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前，一串大脚印在北京空中踏过。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央视主持人的解说词。时至今日，这二十九个沿中轴线走进鸟巢的大脚印，依旧是北京奥运开幕式，甚至是奥运历史上最经典的片段之一。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视觉艺术特效总设计师叫蔡国强，若论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世界性，他无疑是最知名的那个。
自1986年起，蔡国强便游历世界进行艺术创作活动，2001年，他为北京APEC做的焰火设计图《APEC景观焰火十四幅草图》以7424万港币的成交额，创下中国当代艺术的世界拍卖纪录。
蔡国强用艺术表达对科学和宇宙的好奇，近30余年来持续创作与“外星人对话”系列作品；他用火药将长城延长一万米，将点燃的场面通过无线电向太空广播；他在卢浮宫前燃放主题为“One Night Stand”的焰火表演，然后牵着太太的手漫步河边，那是塞纳河上50年来第一次焰火表演；他还在故乡泉州架起了500米高的焰火天梯，当作献给百岁奶奶的生日礼物。
千年以来，无数人企图控制火药，却命丧于此。火药诞生于古中国术士之手，以此炼制长生不老的丹药，结果事与愿违；火药发展于战争，促成了无数帝国的轮替。如今，它终于成就了欢乐。2019年，在诺贝尔奖授奖对话周的会场上，蔡国强以火药艺术家的身份作终场发言，以致敬炸药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
过往的三十年，蔡国强穿梭于世界各地，以天空和大地为画布，用爆破的艺术尝试沟通宇宙、寻找外星人、对话祖先；他追寻科技的脚步，成立了盖蒂研究院研发火药特性，并积极尝试VR、NFT等前沿表现形式；他拜访霍金，广交世界科学界好友，却总想着为他们扔出一块“香蕉皮”，让科学家在向前奔跑的时候也偶尔“脚底打滑”。
科学让蔡国强看见了什么？在他眼中，科技给艺术又带来了什么？从宇宙中来，向宇宙而去。蔡国强：有一本科普的书我很喜欢，卡尔萨根的《宇宙》，记得当时是海洋出版社出版的。吴云飞：它给你最大的启发是什么？蔡：它把宇宙的主题，作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里面的情感来表示。那本书穿梭着大量物理学的介绍，又不仅仅是在枯燥的说宇宙科学。
吴：随着对于宇宙探索的加深，你会感觉神秘感在逐渐消失吗？蔡：不会，因为宇宙足够大，能够提供我们对它一直不断的好奇，知道的越多反而会感觉未知更多，我记得爱因斯坦有说过类似的话。吴：人类这种梦还一直在的。蔡：它会一直在的。最近几次物理学的诺贝尔奖大量都被宇宙学家拿走了，也说明过去很多判断现在被广泛认可了。
吴：你做了很多给外星人看的东西，探寻的是什么？蔡：上世纪80年代我在日本神户想做个项目。那个城市是倾斜的，一眼能看到海边。我就想在附近的岛上找一片土地，使它平整得像一块画布，然后天天都等待外星人来画什么符号。吴：你觉得他们会画什么？蔡：我其实不知道，但就很期待外星人能不能来，这其实也是反思我们人类为什么要找外星人。
吴：从90年代开始创作外星人相关主题到现在，你的问题在发生变化吗？蔡：根本的问题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最近我还有一个类似的想法，希望在月球上放一块大画布，用望远镜可以直接看见那个画布，然后我就等外星人会来画几笔什么，我明白也许一辈子也等不到，但我很喜欢这种等待。
吴：有没尝试主动给过外星人什么信号？蔡：1993年我在嘉峪关做过把万里长城用火药延长了一万米。那个年代有个传说是万里长城是在太空唯一能看见的人类建筑物。我燃烧的同时，把这件事也向宇宙四面八方的发送无线电波，我把它就当作与外星人交流的作品。
艺术迷恋偶然的创造，又依赖着高超的技术，蔡国强称它们是一对难兄难弟。在《说说我的迷失》中他写道：“当人工智能几乎可以做到一切时，我们还剩下什么？人工智能再发达，也永远不是动物；而我们多么文明，永远是动物。感性、情欲、荷尔蒙，那些意外和失控的惊喜或沮丧，画布上发生的随意率性，本质是源于动物的野性。”
技术的进步能改变艺术的边界，如同摄影技术将绘画的纪实价值推进了坟墓。但经历短暂的迷失，技术又能催生出新的艺术，闯出另外一片天地。吴：你用上了电脑芯片，对火药有了更精确的控制。当对火药的控制变得精确时，爆炸带来的艺术性还在么？蔡：其实火药的难以控制不仅是材料，更重要的是它能激发我自己身上的不可控。因为我不失控，火药就会不会失控。
吴：摇摆在失控与控制的感觉会挣扎吗？蔡：是，我的艺术都在挣扎中摇摆不定。我们昨天点灯（《与未知相遇》）看起来很漂亮，我就很担心这漂亮来得太容易了。所以我今天早晨重新把一些东西吊下来放到地上，有一些也叠起来直接靠在墙上。因为如果将每个部件都放到正确的位置，那么作为艺术就不正确了。
吴：你会不会担心技术的进步冲淡艺术性？蔡：也不会，毕竟虚拟世界的拓展使我们的艺术的表现方法和理念正在发生改变，就可以创造一些新的艺术。在文艺复兴前，只有很少的颜料可以画出来天空的蓝色，只有皇帝和贵族的艺术家才可以用得起这种宝石蓝色，所以画家就很痛苦。但随着颜料技术的革命，工业合成的普鲁士蓝出现后，就让蓝色变的越来越便宜了。
