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5日，惊闻郑哲敏先生逝世，既震惊又悲痛。11年前，我跟随前同事熊卫民对郑老进行过两次访谈，那时他已86岁高龄。在郑老2013年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我又陆续三次访谈过郑老。他心态年轻，目光清澈、笑容爽朗，把对学科发展与国家社会的深刻见解娓娓道来。在学识与社会见解上，我尚不能跟郑老有深层交流，但身为“三院院士”的他却从不在意我的资浅与稚嫩——与他的交谈总令我深受教益，如沐春风。
从2010年开始，在郭永怀夫人李佩先生的主持下，以郑先生为首的一群老科学家每周三上午在力学所召开“钱学森科学思想座谈会”。李佩去世后，郑老成了周三会的灵魂人物。2017年11月，我曾有幸参会，并在会后与郑先生留下了一张难得的自拍照。
在郑老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夫人卢凤才老师晚年精神状态不佳，先行离世，独子又在美国任教，郑老的生活愈加孤独。一次，在海淀黄庄小区前的街道上，我与一位身材不高、外表普通的老人擦肩而过。稍有迟疑，我才猛然意识到这个稍显落寞的身影就是郑老。这与之前在办公室跟他交流时神采飞扬的场景殊然不同。
如今，郑先生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的功业和精神值得我们珍重，谨以此文表达怀念。
1955年郑哲敏离美回国前照片。郑哲敏1924年9月出生于浙江鄞县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从事钟表生意。他1943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一年后在哥哥建议下改学机械。大学四年级时听了钱伟长开设的应用力学课后，改学应用力学，194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一年。
在梅贻琦、钱伟长等推荐和扶轮社国际奖学金的资助下，他于1948年9月抵达加州理工学院机械系报到，开始攻读研究生。许多年后，他仍记得，办完入学手续当天，系秘书马上发给他两把钥匙，一把用于他所在办公室的门，一把用来打开机械系大楼的大门，使他能在非办公时间进办公室。这使他有些吃惊，一个刚从异国他乡来的陌生人居然能得到这样的信任。
一年后他师从钱学森攻读博士，成为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指导培养的最后一位中国研究生。1952年6月取得应用力学与数学博士学位后，报国心切的郑哲敏马上想回国，但美国移民局扣押了他的护照，他只好继续在学校担任助教和研究工程师，并教授力学课程。
至于为什么不想留在美国？如他所说，“这不是个问题,没有想过不回来”——“我们这一代人深受历史书上写的鸦片战争中中华民族所受的屈辱历史的影响，也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我记得书上就写着‘打倒列强、除军阀’。”20世纪50年代美国正处麦卡锡主义阴影下，“我觉得在美国像生活在浮萍上一样的，没有根。”“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想为祖国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两年后的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美国移民局取消了对一批留学生离境的限制。然而，他的回国之路却颇费周折，并“意想不到”地在日后给他惹来了麻烦。
郑哲敏在美国读书期间，父亲将做生意辛苦攒下来的一两万美元分批汇给了他，他把钱存在了美国银行。抗美援朝战争后，中美关系恶化。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把钱转存到瑞士。
因护照过期，郑哲敏到洛杉矶所在的总领事馆延长中华民国的护照。他先办了去日本的签证。因瑞士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他又到美国公证处证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国籍差别，这样拿到了去瑞士的签证。因办理欧洲签证需说明目的地，他又相继办了去巴黎、意大利的签证。9月他到纽约乘船离美。
在瑞士滞留三个月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大使馆得到了回国证，终于得以回国。一路上颠簸辗转了半年，第二年2月才经香港回到祖国，直接投奔钱伟长领导的中科院数学所力学研究室，参与了力学所的创建。
中科院力学所1956年正式成立，钱学森任所长。1956年10月钱学森任国防部五院院长，上层让钱列出一张参加研究工作的核心人员名单，在第一张名单上列出了十几个人，其中却没有他的得意门生郑哲敏。很可能就是因为郑哲敏辗转欧洲回国引起了疑虑，一度被当成了特务嫌疑。
