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纳在18岁就获得了哈佛的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又师从罗素、受教于希尔伯特等名家，这样的教育或许影响到他日后颇为广博的研究。本文作者王飞跃教授从《维纳传：信息时代的黑色英雄》一书切入，结合其它材料，对维纳的悲催人生进行了精彩的概述，里面涉及到维纳与其夫人、冯·诺伊曼、香农以及人工神经网络的早期创立者Warren McCulloch、Walter Pitts等人的种种纠葛。
2018年6月中旬，我应邀赴斯德哥尔摩参加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一次博士论文答辩。答辩开始之前，我问参会的教授们：“维纳死在哪里？”没想到，来自欧美五国的五位同事和当地的教授不但不知道，有的还反问：“Who is Norbert Wiener？”原来，这里没人知道鼎鼎大名的控制论之父，更不知道他就死在大家的身边。
次日，顺利完成答辩的新科博士帮我找到了维纳的去世地点——1964年3月18日下午，“就在那长长的台阶之上，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呼吸也随之停止。”我正诧异，这台阶分明只是宽而已，其实一点也不长，难道是后来改建了？疑惑之际，蓝天白云之下，忽然一阵大风袭来，我急忙转身并扣住帽子，结果动作太急、墨镜落地。待我站稳睁开眼睛，却直觉得一团烈火扑来，原来是办公楼前的簇簇红花。
这一切，来得如此急促，让我一时头晕目眩、不知所措，脑中竟奇怪地闪现出维纳生前的自我评价——他就是盗火给人类而牺牲了自己的普罗米修斯，把智能机器的“自动智能”新技术带给了人类，却担心人类屈从于机器、放弃选择和控制的权利，内心总是充满了一种即将来临的“悲剧感”，“觉得自己是一个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先知”。
其实，纵观维纳的一生，悲剧是其脱不掉的底色。
猝死之后，他的批评者说，其瑞典之行是“觊觎诺贝尔奖”的一次游说之旅；但支持者反驳，维纳访问瑞典就是传播控制论，并非乞求诺贝尔奖委员会。他们也许都忘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维纳的工作曾经直接帮助四人获得三个诺贝尔奖：玻恩（1954年物理学奖）、海森堡（1932年物理学奖）、沃森和克里克（1963年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在获奖时或者获奖前都公开承认维纳对他们工作的重大贡献。
然而，维纳在这一方面不但“供需严重失衡”，并由此陷入了个人生活的悲剧。这位20世纪的少年天才、美国首批媒体的宠儿和明星，在遭遇两位心上人的“十动然拒”之后，不得不与父母安排的、但内心一直拒绝的女友结婚。
婚后，这位教授夫人尽管在生活上给予维纳精心照料，但是她的主要心思花在如何控制维纳的情感和“朋友圈”，成了家里的控制“控制论大师的大师”，在社交圈里赢得“名誉教授（Frau-Professorship）”的称号——维纳一高兴，就想着如何让他“抑郁”，便于控制；一旦看到维纳与自己不喜欢的人太亲密，便想方设法进行破坏，甚至不惜拿女儿的贞洁名誉作为“核武器”，诬告维纳学术上的关键同事设局让维纳的“不止一个”学生诱奸其女儿。
维纳对人工智能的起步与发展到底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这是一个极其复杂但又十分有趣的问题，对此我无法回答。但我知道，维纳自己也不知道他有多大贡献，特别是他的思路与方法，直到今天才发挥作用，并将在未来的类脑类人和社会智能研究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将Cybernetics译成“控制论”的学者自己也认为，这个词应该译成“机械大脑论”，选择控制而非机械大脑是由于当时政治的原因。
读《维纳传》，最让我感触的是维纳对弱势的同情和尊重之心。他与自己的第一位博士生李郁荣的关系，与李郁荣第的第一位博士生印度人Bose（创造了著名博士音响公司）的关系，与他同强势白人精英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对各个国家的古老文化传统都满怀敬意”。在中日之间，他认为当时强大的日本“太势利”，而选择任教中国。或许，这与他自己的身世和所受的磨难相关。无论如何，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