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物种起源》的人恐怕不多，但知道达尔文的人一定不少。作为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不但彻底改变了后世对于生物圈的看法，更是将上帝拉下了神坛。鲜有人知的是，达尔文其实出身于英国显赫的名门望族。这个家族除了拥有巨额财富，还是学术大师辈出的书香世家，仅英国皇家学会成员就有10位之多。此外还不乏艺术家、诗人和实业家。
按照今天的标准，1809年出生的达尔文绝对是富三代的存在。
达尔文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很有名望的医生。在西方社会里，医生一直是高薪职业，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年薪3000英镑——看上去似乎不多，咱们找几个参照体对比来看：1838年出版的《雾都孤儿》中，狄更斯提到殡仪馆老板用5英镑买了个孤儿当学徒；著名的剑桥阿登布鲁克医院始建于1766年，靠的是4500英镑的捐款。这么算下来，达尔文父亲的年薪收入约等于今天的百万美元上下。
22岁时，改变达尔文命运的事情出现了。专业思想很不牢固的他，对是否做个牧师很无所谓，但却对外出旅行很感兴趣。经过一串波折后，达尔文登上小猎犬号，开启了为期五年的环球航行。航行结束后，他花了三年时间整理思绪，出版了《小猎犬号航海记》。在思考和整理期间，他提出了自然选择理论。这在当时显然是异端，所以达尔文只对少数亲戚朋友透露过自己的想法。
1858年，华莱士寄给达尔文一篇具有进化论观点的论文，这促使达尔文决心发表自己的研究。1859年旷世巨作《物种起源》出版，进化论成为自然界多样性的一项重要解释。随后，达尔文还出版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和《人和动物的情感表达》等阐述人类演化的论著。
1882年，达尔文离开人世，为了表彰他的杰出成就，达尔文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跟牛顿做了邻居。160多年过去，达尔文的影响早已超出自然科学领域。抛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中国的影响不谈，社会达尔文主义至今仍是西方社会学流派之一，包括罗马教廷在内的很多宗教组织也已经承认进化论。
达尔文家族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出了一打大人物，我们按辈分一一细数。达尔文的爷爷伊拉斯谟斯·达尔文，是早期提出类似演化观念的学者之一。他不但指出了物种的可变性，还表达了不同生物有共同祖先的“传衍”概念。这一观念对他的孙子查尔斯有重大影响。同时，他还是一位知名医生，以及发明家、植物学家与生理学家。
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开启求学生涯，于1785年在荷兰莱顿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在研究人眼的后象时，他发现了被他称之为“小眼球运动”的微眼跳。在1788年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时，罗伯特还不到22周岁，比其父亲的入会年龄更早。
英国有一个持续250多年的陶瓷“百年老字号”，创始人是查尔斯·达尔文的外祖父，乔舒亚·韦奇伍德。虽然这位老爷子在学术界没有什么造诣，但他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尊称为“英国传统陶瓷之父”。
弗朗西斯·高尔顿，论起来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作为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博学者，弗朗西斯·高尔顿一生著述颇丰，有340多件论文和专著传世，他拥有的头衔堪比《权力的游戏》中的“龙妈”：统计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热带探险家、地理学家、旅行家、发明家、指纹学家、气象学家、原始遗传学家、心理测量学家、社会达尔文主义、优生学和科学种族主义的倡导者。
查尔斯的次子乔治·达尔文，1868年毕业于剑桥大学，1879年成为皇家学会会员。他把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琢磨了一辈子，曾提出“分裂说”来解释月球起源。1892年，他获得英国皇家天文学会金质奖章。
弗朗西斯·达尔文是查尔斯的三儿子，最初在剑桥三一学院学习数学，后来以医学学士毕业，但他没有行医，而是跟随父亲研究。他的领域是植物运动，特别是向光性。1882年，他成为皇家学会成员，也是在这一年，父亲去世，弗朗西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整理父亲的生平、书信和著作上。
霍勒斯·达尔文是达尔文的五儿子，履历横跨学政商。他以工程师和科学仪器设计师闻名，1883年创办剑桥科学仪器公司，极大解决了英国缺乏科学仪器的窘迫局面，服务范围从剑桥开始到学术界再到工业界。他发明的能切出0.0001英寸厚度的手摇切片机引领了时代潮流。霍勒斯还有过短暂的从政经历，担任过1年剑桥市长。之后他回归学术，1903年成为皇家学会会员。
乔治·达尔文的儿子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也即是查尔斯·达尔文的孙子，是“原子核物理学之父”卢瑟福和“哥本哈根学派创始人”玻尔的同事，著名物理学家，1922年当选皇家学会会员。在物理学方面，创立了物理学著名的达尔文-福勒方法。1928年他首次用保罗·狄拉克的电子相对论波动方程计算出氢原子的精细结构，给狄拉克助攻诺奖。
达尔文家族的后代在学识上超出常人，但在健康指标上的表现就比较差劲了。达尔文-韦奇伍德家族的62个后代中有38个没有孩子，活着的大都身体病弱。这与这一家族乃至那个时代普遍的近亲结婚现象有分不开的关系。
查尔斯·达尔文的妻子艾玛是达尔文舅舅的女儿，出身韦奇伍德家族，两人可谓门当户对。在那个时代，这门亲上加亲的婚事自然得到了两个家族的强力支持，达尔文婚后每年可以从家族领到600英镑的生活费，妻子艾玛也能领到400英镑，两口子的生活从一开始就衣食无忧。
达尔文迎娶自己的表姐艾玛，站在乔舒亚·韦奇伍德的角度看，就是自己的外孙娶了自己的亲孙女。这事儿放在今天的中国，简直不可想象，自今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八条就明确规定：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其实，这种近亲婚姻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相当普遍，比如哈布斯堡家族的“大下巴”特征就在近亲婚姻中代代相传，以至于辈分都不知道该如何论。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达尔文家族和韦奇伍德家族之间的近亲通婚在当时看来没有丝毫问题。正是因为频繁通婚，两个家族才合二为一，最终成为今天的达尔文-韦奇伍德家族。但遗憾的是，达尔文和表姐艾玛所生的10个孩子中，没有一个是身心完全健康的——这些孩子中有3人没有活到成年，在10岁前就去世了；活下来的7个也常年疾病缠身，1个女儿因消化系统疾病常年卧床，还有2个孩子经常痉挛，有3人因不育终身没有孩子。
而且，长大成人的7个子女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前面提到的乔治、弗朗西斯和霍勒斯的程度均比较严重，晚年饱受折磨。
毫无疑问，达尔文-韦奇伍德家族是一个了不起的家族，不仅在学术上留下丰富的宝藏，也铸就了一段商业传奇，但同时也应该清晰地意识到近亲通婚给这一家族带来的悲剧。说来也讽刺，这个拥有诸多皇家学会会员的家族以进化论奠基人查尔斯·达尔文为代表，却在某种程度上正面挑战了“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