1958年“大跃进”中，力学所的方向改为“上天、入地、下海”，相应成立了三个研究室，主要从事国防科研。而一些政治条件不合格的人则归入第四研究室，郑哲敏被任命为该室副主任，负责与工农业相关的力学研究工作。不久，所领导决定撤销第四室。
那时我国正在开展“两弹一星”研制，落后的工业水平和加工工艺无法制造出喷管等大型火箭的重要部件。1960年，钱学森给郑哲敏下达研究任务，让他用爆炸成形做出来。
郑哲敏建立了爆炸载荷组，金属板壳材料的力学性质组，以及爆炸成型组三个研究组。他率领队伍花了三年时间探求得到爆炸成形的主要规律，并和工业部门合作生产出大型火箭的重要部件——尾喷管，为中国火箭上天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个新兴学科由此诞生，钱学森称之为“爆炸力学”。
1964年，我国开展地下核试验预研，通过离核爆源较远处所测到的地震波强度反推核试验是否成功。有关部门委托郑哲敏去攻克这一难关，他终于有了参加绝密工作的资格。他独立于国外同行提出了一种新的力学模型——流体弹塑性体模型，并为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的当量预报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这一模型被广泛应用在地下核爆炸、坦克与反坦克武器、空间反导等重要国防科技领域。
由于出身和取道欧洲的历史问题，郑哲敏回国后就成了“老运动员”。1957年钱伟长被打成“右派”后，郑老和朱兆祥先生曾一起去看望钱伟长，朱后来被划成了反党分子，郑则在高级研究人员政治学习组内是重点批判对象，做了三次检查才过关。
十年动乱期间，郑哲敏被当作“特嫌”受到隔离审查，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0年年初，所里宣布派一批人去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劳动锻炼，郑哲敏夫妇二人一起下到干校，正读小学的儿子只好送到保姆原籍农村去。
郑哲敏在干校表现积极。1971年年初，受上级指示，干校撤离血吸虫的重灾区潜江，迁往河南确山。同年，郑哲敏从干校返回力学所，继续致力于爆炸力学的研究。经过十年努力，他先后解决了穿甲和破甲相似律、破甲机理、穿甲简化理论和射流稳定性等一系列问题，有助于改变中国常规武器落后状况。“流体弹塑性力学模型及在核爆炸和穿破甲方面的应用”在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978年，当科学的春天到来之时，因原来主持工作的副所长郭永怀于1968年因公牺牲，中科院力学所已整整十年没有业务主持人了。郑哲敏不仅知识广博，治学严谨，组织管理能力突出，还曾为国防和经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众望所归的力学所领导人选，出任副所长。
然而，走上领导岗位，这一过程并不容易。1979年9月，他向二室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加入共产党是我政治上最后的和最高的归宿。”1979年秋，力学所党委就动乱期间给郑哲敏的几次查无实据的调查做出结论：“历史清楚，没有政治问题。”郑哲敏提出必须说清楚他的情况是否算冤假错案，有无平反问题。但当时的党委书记不同意。
1980年，中科院酝酿在力学所选拔一位所长。
院部就所长人选在力学所举行民意测验，郑哲敏得票最多。在面临该所党委书记阻挠下，分管力学所的副院长周培源先生充分肯定郑哲敏的业务能力和组织能力。1980年12月18日，郑哲敏被任命为力学所常务副所长。1981年夏，中科院领导将该所原党委书记调离力学所，新党委书记孙诚命人在“对郑哲敏的历史进行了审查”一句的前面，加了“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影响下”等字，郑立即同意签字。
但过了半年，该所党委某副书记竟荒谬地提出该结论无效。中科院党组1983年2月批复力学所“‘文化大革命’强加给郑哲敏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力学所党办拒不执行。
从1980年开始，力学所还有人指控郑1956年与他人合写的论文存在抄袭问题。中科院数理学部为此组织专家进行调研与审议，否认郑存在抄袭，并结论送到力学所。该所党委某副书记仍表示郑的历史问题、抄袭问题“还需要搞搞清楚”。
在中国科学院党组的过问和力学所多数党员的努力下，直到1983年11月，力学所所办党支部大会通过郑哲敏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2月，中科院党组任命郑哲敏为代理所长。
这一事件被1984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被延误了五年的任命——记一位力学专家走上领导岗位的艰难历程》详细披露，并配发评论员短评《不能再拖了！》
次年，郑哲敏终于出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
