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实施“中国行动计划”的目标是“反制其所认为的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然而两年多来，美国司法部起诉华裔学者胡安明、王擎以及7月23日一并撤诉的5名中国学者的案件，其结局显示这一系列行动对这些学者的个人名誉、事业和家庭造成严重创伤和破坏，却未找到证明他们是“间谍”、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证据。
在美国司法部发动的“中国行动计划”笼罩之下，众多华人学者遭到调查、起诉，讽刺的是，这些案件接连出现流审甚至是检方撤销起诉的情况。
先是6月16日，经陪审团两天的审议，美国联邦检察官起诉前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UTK）副教授胡安明一审以流诉（mistrial）结束。到了7月15日，对于克利夫兰诊所前雇员王擎被指控犯有虚假陈述和电汇欺诈一案，美国检察官申请撤诉，并在5天之后获法院批准。紧接着7月23日，美国司法部提交了撤销对去年中国五名学者涉嫌签证欺诈、隐匿与中国军方联系指控的动议。
最新的进展是，7月底，美国司法部提交了对胡安明一案再次审理的动议。
“联邦政府今天的所作所为证实了完全无视正义和民主。这项审判暴露了对亚裔的调查、监视和起诉存在严重问题……”美国亚太裔民权组织“亚裔美国人正义促进会”（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 AAJC）主席兼执行董事杨重远（John C. Yang）表示。
去年2月，胡安明因被控犯有三项电信欺诈和三项虚假陈述罪被捕。他被指控申请了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资助，但隐瞒了与中国大学的联系。实际上，胡安明早已向田纳西大学提交了大量的报告，列出了他与中国研究者的合作内容。
杨重远表示，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探员本人的证词，FBI以虚假前提对胡教授展开经济间谍调查，一年半后仍未能找到任何经济间谍活动或其他犯罪活动的证据。“FBI并没有在未发现经济间谍活动的证据时撤销此案，而是试图指控胡教授犯有电信欺诈罪，理由是胡教授故意不披露信息，尽管他遵循了所在大学的政策。”
“我们对联邦政府重新审判胡教授的决定深感失望，”亚洲太平洋美国倡导者协会（OCA）总会会长琳达·吴（Linda Ng）说——“最初的审判揭示了为剥夺亚裔和亚裔移民公民自由权力所做的误导性和系统性努力，显示了一些执法人员根深蒂固的反亚裔情绪。更重要的是，这给胡安明和他的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创伤和经济损失。”
“联邦政府必须明白，这一举措对目标教授和更大的亚裔美国人群体都有多大的危害，”OCA副执行董事阮清华（Nguyen）说，“围绕‘中国行动计划’的言论不仅延续了反亚裔情绪、刻板印象和仇恨事件，还摧毁了被攻击对象的职业生涯。”
7月29日，以国会众议员刘云平（Ted W. Lieu）为首的近100名国会议员致函总检察长梅里克·加兰（Merrick B. Garland），表达对胡安明一案中可能存在的不当行为表示关注，并敦促对美国司法部对“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由展开亚裔个人的错误攻击”进行调查，呼吁停止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定性。
“在最近的胡安明教授案件中，似乎有一种持续的模式和做法，有色人种被执法部门和检察官单独挑出来……多年来，许多碰巧是亚裔的人被司法部错误地指控为间谍。这些案子的共同点都是被告有一个亚洲姓氏，一个生活被搞得天翻地覆的无辜生命。
”这封联名信中还提到，议员们要求调查司法部是否有使用种族（或其他民权分类，如宗教、性别和民族）的书面或不成文政策、计划、模式或做法，以实施逮捕、监视、拒绝安全许可或其他不利行动，尤其是在“中国行动计划”之下，调查美国司法部是否有针对种族、民族或民族血统的人群的书面或不成文的政策、计划、模式或做法。
接着，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名誉教授卡尔·巴顿（Carl E. Patton）、关注科学家委员会（CCS）、APA Justice联合9个（邮件寄出后又有4个团体署名）组织分别于2021年8月2日、4日、20日致函主审的美国田纳西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的瓦兰（Varlan）法官，纷纷敦促驳回对胡安明的起诉。
