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史密森尼自然博物馆的“奇迹之物”精华展馆里，看到了旅鸽玛莎的标本。她略微细瘦的身子，棕灰色的羽毛上有着些许斑点，头歪斜着，像一只普通的鸽子一样用红色的眼睛打量四周。她的样子像极了和她同属鸠鸽科的北美哀鸽，这是北美最常见的傻鸽子，总飞到我阳台上拖长了声音呜呜叫。但玛莎，却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后一只旅鸽。
传说她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查尔斯·惠特曼教授，和几只旅鸽伙伴一起，被赠予了辛辛那提动物园，而玛莎活到了最后，也活成了真正的最后。动物园试图寻找一只雄性旅鸽与她交配，却并不成功；鸟类协会开出巨额悬赏寻找野生旅鸽，也无济于事。1914年9月1日的下午1点，在活过了29岁高龄之后，玛莎死去了，尸体掉落在了她平时呆的枝干下。
辛辛那提动物园立马将她冰冻在了一块300磅（约136千克）重的大冰块里，装上火车，快马加鞭地送到了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很快，她成为了一只活灵活现的标本——标记着人类猎杀的贪婪。18、19世纪，从欧洲来新大陆的移民拥有了一个新身份：自由的美国人。如此这般的自由征服与开疆扩土，背后是无数原住民的泪水，以及动物的尸骨。
1813年，著名鸟类画家奥杜邦在肯塔基的路易威尔，描述迁徙的旅鸽的数量，像日食一般将太阳遮蔽住，整整三天，旅鸽扇翅膀的声音都不绝于耳。而如此这般遮天蔽日的旅鸽群，成为了人们最容易猎取的目标之一。枪声响起，鸟儿应声落下，成为牲畜的饲料，穷人用于果腹的餐食，或者被做成标本充实附庸风雅人之珍奇柜（即使远非稀奇之物）。
而仅仅短短几十年过去，人们便惊讶地发现，旅鸽的种群数量在急剧变少。旅鸽虽然像不少鸠鸽一样，一年不止一窝，但一次大多只产一枚卵，更不用说它们的巢穴也是人类猎取的对象。雪崩的种群没有时间修复，而大规模的迁徙也无济于事、甚至还更引得猎鸟人注意。从北美数量最多的鸟类（最多的时候大约有50亿只），发展到骤然灭绝，时间如此之短，携带着鸟网和霰弹枪的人类，杀戮效率恐怕只有灭绝恐龙的那颗小行星能与之媲美。
近年来，随着基因组研究的日臻成熟，散布在美国各处的旅鸽标本也成为了新的研究对象。而人们惊讶地发现，曾经数以十亿计的旅鸽，其基因的多样性，竟然少得可怜。如果单纯从他们的基因组来估算数量，它们的种群数目可能仅有几十万，这和实际的数量，差了五个量级。2017年期刊《自然》上登载的研究，更进一步揭示了旅鸽单一基因的机理：在强烈的自然选择的作用下，配合旅鸽的生存模式，形成了旅鸽十分单一的基因组。
研究人员发现，不仅仅是旅鸽的基因多样性低，并且那些仅有的多样性，也分布得非常不均匀，主要集中在染色体的边缘。这意味着，这些整片整片的基因，都被“锁死”了（拆开重组的几率低），但凡出现任何不利的突变，连带其周围的基因都会被扫除。大约在2万年前，旅鸽们在冰期遭遇了种群的减少，伴随着的是基因库的缩小。但缩小的这一小坨种群，却没有在这2万年之间在多样性上有什么长足发展。
但凡出现一个“异类”，都会被严酷的环境条件给剔除。这里所说的环境，既是自然的，比如食物、气候、植被等等，也是“社会”的——旅鸽的社会。旅鸽常常以大片的、成群的、庞大的种群出现。它们并不是雁或者莺那样的候鸟，在一年中固定的时期进行季节性的迁徙；而是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为了食物而转战不同的区域（正如它们的名字旅鸽所言）。
它们成片成片地吞食壳斗科植物的坚果（主要是北美红橡树和美洲栗），上百只鸟在同一棵树上筑巢（甚至能把树压垮），挤在一起，从一个地方呼啦啦地涌到另一个地方——所有的基因，都为这样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和群居生活而服务。美洲栗，曾是北美东部的主要树种，如今已是极危物种。它们的主要食物源美洲栗，在20世纪初也曾遭遇入侵真菌（栗疫病菌）的扫荡（那时旅鸽已经野外灭绝了）。
可以想见，即使人类没有如此大规模的出手，人类迁徙所带来的副作用，也会极大地影响旅鸽的种群。
19世纪的人类，当然不懂基因组的奥秘，但贪婪的掠杀，无疑是利用了这样的模式——他们逐鸽群而动，设下天罗地网，所到之处收获颇丰。大片森林的砍伐，也让它们无处可去。就这样，自然与人类“合力”，数以十亿计的旅鸽，就这样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灭绝。旅鸽消失后，北美东部的植被经历了显著的变化，红橡树没有了掠食者，得以成规模地繁殖，成为了不少地区的主要树种。
故事的A面是人类的贪婪及其后果；而故事的B面，却给了人类更加意味深长的启示——多样性，或许在当下与生存本身无涉甚至有害，从长远来看，却意味着整个族群的机会不会被剧烈的环境变化所摧毁。在城市兴起、森林逐渐碎片化的今天，种群稳定甚至在增长的，不是大批迁徙的鸟，而是各类留鸟，如北美红雀、哀鸽、歌鸲等。
它们在一个地方驻扎，根据当地的特点，发展出多种多样的摄食、栖居、求偶等生活方式，甚至有些留鸟显示出了更高的智力和社群的复杂度。天择下的鸟尚如此，而有权利选择的人类，理应看得更远、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