很多科技的发明都改变了艺术。蒸汽机出现后，从南法到巴黎就变得很方便，改变着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我们现在显然正面对着更大的变化，因为科技发展正剧烈地影响的人们的时空观念和生活模式，艺术家要么更快的往前走，跟科技结合的更好，要么回归到原始洞穴时代以来的艺术感性和情趣去创新。
吴：你自己在往哪边走？蔡：我不知道，但是我整体感到我还是希望保留童真，保留对科学的好奇。我大概在一、二年级的时候，第一场演出就是演科学家，我带着眼镜穿着夹克衣。那时中国刚成功试爆原子弹，当时没有个人英雄，我演的是集体科学家。
吴：这跟后来做的蘑菇云作品有关联么？蔡：其实没有关联，20世纪有很多艺术家做大地艺术、观念艺术，但对世界的改变都没有科学家做的那么让人震撼，比如原子弹。那我就得做一个。当时我就想提醒自己，人类已经拥有了毁灭自己的能力，从此人类在思想政治和文化意识上，就都多了一个重新思考的出发点。
吴：感觉你其实还是在担忧对吧？蔡：某种意义上担忧也没用，该来还会来，但是这都是比较被动、无为的想法。地球作为一个生命，它的生老病死也有自己的命运，积极态度就是我们可以主动干预。通过依靠人类自己的努力，通过环境保护法和一些政策实施，延缓对地球生态的破坏。
我自己做火药，所以肯定会关注环保议题。烟花产业现在都是尽量微烟、无毒、少硫，就会大量减少PM2.5。环保上我们依靠国家项目由政府的政策做推动，类似奥运的项目就很重视这些。好的艺术观念加上高科技会带给观众烟花文化的改变，人们不仅仅要看热闹，他们还希望看创意、观念，看技术发展。
如果能更强调烟花的艺术性，不只是看秀、看热闹，那么烟花量就会少放很多，那么就会更环保。我们的一些烟花弹里放有电脑芯片，或釆用筒压技术能使烟花在空中写字、做造型。2002年我曾在纽约放过一次30秒左右的烟花，因为每一个弹都能被精准控制，出来的造型在天上划出一道彩虹，就很漂亮，人们并没有因烟花太短暂而失望。
吴：你刚才有聊到科技对艺术的改变，对于这两者的关系，你有没有更根本的阐述？蔡：从我的角度，本来科技就是为艺术所用的。过去是有什么颜料就画什么画，而现在可以是为了特定的艺术形式再去找或者开发相关的材料和科技。现在我们可以做灯光，也可以做装置，也可以做NFT，所以艺术的可能性是更多了，艺术家的创意就可以是行为的、是虚拟的，不一定要有物质呈现。
吴：这是科技发展逼迫艺术走向的道路吗？蔡：对，因为现在的艺术远远走在科技的后面。比如中世纪神权力很大，但黑死病来后，欧洲民众拥挤在教会祈求，反而导致传染更快，教会也毫无办法。人们就发现宗教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建立对看不见世界的更多认知，这就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文艺复兴、人性、个人主义的发展。
然而，好的艺术家最终还是能很好的利用当时最好的技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像达芬奇、米开朗琪罗他们对技术都很敏感。他们研究湿壁画、在穹顶上画画，研究用什么涂料才不会起泡、不会脱落。达芬奇做了很多包括油画颜料的研究，才能有了《最后的晚餐》这样的作品。所以科学跟艺术有点像难兄难弟，科学理性一点，艺术感性一点，总体上命运还是绞在一起的。
吴：我在你的作品中还看见了一些更现代的科技，比如看见了VR的作品，你的感受如何？蔡：总体上我是一直在矛盾中摇摆，因为做VR很容易引导自己往技术的炫耀走、被套住，但我总是希望能给技术、给科学家，包括我自己扔一块香蕉皮，滑一下。我做《梦游紫禁城》故意要做汉白玉的雕刻，然后还要放一场真烟花，再用3D扫描，然后又用了影像处理，再把它合成了VR作品。本来这些都可3D制作，但我就是不愿意做缺乏手工性的作品。
吴：你负责过北京奥运、APEC的焰火庆典，马上到来的北京冬奥会你还会参与，对中国科技你有什么感受？蔡：我对当年口号“落后要挨打”的时代印象太深了。在八、九十年代，感觉科学界似乎对于我们何时能追上西方世界有些迷失，有人期待超能力帮助“弯道超车”，还有很多人研究隔空抓物等，但是现在我们的科学家追赶得还是比较快的。
吴：天宫一号和载人发射的事情有关注吗？蔡：我在航天科技界有一些朋友，我做《天梯》项目的时候也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其实我也去过造登月工程设备的工厂参观，看见他们同时做两个设备，一个要送上天，另一个留在地面做演习和训练。这样一来，在天上遇见什么问题就可以在地上同步解决，非常厉害。
我们的科技正在努力追赶西方，我们也有强烈的好奇心在探索宇宙里的科学、思想和文化的奥秘。以前美国登月工程花了很多钱，但之后航天技术、通讯技术等等发展带来的的收益可能是投入的无数倍！但是在这些利益背后，最令人向往的应该是自由飞翔的想象力，源源不断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我们的时代也能发现、也能干点从来没有的大事，获得那种满足感！这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