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何时放映的影片，我们可以不受时间的束缚，只要动动手指点开视频网站就可以随时观看。不论多么遥远的朋友，只要我们点开社交软件的聊天界面，就可以像现实中那样促膝长谈。互联网技术正在重塑着我们的环境，我们可以在网络构建的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来回穿梭，我们虽身处物理空间，但一部手机就可以让我们置身于我们想要的虚拟环境，反之，我们关上电子页面的那一刻，我们也就回到了现实空间。
沉溺于“无时间的时间”读书期间某次读书会，老师说她喜欢电视播放的“延迟”感，插播一些广告，可以想想剧情如何发展，思考为什么这么演。接着她又说：“如果在电脑上看，可以看一整天，那么这一天就别想做别的事情了。
”当时，我只是把这当作平常的对话，但后来又想了想，发现其中存在着住宿舍没有电视可看的学生所忽视的问题：电视机的节目安排和视频网站很不一样，固定时间播放的视频内容和随时在线点播的视频内容，拥有两种时间模式。
电视遵循“媒介时间”，它有自己的节目排播表。我记得儿时报纸会提供电视节目单，预告接下来一到两周的节目安排。这种节目安排是配合人的生活作息的，比如早间节目通常面向老人，傍晚的动画片是给放学后的孩子看的，新闻联播刚好配合晚餐，而随后全家一同观看电视剧，则被称为黄金档或黄金时间——这里的“黄金”可以理解为家庭的温暖团结，但更多的是形容收视率和广告费的关系。
电视节目安排所依照的媒介时间，是符合人的生活作息的，也可以说它是和工业时间同步的。工业时间注重“时刻表”，事情的先后顺序都是提前确定的。在这种标准的时间安排下，人们朝九晚五地工作，除非加班，剩余的时间由自己安排，或者接受媒介时间的安排。电影《大都会》讽刺过这种制度化安排过于死板苛刻，甚至造成了人的“变形”，但个人依循时间行事，这种安排也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秩序感。
网络视频则提供了一种“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time)，和工业/媒介时间不同的是，它“消除了先后顺序”。尽管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用这一词语来形容全球化语境中“流动空间”的时间属性，同时他又在《认同的力量》中继续解释：信息范式和网络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现象的井然次序中引入系统性扰乱的时候，无时间的时间就产生了……消除先后顺序，就创造出了未加分化的时间感，也因此消灭了时间。
但我想把这种宏大的时间观，具体到我们生活中的微观感受。网络视频确实遵循着“无时间的时间”，虽然视频网站可以依照电视模式安排节目首播时间，但是一旦节目播出后，它就进入了随时播放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是没有黄金时间的，广告往往是节目前的60秒，如果你是会员，可以选择跳过，否则就要等待它结束后进入正式视频。
这种随时播放的状态，改变了节目安排，也培养了观众随时收看的习惯。我们可以在地铁上、餐厅里、马桶上、工作的时候，甚至是等待绿灯过马路的间隙，点击播放，观看这些视频。如果说工业/媒介时间塑造了事物和我们生活的次序，那么“无时间的时间”，则消除了我们的时间感。
另一个较为明显的“无时间的时间”存在于短视频之中。在猎云网的文章《抖音设局》里，提及抖音的四个特征，第一个便是“没有时间”。文章中写道：“如果你留意的话，会发现抖音首页隐藏了手机时间，手机顶部的所有信息都被隐去。在播放短视频时，你无法知道现在几点。抖音刻意模糊了你对时间的判断，不清楚自己究竟在这个产品上玩了多久，等你反应过来，几个小时、半天可能就过去了。”
这种对时间的隐藏和视频播放时的“全屏”很像，但却和观看电视不太一样，你知道两集电视剧播放完毕就要准备睡觉了，但网络视频可以继续下一集，通常还会跳过片头片尾，达到剧情的无缝衔接。短视频也让你全屏幕地沉浸其中，滑动手指便进入下一个视频。“知道还有什么地方不设时钟吗？赌场。这个地方压根不想让你知道现在几点，目的就是让你一直赌下去。”