20世纪80年代末，他跟新领导班子一起，按照钱学森先生的技术科学思想，慢慢恢复研究所的科研秩序，重点发展环境和基础理论、能源（含海洋工程）、国防、国民经济等业务工作。当时中科院大力推动研究所办公司，在执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他因势利导，对科研人员分流，让一部分不擅长科研的人去创业，保留一部分精干力量专守科研。
从国家重大的、急迫的需求出发，做“雪中送炭”“爬坡出汗”的工作是郑哲敏科研工作的一大特色。改革开放为爆炸力学研究带来了新机。他率领爆炸力学室放手工作，率先在旧房拆除爆破上作出了不菲的成绩。
随着全国港口建设大规模的展开，他和爆破组的同志一起，在连云港齐腰深的海滩上进行工程试验，终于探索出可行方法。爆破筑堤工程规范经交通部门推广，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后来“爆炸处理水下软基”荣获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令人惋惜的是，1990年因部门机构调整，钱学森创建的物理力学研究室、郭永怀创建的等离子体力学研究室和郑哲敏创建的爆炸力学研究室被撤销，研究人员或分散或转向，另谋出路。从力学学科发展与学术传承的角度无疑是令人遗憾的，是值得讨论的。
2012年，郑哲敏、王小谟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郑哲敏的同事和学生谈庆明研究员看来，郑哲敏虽因爆炸力学的科研成果而获此殊荣，但外界对其创建的流体弹塑性力学（Hydro-elasto-plastic body mechanics）的科学意义认识还远不够——这一研究突破了以往将力学划分为流体力学与固体力学的藩篱，开创了一门“既固又流，非固非流”力学新分支。
晚年的郑哲敏非常关注生命科学和地球环境科学，他认为这些学科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公众福祉产生长远影响。
进入耄耋之年后，郑老仍坚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积极推广工程科学思想，帮助指导研究生。他认为工程科学思想的核心观念是创新。他赞同钱学森的主张，要以科学为基础发展出新的工程技术。年轻时他是工程科学前沿的拓荒者，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不遗余力地推广钱学森的工程科学，或者说技术科学思想。
他曾受邀在清华大学作报告，讲解工程科学。报告长达两个小时，观众反响强烈。2006年春，中科院力学所老研究生合影。（前排左1李和娣，左2老研究生俞鸿儒，左3吴承康，左4郑哲敏，右3吴成康夫人黄兰洁；第二排右3段祝平，最后一排左1白以龙）
郑哲敏深知青年人是力学发展的希望，是工程科学思想的继承者。他先后指导过几十位研究生，一直强调论文选题要从实践中选题，再回到实践去检验。留所工作的学生段祝平在评聘研究员职称前曾征求郑哲敏先生的意见。郑看了材料后，建议段祝平可在工程科学思想下多做些工作，宁可评正高的时间晚点，也要工作牢靠。
对高级研究人员严格要求的他，对待学生却总是和蔼可亲，非常关注年轻人的想法与进展。2020年1月郑老入住北大第一医院后，因新冠疫情再没能回家。在医院里他继续关注着力学界与力学所的情况。去世两个月前，他还在电话中问起关门弟子张旭辉的博士生李鹏的近况，小伙子的论文选题可燃冰开采方案研究正是郑老非常关心的。
一生历经多次政治运动风浪后，郑老变得更加谨言慎行，一段时间里难得见他在语言和文字上发表较为尖锐的意见。可到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郑老却变得对一些问题仗义执言。
和一些老院士一样，作为一名老中科院人，对奉献了一辈子精力的中科院，他有着赤子深情。在一次受邀参加科学院院领导的学习会时，他就表达过对中科院定位问题的鲜明看法，后又在不同场合多次谏言。在一份手稿中他曾写道，“科学院的定位问题出现了新情况，急需加以澄清，这是一个老科学工作者留给党和政府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晚年的他时常感叹自己这辈子就这么过来了，很想告诉年轻人应该怎么做。他专门给青年人留下了一份材料“留给后人的话”。其中提到——“不要把自己当天才，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往往比许多人要更花力气，叫做以勤补拙。”“在一个科研问题面前，最要紧的是先要把问题搞清楚。核心是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矛盾。这往往需要做不同的尝试，经历多次失败，所以需要耐心和坚持。有一天，你会觉得突然贯通了。这是做科研最幸福的时刻。”
他提到自己曾在1965年提出要开展流体弹塑性模型之后却坐失良机：“为什么没有想到把它推广到压力不太高的岩土爆炸的问题上来，用理论计算的工具来研究和解决岩土爆破问题呢？如果真能做到的话，岂不可以把二室的许多工作联系到一起，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吗？”
哲人远去，风范长存。郑哲敏先生的科学遗产和科学精神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