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与现代相遇的转型年代，中国社会正在变得日益多元化，对私人生活也比以前更为包容，但同时传统规范的力量依然强大。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在代际关系中亲身体验到年轻一代个体主义的彰显与传统儒家父权制规范之间的张力。本文试图以边缘触碰中心，展现身处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里的女同性恋群体际遇，尤其是她们在面对来自父辈的婚姻压力时的矛盾与挣扎，来折射出转型期中国社会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复杂现代性图景。
1980年代开始，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经过四十年以来的飞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快车道上一路高歌猛进，传统文化也在强势回归。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的街头，裙裾飘飘的汉服女孩翩若惊鸿；时髦的现代画廊、西餐厅，却栖身于上世纪初的弄堂民居。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传统现代杂糅、多元文化兴起、不同元素混搭的复杂动态，也就是社会学者计迎春描述的中国特色的马赛克现代性。
与此交相辉映的是多元复杂的家庭变迁：一方面，现代化的影子在个体家庭层面得到彰显，特别在城市中，初婚年龄大幅后延，同居行为增加，离婚率上升，少子化趋势凸显，丁克现象也渐为人知，年轻一代对于多元性行为日益宽容，如婚前性行为、同性恋、同居等等；另一方面，和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姐妹社会的晚婚、不婚相比，在当代中国社会，婚姻仍然相对普遍，也相对低龄，两代以上同居的主干家庭一直保持可观而稳定的比例，甚至近年来还有所上升，代际团结呈现高度的韧性，儒家父权传统观念仍渗透于家庭生活内外，孝道文化历久弥坚。
在市场经济催生的“风险社会”中，家庭和父母成为年轻人的情感支持和安全网，家似乎比以往更为重要。年轻一代个体主义的现代花朵，始终盛开在代际亲密关系复杂缠混的土壤里。由此，形成了一种传统与现代并存、代际共生状态突出、注重家庭兼强调个体诉求、金钱和情感密不可分、性别维度明显的马赛克图景般杂糅的家庭模式。
在这片高速发展的广袤国土上，不同的地区现代化水平和风俗文化不同，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经济资源和思想观念的差异也极大，父母权威、代际亲密关系、个体自主性、孝道以及婚姻压力，和相应的生活策略正如色彩各异的瓷片，形成了不同的传统现代杂糅的马赛克图案。学者计迎春将现代中国呈现的这种家庭图景称为“马赛克家庭主义”。而中国女同性恋者在传统父权制家庭中的生活境遇，恰恰是马赛克图案中鲜为人知的一块。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女同性恋者免不了受到国际同性恋运动追求身份政治、出柜和婚姻平权等发展趋势的影响。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强大的异性婚姻的压力，男女同性恋者之间往往缔结有名无实的形式婚姻，形成攻守同盟。形婚在当代中国的盛行就是马赛克现代性一个很好的注脚：现代的困境通过一种传统的形式进行协商和掩饰。
我们招募了来自东部沿海地区某一线城市、内陆地区某二线城市和某四线县城的16位女同性恋者，通过访谈和参与观察来理解她们的婚恋和生活状况。我们了解到她们的异性恋婚姻压力，了解到她们如何向父母出柜，也了解到她们如何在“孝顺的女儿”和“同性恋者”的身份之间挣扎，也了解到传统和现代的张力如何形塑她们与父母的代际关系。
在我们所研究的四线县城，年轻人婚前通常和父母同住。
由于父母的阻拦以及对于自身能力的不自信，我们的受访者没有信心、也没有机会去大城市闯荡。她们常常处于“沦为剩女”的焦虑之中。刚过30岁的李东无奈地说：“焦虑还是有的……身边的一个一个都结了婚，然后你不结婚，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不正常的。大龄青年为什么不结婚……那就是你有毛病了呗，总归别人是要乱想的。”她们的父母呢，则担心身后无人照顾自己的女儿，持续进行种种逼婚、逼嫁。