当然，“无时间的时间”不仅仅体现在这些令人耽溺的娱乐工具中。旧的工业时间正在被瓦解，面对新鲜的通信技术，我们曾幻想过远程办公、远程教育，现在这种远程美梦的确实现了，但也变质了：如果孩子在家网络学习，可能就没有了课间休息的时间；如果你在家里网络办公，你的工作时间可能会更加灵活，但也可能会造成工作时间的隐性增长。
即时通讯工具试图聚焦于熟人关系。但随着越来越多人的使用，即时通讯工具进入工作情境，逐渐变成了一个工作工具，一种“无线缰绳”。我们的生活状态被不断涌现的新消息打断，就像《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中，新垣结衣扮演的职场女性不断被老板的命令骚扰。这不仅是工作时间的延长，生活次序的混乱，还是私人生活被公共生活入侵的表现，但这些通常都被忽略掉了。
我想达利的名画《永恒的记忆》可以较好地形容这种状况，画中有三个钟表，它们指向六点前后。这既可以是黄昏，也可以是清晨，它既意味着沉睡，也代表着苏醒。对于失去时间感的人们来说，它是停滞的、瘫软的，仿佛生命随着这些钟表枯竭了。
空间距离真的消亡了吗？说完时间，我们继续谈谈空间。作为我们生产和生活的行动场域，空间带给我们至关重要的体验，而如今这种体验也在发生着变化。
技术对空间的改变，体现在两个层面：交通和通信。这是英文词语Communication的一体两面。在19世纪或者更早的人类历史上，信息的移动在本质上被看作是人或物的位移过程，“传播”即是“交通”。在传播学概念引入国内之初，也曾被翻译为交通学，两者本身具备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交通占据速度优势的时代，信息依赖运输工具而散布传播。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在电报中、在电话的听筒里、在收音机的喇叭中、在电视机的声画中获取信息，速度也快于过去的运输工具。在传播学的视野里，“交通”把传播者本身运送到受者面前，进行一种面对面的具身交流。“传播”则把传播者的话语传递到受者的眼前或耳边，进行一种抽象的交流。
但从空间角度来看，两者都是在努力克服距离形成的阻碍，让信息得以快速交流。人们把“空间”视为障碍由来已久，在古代中国，空间无法跨越，只能寄托思念于月亮，才有了“千里共婵娟”。在19世纪的美国，空间的障碍意味着邮轮需要花费数周的时间，才能将新闻从纽约传递到新奥尔良。
在交通层面，空间被人类重新丈量，运输技术突破了我们双脚的极限，帮助我们朝更远更高更深的地方迈进。
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在《铁道之旅》中说道，“在相同的时间里，一个人能走的空间距离比原来多了好几倍。用交通经济学的术语说，这意味着空间的收缩。”这种收缩自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而是感官上的体验，借此远距离的障碍被交通克服了。世界还是那么大，但借助高铁或飞机，我们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飞到伦敦喂鸽子”，甚至乘坐飞船进行一场太空漫游。
在通信层面，“地球村”中再快的高铁、飞机乃至火箭等运输技术，都无法战胜通信技术的传播速度，以至于早在上世纪就有学者因为电视机的出现而提出“消失的地域”。而如今通过互联网或智能终端彼此交流，人们不需要具身地出现在交流的场景中，“不在场之在场”“缺席的身体”已成了见怪不怪的场景。
互联网对空间的改变，同时也伴随着对空间概念的挪用，“信息高速公路”“虚拟社区”“话题广场”“数字博物馆”“网络足迹”等等，无不体现着技术复制或者再造现实空间的野心。网络技术的速度带来了巨大的便捷，使我们转而拥有了数字化的智慧生活。点开网购APP，随时下单，快递隔天就会送达。点评类APP已经制作出了“美食地图”，我们只需要决定去哪里排队打卡。办公类软件允许我们远程会议，解决各类紧急问题。
社交软件帮助我们分享生活、认识朋友，实现了“天涯若比邻”的梦想。
便捷的数字服务让一个人可以勾连起世界的诸多关联，但同时也让我们的感官越来越被虚拟声景所影响，却忽视了实实在在的空间本身。在《十三邀》里，项飚和许知远谈论消失的“附近性”时，就提及目前我们的生活存在的这种巨大的分裂，或者说是个体的矛盾。居所和世界之间没有中间地带了，一个人关注自己，再通过网络关注世界，仿佛活在一个没有“附近”的时空之中。
