住院。庞麦郎点点头，站在大厅不肯走。
我们劝了两小时才让他移步，条件是换家医院再看耳朵。另一家医院没号，他反复操作挂号机，又去窗口排队，窗口也说没号，他慢慢走出来，站在大厅外。庞德怀靠着柱子蹲下了。前一晚，他劝儿子住院劝到半夜。“昨天你没有看到，我一个人去外面哭了。”庞德怀对我说。
我能感到此刻他需要一个人听他说话：一个农民，64岁，离乡打工攒下7万，作为和妻子存成死期的养老钱，此外全家只有1万存款，来西安前他给妻子留下1100，背上了8900。等这1万花完，他必须再出门打工，可儿子的病让他不敢走。看病两天，8900花掉2000。他手里攥着190元的检查费收据，看了一分多钟才收进兜里。庞麦郎的父亲庞德怀一上午又过去了。我问庞麦郎：爸爸都急哭了，你知道吗？他说，ok。
我试图对他讲，爸爸压力大。他有时回“ok”，有时说“好的”，有时答“我要看耳朵”。按照原计划，我们乘车去第三家医院，西安精神卫生中心，第二次尝试让庞麦郎住院，他拒不上车。庞德怀又哭了，捂着心口：“你妈在家（干农活）快累死了。”庞麦郎有些松动，扶爸爸上车，坐进后排，说自己不能住院，但可以做检查。庞麦郎的母亲张青梅看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和我们一起赶到医院的还有五位记者。
我带着庞麦郎跑检查，每迎来一家，不安就加剧一重，担心影响看病，也担心这混乱糟糕的一切被描述、被传播。可每一次委婉提醒对方，以及面对“你是谁”的问题时我都会被问住，感到我并无资格干预，因为我们的身份是一样的。在医院和媒体的双重高压中，我们做完了12项检查——8900减掉2000后又减掉1200——兑现了承诺的庞麦郎再次拒绝住院（他说我说过的我不住院），和庞德怀、表弟在住院部的登记间争了起来。
登记时，医生问庞麦郎：你觉得自己能指导建高铁站？庞麦郎说，对。医生又问：你有哪些知识，怎么指导？庞麦郎答：让它们都建成英文的。庞麦郎走出住院部，被不时录像的记者们（还有我们）团团包围，他下意识后撤，人们随之向前，下午5点到晚9点，包围圈从大厅移动到门口，又移动到离大门越来越远的空地上。劝说从四面八方涌来，庞麦郎说，“我住进去，你们就会发庞麦郎又进精神病院了！
”记者们纷纷保证不发，并开始帮着劝庞住院。可是，庞麦郎一直用不同音量、节奏重复同一句话：“我要治耳朵。”凭这一句，他舌战群儒，把在场所有人驳倒了。表弟连劝了4小时，最后，他嗓子干疼，一只拳头反复砸向手掌：“哥，我尽到做弟弟的义务了，将来有事别怪我没管你！”在更外侧，沉默了4小时的庞德怀捂着心口蹲在地上，他说心脏疼，蹲着会好受一点。临近9点，他做出决定：强制让儿子住院。
从医院大门到住院部，要过一条漆黑的、长长的走道，只有尽头透出一点光，庞德怀独自往前走，他1米5几的背影在这洞穴似的通道里像一张薄薄的纸。他在空无一人的尽头等待，直到一位护士出来，用比他请求快三倍的语速拒绝了他：精神卫生法有规定，我们不能从院外拉人。庞德怀带着庞麦郎回去了。第二天，他对我说，其实那晚他心软了。当他穿过漆黑的通道，隐隐听到哭喊声，像有病人被打，他害怕了，担心儿子也被打。
他打算之后再去考察四川的一家精神病院，试探着问我：“到时候看你有没有时间呀？”我不知如何回答。这一趟旅程也是庞德怀打电话请我来帮忙。两年间来来往往，他对待我的态度像对一个远在北京的亲戚。时间长了我甚至自己偶尔也会这么想。但这11天，坦率说，我心力交瘁，更糟的是看不到希望。我甚至部分修改了对经纪人白晓的看法——他与庞麦郎相处6年，得失不论，一定经历了漫长的消耗。庞德怀似乎察觉到了我情绪的细微变化。
第5天起，他每天感慨：又占了你一天。第7晚，他问我：小洪，你是不是不高兴了？我说没有，是感冒了。他说，你跑这一趟7天了，也没有解决问题，我们真是对不起你。第8天是周五，发现医保局周一才上班，他小心地看着我：周一你走了，这个医保我不会办。最终他决定带庞麦郎再查次耳朵就回老家。
然而，这家三甲医院的精神科与耳科会诊得出，庞麦郎患有左耳突发性轻度耳聋，同时初步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两种疾病可能相关，要住院7到10天治疗，否则将继续恶化。医生说，突发性耳聋会给病人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却因不可见而难以被他人理解，“正常人得这个病也会陷入抑郁情绪的”。庞麦郎住进了耳科病房，庞德怀陪床。这是我们都没想到的事。
我感到内疚、自责，回想包围圈中舌战群儒的那一幕，有一刻，我也曾想过，假如庞麦郎是对的，但这个想法迅速消散了。那时我更肯定他对疾病没有自知力，而我们是为他好的。后来他从包里翻出听力测试单，我们说私立医院的检查不可靠。再后来，天黑了，庞麦郎反复说：“你们都不相信我。”
我的朋友庞麦郎2021年5月23日，去西安看病前的最后一天，庞麦郎主动提出，要带我在乡下玩一玩。
可能受药物影响，他的行动明显比从前迟缓，但还是比我快得多。我总要看脚下的路，避开踩泥，拨开树枝，庞麦郎没有这些额外的动作，他迟缓却自然地上山下坡，在乱树杈间穿梭。一路上总看到有人抡着锄头似的工具一下一下砸在一蓬“杂草”上，飞起很多白色的短小枝条，庞麦郎介绍，这是在打油菜。也总是远远地有村民停下手上的动作，直起身子看我们。一个大哥掏出手机录像。一个大叔问庞麦郎，出来了？他说嗯，出来了。
然后继续往前走。一天吃过早饭，他竟然很高兴地邀请我一起去一个叫张家祠的村子。我说为什么去那里呢？他说让你了解一下。他看上去心情真的不错。我们走出几步，遇到了鹅，他笑着转头问我，你喜欢鹅吗？我说喜欢，但鹅总咬我。他重复，哦，鹅会咬你。下午我们去田垄上帮忙做农活。庞德怀和妻子打菜籽，我和庞麦郎负责把那些柴火堆似的东西搬过来，翻面，再搬走。半小时后，天下雨了，我伸出一只手感觉了下雨水，对他说，下雨了。