26岁的石头很羡慕别人的父母，因为“那种别人的父母，比较开明啊，就觉得不结婚没关系，你快乐就好啊。”每年在年夜饭桌上，单身的石头总是得到家人亲戚“开心快乐，找到最爱”的祝福，但是石头心中却是满满的讽刺和悲凉：“我想说我找到了，但是你们不认可啊。带到你们面前的话，可能没有一个人给我祝福吧。甚至这种家庭的观念，就觉得你心理有问题。开明的父母我不知道（哪里有）”。
石头想要离开家乡，同在大城市工作的前女友在一起。但是父母不想让她和女孩在一起，也不想让她辞职，并且认为石头有一个铁饭碗，为什么还要去外面受苦。石头也对离开家乡去往外地生活也充满了不安，她怕离开父母的物质经济资助，自己独自在外没有技能，真的无法生存。因此，对于这些生活在县城的女同来说，和男同性恋组成形婚往往是一种非常实际的策略。
而石头也在访谈结束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和身边的男同性恋朋友匆匆进入了形婚。事实上，我们研究的小镇女同不是已经形婚，就是在计划准备形婚。
相对而言，内陆某二线城市的受访者面临来自父母的婚姻压力要小得多。她们找到工作后基本不和父母同住，往往还有到大城市发展的计划，特别是去东部沿海大城市工作、生活。在这些受访者中，一半正在形婚或者计划形婚，另一半则不打算形婚。
目睹闺蜜进入形婚再离婚，还在读书的木木形婚的念头起了又消。当年闺蜜的妈妈得知自己的女儿是同性恋后，直接从三楼跳下去，摔断了一条腿。木木非常焦心：“万一我妈有一天也这样做怎么办？我们家可住五楼。”但是后来闺蜜在婚内遭受了严重的身心伤害，并在两年后离婚。木木心有余悸的说：“她刚婚（形婚）的时候我还觉得挺好的……可以考虑走这条路。后来发现好像不靠谱……宁可我单着，我也不想……被家暴。”
我们研究中一线城市的女同性恋者通常并没有直接来自父母的催婚压力，也没有任何一位受访者打算形婚。即使是家庭背景相对更加传统，受到了父母很大“催婚”压力的外企白领梅梅也不例外。“我爸妈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着急让我结婚，从25岁就开始催婚那种。”密集的相亲活动让梅梅过上了“两班倒”的007生活：“我平时上班加班，周末在那边相亲，那什么时间是我的？
”但是和生活在县城的女同无法逃脱家乡不同，28岁的梅梅毕业于名校，有令人羡慕的高薪职位，在母亲决定出资一万块钱给相亲中介为梅梅相亲后，梅梅崩溃了，直接在电话里出柜。毕业后，梅梅已经存钱三年，准备和女友一起出国留学，并计划到同性恋合法的国家完婚。
我们在访谈中发现，生活在县城的女同几乎不可能和父母就性取向问题进行直接公开地交流。
她们通常在父母面前否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而父母即使知道也假装不知道，甚至采取手段来“纠正”自己的女儿。比如石头在初中的时候就曾和女朋友一起离家出走，她回忆道：“父母在学校找我的时候，别人已经把这些事情（同性恋）告诉了我的妈妈。当时我的妈妈就直接在地上跪下来了，被吓到了。”但是这件事以后，她的父母仍然一直否认石头是同性恋。
面对石头和同性交往的事实，石头的父母就觉得：“心理变态，甚至觉得这是个病，就想着给我找个心理医生。”石头妈妈甚至扬言：“要么打断你的腿，我一辈子养你，要么死，我们一起死！”说到这里，石头叹了口气：“你永远都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眼神里写满绝望和无奈。
内陆二线城市的受访者通常会直接或间接地向父母表达自己的性取向，几乎所有人都计划在合适的时间向父母出柜。
虽然出柜的过程依旧十分困难和曲折，但是和县城女同不一样，她们和家人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沟通空间。木木经常会和母亲以“我有一个朋友”为开始，向母亲介绍什么是同性恋，看到与同性恋相关的新闻和信息时，就会积极和母亲讨论，母亲也都会很认真地听木木的讲述。木木甚至还尝试过向母亲电话出柜。但是母亲却试图让木木相信，木木尚未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子”，而她和女孩子的爱情只是她的一种幻觉。
而来自沿海一线城市的受访者也大都已向父母、家人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即便身处非常传统的家庭之中，梅梅还是非常果断而强硬地在电话里出柜了。和生活在县城的女同不一样的是，梅梅可以负担得起自己的生活，在外租房居住，还有经济能力和女朋友一起出国留学。如果用当下的网络热词“privilege（特权）”来说，那么小县城女同是很难有这种特权来直面自己的父母并出柜的。
作为父权制、异性恋家庭的社会文化规范机制，孝道往往成为父母向子女施加权力影响的工具。梅梅在电话里出柜后，她的父亲搬来和她同住，开始无微不至地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做饭让她带到公司、帮她买东西、叮嘱她早点回家，让她住在朝南的房间，熬夜到2、3点等待加班晚归的女儿。这些行为让梅梅觉得特别愧疚，甚至觉得自己是在犯罪、是不孝。
