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和1986年在英国发生了两起性侵杀人案，一名17岁的男孩在被警方逮捕并轮番盘问后承认了谋杀。男孩随后被投入了监狱，但案情仍是疑点重重，比如男孩的供词中有不少自相矛盾、含糊不清之处，并且血型鉴定也与男孩的血型不符，甚至在罪案发生的时候这个男孩还有很有力的不在场证明。
不得不说，这个男孩很幸运，因为1984年9月，就在罪案发生的英国莱斯特市，有一位生物化学家刚刚获得了一项革命性的发现：亚历克·杰弗里斯爵士通过研究证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因“指纹”，因此可以通过任何基因物质的匹配度来识别出其所有者。杰弗里斯还用这一方法进行了成功的尝试。于是在1986年的11月21日，这个17岁的男孩成为第一个通过DNA检测而获得自由的人。
DNA检测对于法医科学家来说只是其中一种工具，也是如今我们最熟悉的一种方法。而在此之前，法医和法证科学曾走过漫长的道路。罪案的发生总是令人愤怒或悲伤，但是当不断成熟的法医技术或新方法的应用让罪犯无处遁形，并且还无辜者以清白，即使只是旁观者，想来也总会有放下心中大石之感。因此，尽管人们对DNA检测本身尚有担忧与争议，但对于以DNA检测（以及更广泛的科学手段）维护社会公义，看来是更多人所乐见的。
也正因如此，法医与法证科学及其历史才显露出令人着迷的魅力。
这就是《法医档案：用真相与实录还原法医科学》一书的主题。相信很多人对法证学和法医学的最初认知都来自影视剧或者文学作品，看着主角们在实验室和解剖台上一通忙碌，观者也似乎亲眼见证了这门年轻的科学的成长。不过，相比于这些基于现实而又超越于现实之上的影视文学作品，一部讲述现实的法医和法证科学史的书所能带来的显然是很不同的别样图景。
更何况作者本人还是法医与法证科学界的“斜杠青年”：不但亲身参与过案件的调查，还是BBC热播剧《无声的证言》的编剧之一，实在可以称得上是“宝藏作者”了。
此书原名叫做《无声的证言》，与英剧同名，初版于该剧第16季首播的2003年。麦克雷里不是这一季的编剧，但这本书的出版表明他也没闲着，他依然醉心于法医与法证科学及其历史，从未改变。
中文版书名改作《法医档案：用真相与实录还原法医科学》，对于想迅速了解全书主要内容的人来说，现在的书名显然来得更加直截了当。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此书所涉及的话题并非仅限于法医学，如原书副标题所说，作者所要讲述的其实是法医科学的历史，也就是说包括法医科学、法证科学等多个方向。
除序言之外，全书共分为七章，从人体测量和指纹鉴定到法医弹道学，从血型、血迹以及微量物证分析到验尸以及毒物鉴定乃至DNA检测，完整呈现了法医与法证科学200余年的演进历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医学和法证学是伴随着罪案的出现与花样翻新而慢慢成长的，尽管有时会稍显滞后，但总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热心于寻求真相，并且决不轻言放弃，这也成为法医及法证科学不断发展的原动力。
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案例是历时20余年的科莱特案。根据作者在书中所述，我们可以理出一个简单的时间线。
1983年10月30日，罪案发生，警方在案发之后的搜证时找到一张沾满血迹的纸巾；凶手甚至在一个月后还致信重案调查室，宣称警察永远不会抓住他，警察在这封信上发现了指纹，但不幸的是警方的数据库中没有找到与之匹配的指纹；1997年，警方重新梳理此案，并试图建立凶手的DNA基因库，但只获得部分成功，建立了三个DNA分子标记；2004年，调查小组掌握凶手完整的DNA基因图；2008年，凶手因交通违章被采集了DNA；2009年，真凶归案。
从人生的尺度而言，25年可谓旷日持久。作为案件调查的参与者，作者说自己对科莱特的记忆以及与之相关的失败感在25年的时间里一直挥之不去。但在我看来，这种挥之不去的挫败感的另一面其实就是想要探究一个真相的执著，而每一个经手过此案的人，无论是警员还是法医抑或法证检测人员，他们长达25年的坚持也正来源于此。
由于与其他领域的科学技术发展密切相关，法医和法证科学无疑在过去200余年中经历了飞速的变化。
作为探案者，面对这些变化时如何选择，这也是此书涉及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比如法国科学家阿方斯·贝蒂隆于1880年代开始利用人体测量法识别罪犯，并因在1892年的一起案件的嫌疑人锁定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声名鹊起，被誉为巴黎的福尔摩斯。1902年，他又成为欧洲第一个通过指纹鉴定成功破案的人。
有意思的是，尽管他使用了指纹鉴定法，却没有将它作为主要的刑事鉴定手段，而且他也不愿承认指纹鉴定法的操作性和人体测量法一样好，甚至有更好的效果，而只是承认指纹鉴定是人体测量法的补充。
这当然也很容易理解。就在贝蒂隆成功运用指纹鉴定破案的时候，这种新的鉴定方法已经悄然崛起，大有抢占风头之势。作为人体测量法最早也最成功的实践者，贝蒂隆自然不愿看到自己一生的成就这样被指纹鉴定这样一个“后生小子”轻易取代；另一方面，他也并未因此而拒绝使用这种新方法来找出凶手，他嘴上不认同，但他的行动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认同，仅此一点就足以为他赢得作为前辈的体面。
作为一个资深律政剧迷，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总会想起韩剧《至上之法》。该剧是对法律精神的追问与反思，结尾处的几句话我一直都还记得：“法律是不健全的正义，但教授法律的那一刻，法律必须是健全的；学习法律的那一刻，法律必须是正义的。因为不正义的法律是最残忍的暴力。
”诚如此言，“不正义的法律是最残忍的暴力”，而要维护法律的正义进而维护社会公义，需要的不只是情怀，更需要有对法治精神的坚守、对探究真相的坚持和扎实可靠的技术支持，通过一丝不苟的取证与严谨缜密的鉴证，用证据拼合出事件的完整图景，用真相给逝者一个交代，也让越界犯规者不再心存侥幸。
这是法医与法证科学在过去几百年里所走过的路，麦克雷里在本书中勾勒出这门科学的发展历程，也让我们看到它超越于技术手段之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