他又学着我的样子感觉了一下，重复说，下雨了。我们在雨中又打了一会儿才回家。
写稿期间，当我回顾过去两年和庞麦郎的相处，能想起的语言交流不多，人和人之间沉默的温情却一一浮现：第二次到他家时，他爬上樱桃树，给我摘了满满一盆樱桃，我没能吃完，他倒掉了，第二天又摘了一满盆。我们是用小孩子的方式交上朋友的——或许是疾病造成退化，我第一次见到庞麦郎时，他已经像个小孩子了。
他买了李子，拉开塑料袋，看着我不说话，我猜他是让我拿一个，只是不会用语言表达，拿完了，他果然合上袋子往前走了（但等我吃完他又停下了，拉开袋子看着我，非要我拿了才肯走）。我们坐在他房间，他就拿出歌词本，说你可以看看歌词，或者递一本书给我，说你喜欢看书吗？你可以看看书。这些话题用完，我们就陷入沉默，他问我，你要去休息吗？他一天说这话至少五遍。我猜这是一个暗示：我的存在让他感到压力了。
可是当我待在另一间屋、站在房子外，他又常常出现在拐角，看我一会儿，又走开了。走到哪里，他都戴着棒球帽，即使在自己房间也不摘下来。帽子压着泡面卷发，显得他脸很小，很年轻，这让我觉得自己是在跟着一个少年。直到有一次，我敲开他房门，正巧他刚洗了头发，湿答答的卷发一缕缕贴着头皮，他的脸苍白，眼角、额头上的皱纹一时全部显露出来，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他快要40岁了。
在不知晓他病情的两年里，我曾羡慕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概括来说，他看上去过于“简单”了，以至现实影响不到他。他也不焦虑。但当我试图走近他的内心，交流大多是无效的。我们面对面坐着，提问却总换回他的“对对对对”。我们并肩走在街上，半小时说不上一句话，有时我看到他嘴动了，却听不清他讲什么，追问下去，他又沉默了。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想着再待下去也问不出更多了，我到他房间和他告别。
看着他桌上的《梵高手稿》，我随口提了句人生的意义，不料他眼睛发亮，站了起来，低头来回踱步，像在组织语言。然后他站定了，挺直背，直视着我，不停在胸前打手势，那样子真像一位“世界总统”在演讲。他说自己的人生意义，就是留下作品，“死了还有价值”。“我做这样的事都会不顾一切，有意义的事我们就要去做……这样子还比较，比较怎么说？能让我们感觉到有高贵的东西存在。
” “很多人要先赚钱买房才敢去做想做的事，你要多少钱才有安全感？”“其实我不知道你们金钱来说，我只要是有个几千块钱。” “你手头最宽裕的时候，一共有多少钱？”“我打工一年攒五千块钱。” “你攒了五千块的时候，会拿多少钱去做音乐？”“全部。”他答得太干脆了，这段对话因此成了两年里我关于他的最深刻的记忆。我想这世上竟真有人如此超脱，认定一件事就真能不顾一切。
但后来，他确诊了，医学告诉我，脱离现实可能是疾病带来的反应。我一度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我翻了很多医学书，又翻了很多研究疾病的社会学书，最后不得不接受其中的混沌——究竟是疾病塑造了庞麦郎还是他本就如此。唯一能肯定的是，这些年，庞麦郎的确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存在着：简单地投入音乐，简单地不顾一切，写出了简单的作品，打动了一些成年后没法再简单的人。
他向我讲过小学时登台表演的故事，说不清演了什么，只重复着“大家都给我鼓掌”。我问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做歌手的。就是从写出了《我的滑板鞋》，他说，我知道了自己还可以写歌。他笑一笑：“我觉得自己写得太好了，有一种满足感。”后来，我偶然发现了那个登台故事的完整版，它写在一本日历上，放在庞麦郎的书桌一角，是一家媒体做的周边产品，邀请365位作者写下生命中重要的一天。
庞麦郎的故事印在1月19日，左下角注明“登台日”，正文写道：我是约瑟翰·庞麦郎，今年28岁，生于1990年1月19日，我给我的故乡起名叫加什比克，它位于我国的西北。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小时候喜欢表演和音乐、体育。我记得在上小学时我第一次登台表演了我和搭档一起写的作品，上台时有点紧张，但台词我们背得比较熟，所以我们的表演进行得很成功，大家也都喜欢！
大家看得津津有味，我们在下台的时候，同学们给我们了很热烈的掌声！我们的表演为大家带来了欢乐：当然，因为我们显得很自信。我觉得那是我小学时候最难忘和最有意义的一天！我很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我喜欢音乐，它表达了我所有思想和想法，再现了过去的很多美好回忆和往事！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和大家高歌一曲，我想那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音乐可以洗涤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获得新的一天！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