同样，我们来自县城的受访者往往在孝顺女儿和同性恋身份之间矛盾纠结，陷入了服从孝道和追求个体独立浪漫生活的两难境地，她们常常为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而感到内疚。
李东“总是在想自己为什么不正常，为什么这个样子？”甚至尝试过改变自己，找一个“正常”男人结婚来取悦父母。石头也很纠结：“对他们（父母）来说，孝顺就是到了年龄就应该结婚，就应该组织家庭，然后养老送终，这就是孝顺。”所以石头的父母认为石头“养这么大，就是和白眼狼一样”。石头转述一个同情她境遇的表姐的话，“人啊，有的时候自私些吧，还要孝顺呢。你孝顺的时候，你就不能自私。”
二线城市的受访者则普遍没有直接将女同性恋身份与孝顺联系在一起，而是对传统的孝道进行现代的解读。木木就是这样一个特别富有创新智慧的年轻女性。木木有一个长期交往的女友，并有出国结婚生子的打算。她曾经一直在为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而难以成为一个孝顺的女儿而烦恼。后来，她发现舅舅作为姥姥唯一的儿子，父权树上的唯一果实，却并没有履行孝顺的义务，违反了儒家父权传统养儿防老的规范。
反而是木木的母亲一直在履行赡养的义务。这样一想，木木也就释然了，作为女同和作为孝顺女儿，这两个身份是可以和谐共存的。她开始强调孝顺就是与自己的妈妈一起成长，帮助她更快地适应新科技，跟上新时代的步伐，更好地获得日常生活的体验和满足。她自信地将“我养你小，你养我老”的传统儒家等级关系定义下的孝顺进化为“你陪伴我长大，我陪伴你老”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亲密平等的孝顺。
一线城市的大多数受访者也希望成为孝顺的女儿，但他们并不一定把孝顺与自己的性取向联系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开始反思自己与父母的关系。比如康德的父母将孝道与她的婚姻、生育联系在一起时，康德认为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想法”，都是因为他们和那些“老头”“老太太”在一起受到的影响，并试图“教育他们不要这样想”。而梅梅虽然因为自己同性恋者身份而对父母感到内疚，但这并不妨碍她努力赚钱，计划移居海外。
尽管出国之后，“不够孝顺”的愧疚感可能会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但是她可以，也有能力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
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些女同性恋者的父母可以给自己的女儿施加巨大的压力，但他们不再拥有曾经传统意义上至高无上的父权，也缺乏完全决定孩子命运的资源。
与此同时，随着亲子关系变得相互依赖、平等和亲密，尤其在大城市新兴的中产阶级中，孩子们可以以一种更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对父母施加影响，来争取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就地区差异而言，在社会氛围更传统、经济更落后的小县城，女同会受到父母更为严格的限制。特别是那些缺乏资源、经济上依赖父母的小县城女同，她们往往感觉被“困住”，最后不得不进入形婚。
在大城市中，女同往往有更多的资源和选择，求学、移民海外似乎在近年来成为一种日益受欢迎的策略。不同城市的女同面临的不同境地和采取的不同策略，反映了中国家庭中父权力量衰落与父权文化复兴相并存的马赛克式传统现代杂糅的复杂图景。这种传统现代杂糅的张力也普遍存在于年轻一代当下兴起的各种非传统生活方式，比如同居、晚婚、不婚、丁克、母胎单身等多元化的生活选择。
这些个人的选择往往不能逃避TA们的原生家庭和代际关系，不能回避也很难彻底和传统规范决裂。
在一个现代中国人的生活里，传统大概不仅仅是装饰，它并没有完全消失也没有彻底瓦解，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并和现代力量一起形塑我们斑斓交错的马赛克式生活图景。有时候传统提供给我们生活的意义，有时候它是我们的生活策略；有时候它是一种让人窒息的压力，有时候它是一种温暖宁静的归属；有时候我们反思传统，有时候我们反抗传统，有时候它又无声地融入我们的呼吸，走进我们的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