美国司法部频频犯错是为何最近美国司法部撤诉指控华裔学者的案件，均未披露具体原因。在撤销对心血管疾病和遗传学专家王擎的起诉时，据克利夫兰当地媒体报道，检察官称这一决定是在“对案件进行审查后”做出的，但拒绝进一步回应撤诉理由。
7月23日，美国司法部申请撤销对去年中国五名学者涉嫌签证欺诈、隐匿与中国军方联系的指控。
这五位学者分别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放射肿瘤科访问研究员唐娟（音译）、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医药学者王鑫（音译）、斯坦福大学脑科学研究的访问学者宋琛（音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关磊（音译）、印第安纳大学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专业博士生赵凯凯（音译）。
他们于2018年、2019年进入美国访学，均被指控在申请签证时隐匿了与中国军方的联系及其他罪名，其中不乏有人经受了数月或更久的牢狱之灾。
“这些案例的悲哀之处在于从来没有证据表明他是间谍，（政府）也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接触过保密信息。他不是军队的成员。”关磊的律师说。
据《华盛顿邮报》消息，一名要求匿名的高级官员坚持认为，撤销这些案件并不是缺乏证据的反映，“事实上，我认为这些个案对提高我们的威慑作用有很大帮助。”
对签证欺诈的惩罚通常不超过一年，这位官员说，这一事实，再加上一些情况下可能会延长诉讼时间，使得官员们认为撤销案件最有利于司法利益。
“在我们所有的起诉中，司法部在准备审判时会评估案件的是非曲直，”发言人温·霍恩巴克尔（Wyn Hornbuckle）在一份声明中说。“最近几起涉及被告与中国军方关系不明的案件的进展，促使司法部重新评估这些起诉，我们已经认定，撤回这些案件符合司法公正。”
据《华盛顿邮报》消息，美国司法部于2020年12月2日表示，经过FBI在当年夏天的调查，1000多名隐藏了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研究人员离开了美国。这一数据也被司法部官员用来支持“撤回这些案件符合司法公正”的论断。
然而，这样的理由似乎经不起推敲。
明州刑事律师周东发在《名律议案厅》节目分析唐娟案撤案原因时讲到，FBI在网上找到的唐娟定罪的证据难以证实可靠性，他估计FBI在审查唐娟案时涉及到很多内部敏感信息甚至是对唐娟有利的信息，如唐娟的辩护律师发现曾有FBI探员认为“唐娟的案子没什么好调查的”。
此外，周东发认为，签证欺诈起诉在联邦政府的起诉中影响很小，从法律形式上说出发点就不太对，司法部在解释撤诉原因时提到一年来已有1000多名中国学者离开美国，称“从正义的角度说已经达到了目的”，以上种种迹象说明该案在证据严重不足的背景下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据《加美财经》报道，联邦调查局根据“中国行动计划”进行数千次调查，并没有发现研究人员中普遍存在知识产权盗窃行为。
美国知名律师事务所Wilmerhale在回顾了最近7例“不予考虑”的案例后指出，“这些案例表明，当理论上觉得（这些研究者）有错，但实际上却没有什么证据支持时，政府面临着的危险。”
此外，所谓的“披露”程序实际上是很不清楚的，但这只是代表了研究资助系体系固有的弱点，这些因素削弱了欺诈意图的证据。
“在胡一案中，辩方称，UTK与利益冲突披露相关的政策并未就需要披露哪些类型的业务提供足够明确的指导。
在审判期间作证的UTK员工难以解释如何定义利益冲突。胡引用了一本大学手册，其中将利益冲突定义为仅涉及1万美元或更多的付款，因此（学校）没有要求披露他中国大学的工作，那个在薪水比这个低。庭审中提供的证据还表明，胡曾就美国宇航局的披露要求向UTK寻求建议，但得到的指示相互矛盾。最后，就是否披露胡的中国关系，美国宇航局自己也给UTK提供的指导意见也不明确。”
胡安明的辩护律师菲利普·洛莫纳科（Philip Lomonaco）在提交的无罪动议申请中指出，“由于证据不足以维持定罪，被告请求法院驳回此案。没有证据表明胡教授有意欺骗NASA，如果没有欺骗的意图，就不会有电信欺诈定罪，进而其余的指控也尽数失败。”
对于接下来可能的再次开庭，知情人士告诉《知识分子》，胡安明“只能继续迎战，没有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