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家庭里，多半有那么一两个“中年发福”的人。因为工作的原因频繁出入酒局、饭局，回到家之后又一动不动地横在沙发上看电视。身段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沉重，刚开始锻炼腿就直哆嗦，索性放弃。“懒，不肯出门，又不干家务，他不长胖谁长胖？”对于我父亲那滚圆的“啤酒肚”，我母亲这样总结道。
真的只是因为好吃懒做吗？仔细查阅数据就能发现，肥胖是一种“时代病”——我们的父辈一代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开始身材走样的。中国城市人口的肥胖率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飞速上涨，超重（BMI>25）的比率从1989年的10%左右，飞涨到了1997年的接近20%；2002年中国城市里的成年男性，有34%体重超标，超过15%已经迈入肥胖行列。
不仅有冰淇淋，还有瓶装可乐，散装糖果，饼干点心……对于中国而言，80年代末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买东西再也不用出示票券，可以尽情地在财务允许范围内享受人造的甜蜜。零食成为了城市家庭的常态，塑造了我们的儿时记忆，也把“肥胖”这个我们曾经陌生的名词带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工业食品的秘诀：研发人性。工业甜蜜的典范，大概莫过于“肥宅快乐水”可口可乐。为什么甜的饮料能够令人如此着迷？它们又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软饮最关键的研发内容，就是对于含糖量的操控。一罐330ml的可乐里含有多达35克蔗糖，然而在二氧化碳和焦糖香气的衬托下，却没有任何腻味感，只让人觉得清爽而愉悦，不愧“肥宅快乐”之名。
与此同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也都在80年代左右走上了发胖的快车道——不管是当时已经走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美国、英国，还是发展中的东亚各国、拉丁美洲。113个国家的肥胖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显著增长，有73个国家的肥胖率翻了倍，而至今没有哪怕一个国家将这个趋势成功扭转。这是一个工业批量制造甜蜜的年代，也是一个批量制造肥胖的年代。
食品工业对于糖的青睐不无道理。糖不仅仅甜，还能给各式各样的风味锦上添花。糖和蛋白质的美拉德反应，以及糖在高温下的焦化反应，为食物提供了大量的香气来源，能调和食物单调的口感。这些原理早就在日常烹饪里得到了应用：酱油的甜味让煎肉的香味更加浓郁；红烧肉里的炒糖则能让菜品呈现漂亮的色泽和口感。
随着糖添加的风靡，公共健康学者发现事情并不简单。美国的肥胖率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抬头，于90年代迎来了暴涨，并在21世纪初达到了顶峰。而人们吃掉的卡路里，并没有成比例地增加。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百多年前的早期营养学家认为，既然人体是一个物理系统，那么营养自然也遵循能量守恒，摄入能量比消耗能量更多就会长胖，反之就会变瘦。卡路里，一个来自物理学的能量单位，变成了营养学的概念。
今天我们的社会习惯于把体型视作自制力的标志，减不了肥说明个人毅力不够。但事实是，“理想”的生活方式从来都是奢侈品，只不过一百年前的普通劳动者可能面临的是营养不良，而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工业量产的肥胖。对抗它所需的不仅有意志力，还要有睡眠、精神状态、闲暇时间、健身房和营养师，就连基础的新鲜水果蔬菜对一些人而言都是负担。
其结果就是，人们的饮食消费结构被彻底改变了。
卫报健康记者乔治·蒙比奥特（George Monbiot）在翻阅了英国历年家庭消费数据之后发现，现在的人们比起1976年而言，并没有吃得更多，然而吃的东西却大不一样：鸡蛋少了一半，早餐谷物的消费量翻了倍，新鲜土豆少了一半，然而土豆片却多了两倍，冰淇淋更是增长了三倍之多。当然，最显著的变化还是糖。如今，美国人平均每人每年从甜饮料中摄取接近30公斤的糖，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玉米糖浆。听起来很多是吗？
那只是每天一瓶半“肥宅快乐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