人们甚至不需要在居所之外的空间漫步寻找——即使寻找，网络地图也会帮你导航出最快的路线。而当线上聊天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沟通方式，人类经过漫长进化可以灵活使用工具并勾连起世界关联的手，正在萎缩退化，大拇指灵活地划动点击出语句和表情包，小拇指托举着越来越大的智能手机，负担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最终，与外界交互的“动动手”变成了窝在家里面对手机屏幕的“动动手指”。
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借由运输和通信技术，在感官体验上被收缩了，距离消失了。过去，我们用“距离产生美”来宽慰空间的阻碍，现在当距离真的成为“动动手指”即可跨越，我们发现那个真实的外界，需要被一次次地切身体验。为了抵抗这种简单化的“动动手指”式的交流方式，青年艺术家葛宇路曾花费8天，用电风扇和鼓风机吹着一封情书步行了69公里。
当那封情书从燕郊抵达北京海淀的女友楼下，已经被一路坎坷蹂躏得破损不堪。葛宇路敏锐地写道：“这封信没有任何具体的文字内容，但是当他被风寄到时，我发现上面充满了内容。我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书写我俩之间的异地生活。”距离真的消亡了吗？显然没有。但通过速度压缩后的空间，却不会完全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制造出亲密关系。
或许我们要学习现象学提出的“回到事物本身”（tothethings themselves），“一杯饮料、一首忧郁的歌、一次兜风、一抹余晖、一种不安的情绪、一盒相片、一个无聊的时刻。它通过掉转我们自己通常如空气般被忽略的视角，恢复了个人世界的丰富性。”而以上这些，显然需要我们打开房门，拥抱“附近”。
我们将怎样数字化生存？时间和空间，与互联网打造的虚拟空间彼此纠缠，甚至相互交融。尼葛洛庞帝所言的“数字化生存”，已经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事实。数字经济成为了当下经济的重要发展方向，数字化转型也成为各行各业升级突破的战略思路。在数字化的生活空间下，我们可以便捷地获取资讯信息、发表观点，结交朋友、拓展视野。
无论是国家、产业还是个人，都享受到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红利。
但正如前文所言，具体到生命体验层面，互联网如同一个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在享受红利的同时，也正经历着时间和空间上的转型，甚至是“变形”。与此同时，那个隐姓埋名的互联网世界已经远去了，无处不在的手机号注册、实名认证和人脸识别，已经勾连起网络身份和真实姓名，隐私也随之远去。互联网分割着人们的注意力，数据和算法控制着信息流，这里充满着神奇，也隐藏着风险。
如今，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和人们生活的“现实空间”，正在高度叠合交织。我们身处物理空间中，随时可以打开手机进入网络世界。反过来讲，我们在浏览网页讯息，也随时可以“抽身”返回到现实世界。互联网已经成为生活的具体部分，是一种状态或方式，而不再是现实的倒影，不再是一种技术工具。
当充电宝成为电子吊瓶，手机成为了器官，人工智能也许需要这么理解：它不仅是人造机器的仿真、拟人和智能化，也是人的机械化和技术化。
手机不正是技术对人体的植入吗？这种植入和改造完成了机器的理性和人类的超理性的共处，让我们逐渐成为人工智能，成为“赛博格”(cyborg)。我们正逐渐被数字终端改造，成为物联网的一个节点或者大数据的一段数字。无论你承认与否，我们的确是在数字化生存，但也要保持乐观，如何在这样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存在方式，成为了我们一生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