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觉得你的或你孩子的作业特别多，你不是一个人。古往今来，海内外的家长和小朋友都对作业感到很纠结。比如在2012年，经合组织（OECD）的一项调查发现，西班牙中小学生平均每周要做6.4小时的作业，比其他发达国家多三分之一。该调查发表后，代表1.2万名西班牙家长的组织CEAPA就开始反对作业。实际上，美国在近百年来曾反复禁作业，又号召加作业。
在这样反复折腾后，1983年，美国政府的一份标题骇人的报告称，美国的基础教育体系平庸，“整个国家都处在危机之中”。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顾一下美国这一百年来的作业简史。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育研究者Brian Gill和卡内基梅隆大学历史学家Steven Schlossman是最早一批对美国作业史进行研究的学者。他们发现，在19世纪，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主要是死记硬背，当时学校老师还会实行体罚。
而在那个年代，只有一小部分学生能升入小学四年级，大多数家庭需要孩子帮忙干活赚钱，因此会在上中学前辍学。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能供孩子接受中学基础教育，而作业的问题也开始逐渐暴露。现在家长辅导孩子作业时鸡飞狗跳的场景，19世纪的美国家长也曾遭遇过。
1890年左右，回家作业的争论开始进入社会舆论核心。
美国内战英雄、后来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的经济学家Francis Amasa Walker这样回忆给孩子辅导数学作业：“我得一次又一次地让满脸泪水、怒气冲冲的孩子上床睡觉。学校的作业已经没有任何教育意义，只是让人神经疲劳的手段。”当时还担任波士顿地区学校委员会委员的Walker强烈批判小学阶段的算术作业。他还鼓动波士顿学校委员会限制波士顿的老师给学生布置数学作业，除非有“特殊情况”。
接着来到20世纪初。那时，科学育儿开始被中产阶级家庭接受。而当时的育儿思潮受到儿童发展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会首任会长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的巨大影响。霍尔认为，学龄前儿童是脆弱的，容易被智力任务伤害，因此小孩子不应该在8岁前上学。在他的影响下，美国的大城市出现了很多妈妈俱乐部，会员们致力于推广和普及霍尔的育儿思想。妈妈们抵制的一大对象，就是布置给小学生的作业。
因此在1900年，洛杉矶妈妈俱乐部促使当地政府对洛杉矶小学的教育体制进行审查。这次审查的结果就是，洛杉矶的小学不能给1-6年级的学生布置作业。
加州其他城市的妈妈团体也火速行动了起来，对当地政府施压。1900年，旧金山也规定不能给小学1-4年级的学生留作业，5-7年级的回家作业量只能限制在1小时以内。
1901年，加州州议会立法规定，加州公立学校不得给15岁以下的青少年布置作业，高中生每周的背诵内容也不得超过20份。加州的声浪引发了全美的共振。到了1901年，美国62座城市中的40座都限制了中小学给学生的回家作业量。首都华盛顿的小学也禁止给小学1-5年级的学生留回家作业。
作业的问题甚至上升到了联邦政策层面。
1900年，美国教育部长威廉·托瑞·哈里斯(William Torrey Harris)表示作业“就是无穷的虐待之源”，因此“12岁及以上的学生每天回家后做作业的时间应该被严格限制在2小时以内，12岁以内就不应该有作业。”在20世纪20-30年代，美国大城市的中小学依旧奉行回家无作业的宗旨。比如，纽约的公立学校被禁止给小学1-3年级的学生布置作业。
加州圣地亚哥市则禁止给1-8年级的中小学生布置作业。芝加哥更激进，直接禁止所有公立中小学校给任何年级的学生布置作业。
但是，这种反作业的国民情绪在冷战期间发生了180度转变。1958年3月，老牌杂志《生活》发表了一篇对比苏美青少年的学习生活的文章。《生活》杂志跟拍了来自莫斯科的16岁少年Alexey Kutskov和来自芝加哥的16岁少年Stephen Lapekas的一天的生活。
苏联少年Alexey几乎一整天都在学习，不是在做物理实验，就是在学化学、下国际象棋或是读莎士比亚。Alexey也打排球、学音乐。他的老师也很“鸡娃”，总是告诉他，他的前途取决于学习的好坏。美国少年Stephen则相当“佛系”，他对学习的态度比较无所谓，放学后他和女朋友约会，然后去参加派对。苏美中学生的“对决”引发了美国民众的集体焦虑。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美国的教育系统发生了重大改革：1958年9月美国政府通过了“1958年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政府为天赋少年提供奖学金和特别支持，并提高了教师工资。
10年过去了，反作业的情绪又开始高涨。1968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称：“如果作业耗费了社交、户外活动、创造性运动和睡眠的时间，作业就没有满足青少年的基本需求。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的一份重量级报告则给了美国人当头一棒。80年代初，美国政府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调查美国学生的学力水平。该委员会成员包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格伦·西奥多·西博格（Glenn T. Seaborg），主席由曾是美国健康教育与福利部长的约翰·威廉·加德纳（John W. Gardner）担任。
1983年，该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名为“A Nation at Risk: 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国家危机：教育改革刻不容缓）的报告。就如同它的标题提示的那样，它的内容对美国人来说相当骇人听闻。“国家危机”这项报告对全美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成就进行了调查和整理，结论是美国的基础教育很糟糕，2300万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读写能力。
该报告指出，从1963年到1980年，美国高考（SAT）阅读部分的平均分下降了“超过50分”（阅读部分总分800），而数学部分则下降了“近40分”（数学部分总分800）。该报告还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术能力进行了对比：“在19项学术能力测试中，美国学生从没有拿过第一或第二，倒数第一倒是拿了7次。
”这项报告写道：“我们的国家正在面临危机，我们在商业、工业、科学和科技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正在被全世界的竞争者取代。…我们社会的教育基础正在被平庸的浪潮侵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未来正遭受威胁。…如果不怀好意的境外势力要把这种平庸的教育系统强加在美国之上，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视为宣战。”并称：“历史不会对懒汉宽容。
”至于应该如何改善现状，该报告提出，高中生应该多做作业，这样才能和日本、韩国以及德国的同龄人竞争。加德纳甚至认为，美国学生应该多接受3年的数学、科学和外语教育。在“国家危机”报告发表的3年后的1986年，新一届的美国教育部部长William Bennett出版了What Works, Research About Teaching and Learning（什么有用？关于教学和学习的研究）一书。
这本书也支持给美国学生加作业。后来这本书也成了美国政府最畅销的出版物之一。
那么，美国学生的实际作业量有没有变化呢？根据Brian和Schlossman对美国近百年中小学生回家作业的统计，只有在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国中小学生的作业才在短时期内变多了，但是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美国中小学生每天的回家作业时间基本没有变化。然而你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对作业的态度却像一个钟摆，在反对和支持之间不停摇摆。
正常的童年应该是什么样的，多少作业才是正确的？恐怕没有人能给出能在所有的时间说服所有人的答案。狩猎采集的人类祖先并没有作业但却需要一辈子劳作，未来的人类或许在科技的帮助下不需要劳作而可以整天享乐。作业要多少才合适？这可能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属于我们这个演化阶段的独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