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诞生到现在，这两个字一直被人们所尊敬和推崇。对于科学研究的真正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而在小编看来，科学的意义显然非常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不过，大家普遍认同的一点则是，科学可以利用严谨的、可检验的方法，客观全面地归纳整理人类生活的经验和规律，并反过来指导人类更好地生活。
可惜的是，人类对于科学的信任正逐渐被商业利益摧毁。近日，来自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公共卫生学院Sam McCrabb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通过对来自北美、欧洲、大洋洲和其他国家200多位公共卫生学者调查发现，近20%的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受到过资助方的压迫，推迟、改变或不公布不利于资方的健康行为干预试验结果。同时，研究人员还提出了8条建议，旨在保护公共卫生研究的科学性和完整性。
该研究以“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 Researcher experiences of funder suppression of health behaviour intervention trial findings”为题发表在最新一期的PLOS ONE杂志上。商业凌驾于科学，最终受害者是普通消费者。
说起商业对科学的操纵，很多可能感到陌生，但事实上，它一直存在于我们身边。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上个世纪的烟草营销，接受商业赞助的科学家大力推广香烟，并想尽办法证明烟草是健康的、无害的。各大烟草厂家也花费大量的资金宣传烟草，甚至很多医生都为烟草代言。
这一通操作下来，烟草自然是畅销无阻，各大烟草制造商赚的盆满钵满。随之而来的是，肺癌从一个罕见病一跃成为发病率最高的肿瘤，让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当然，经过科学的研究和验证，现在我们已经十分清楚烟草的危害。然而，一种早在几十年前就被证实具有成瘾性，并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被蒙在鼓里，天天吃。它就是——糖！
在很多人看来，糖是一种人畜无害且人体必需的能量物质，经常吃只会长胖，并不会对健康有什么危害。而很多人之所以对于糖的危害没有清楚的认知，都是因为60多年前的一场“阴谋”。上世纪50年代，经济上遥遥领先的美国人民，冠心病患者却越来越多。面对不断升高的发病率、死亡率，科学家们逐渐开始了对饮食因素风险的研究。
上世纪60年代，伊丽莎白女王学院生理及营养学教授约翰·尤德金（John Yudkin）提出，大量糖的添加和食用是导致冠心病的主要危险因素；而明尼苏达大学营养及病理学家安塞尔·凯斯（Ancel Keys）则认为，饱和脂肪和膳食胆固醇才是最主要的诱因。
1967年，顶级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关于膳食脂肪、碳水化合物和心血管疾病的综述文章，却淡化了糖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联，并转而将饱和脂肪推为罪魁祸首。
之后几十年，虽然关于糖和饱和脂肪的争论从未停止，但几十年来的研究大都得出同样的结论，那就是在心脏病这事儿上，糖没有主要责任。2016年发表的一项系统综述显示，在已经发表的科学研究中，几乎找不到证据表明正常水平的糖摄入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通过查阅文献会发现，就连过度食用糖在肥胖、糖尿病、痴呆和蛀牙中的研究结果，都不尽相同。那么糖真的是无辜的吗？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群研究人员，在翻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糖业研究基金会（SRF，美国糖业协会与其有着密切关联）的来往信函、内部文件，以及当时有关糖脂争论的历史报告后，发现了一个“惊天阴谋”。
原来，SRF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赞助了一些研究计划，成功地淡化了糖的危害，同时将饮食中的脂肪推为导致冠心病的罪魁祸首。并且在随后的几十年间，SRF始终干涉研究结果的正常发表。因此，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糖“人畜无害”，脂肪才是是众多疾病的罪魁祸首。
然而，即使人们长期限制脂肪摄入，但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依旧不断攀升。据统计，当今全球有11.3亿人被高血压所困扰，每年因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1700万，其中因冠心病而导致的死亡人数为740万。
积极捍卫科研自由，拒绝资助者压迫。现实世界中，科学研究是设计和改善公共卫生计划的关键因素。而政府、学校或商业机构的资助，是研究人员顺利完成科学研究的保障。当然，资助从来都不是无偿的。一般来说，政府需要科学研究为相应的政策服务，大学则一般需要突破性研究成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商业赞助商则不希望看到“不利”的研究结果。
因此，多年前，众多研究人员就提出了所谓的学术自由理念。认为科学研究人员应该接受同行评审和伦理认可的约束，自由地进行科学研究，而不能被其他因素干扰或威胁。同时，众多学者也认为，保护科研自由对于社会发展、科研进步、科技创新至关重要。然而，由于资助者压迫，学术诚信正在被破坏，很多学者质疑政府公共研究机构是否真的为公共利益服务。
2006年，对澳大利亚公共卫生研究人员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21%的研究人员在过去的5.5年中至少经历过一次政府资助者逼迫他们改变研究结果的事件。同时，政府、商业机构是最常见的压迫方。同样地，2015年加拿大科学家的一项调查显示，过去5年中24%的科学家被要求更改研究结果，37%的科学家被阻止在专业领域回答媒体问询。而在本研究中，为了进一步明确公共卫生领域，研究人员被压迫的情况。
McCrabb教授带领研究团队，对208位公共卫生领域例如改善营养、身体活动、性健康、吸烟等相关研究通讯作者或主要作者进行调查。最终，104位作者接受了调查，他们来自北美（34%）、欧洲（33%）、大洋洲（16%）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最终，18%的参与者报告自己曾受到资助方的压制，最常见的是资助者表示不愿发表研究结果，因为结果对自己“不利”。
随后，为了保护公共卫生研究的完整性和科研工作者的学术自由，McCrabb教授提出了以下8点建议：1. 政府机构必须确保与研究者达成资助协议，保护学术自由。2. 研究机构不得以允许资助者干预研究为条件接收资助。3. 政府机构应建立由政府机构资助的研究登记册，包括资助条款以鼓励开放。4. 研究伦理委员会必须考虑研究自己的来源和条款，以确定资金来源是否存在任何伦理影响。
5. 科学期刊必须要求作者声明研究资助条款和潜在利益冲突。6. 研究人员必须遵守有关可接受资助条件的行为准则规定。7. 对高等教育机构研究实践的审计承包应由具有适当权利的独立机构进行。8. 大学应考虑建立研究者报告压迫的机制，以及做好资助者管理。
未来，由于各方利益的冲突，对于研究人员的压迫想必并不会完全停止。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合适的方案或政策，正确处理科研压迫，帮助研究人员实现政治的科研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