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空探测方面，苏联创下了多个第一——首次进入太空、首次发射金星和火星探测器等等，证明苏联并不缺乏工程方面的卓越技术。然而，为什么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个人计算机革命并没有发生在苏联，而是在“铁幕”西边风起云涌？
cybernews专访了麻省理工学院俄罗斯科技史专家斯拉瓦·格罗维奇，谈到了控制论在意识形态上对苏联计算机科学的影响，以及包括经济活动、市场需求等多个方面因素，致使苏联在计算机革命上落后了。
在计算机能够兼顾电话、照相机或电视等功能之前，它们的主要作用是用于战争。计算机可以仅仅只用数小时就算出导弹弹道、核武器的威力或者武器的分布情况，而传统方法可能要数月时间。至今这仍然是克敌制胜的一个决定性优势。苏联的领导人非常清楚英国人和美国人使用了某种人造机器来做计算。但是，苏联官方对控制论持敌对态度，指责计算机科学为“非人性的资本主义”。然而，私下里，他们正在火力全开追赶，发展自己的计算机技术。
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高级助理发表警告表示，如果苏联成功扭转局面，“到1970年，苏联可能会拥有一种全新的生产技术”，使用的是“自学习式计算机”，并得出结论说，如果美国方面的技术进步速度不发生变化，“我们就完了”。我们现在当然非常清楚，这些预言并没有实现，甚至今天几乎没有人能说出哪怕一个苏联电脑品牌。当人们明确了解计算能带来的好处后，苏联出现这种情况似乎显得很奇怪。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工程和科学研究项目 (PRIMES：Program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主任、科学史学家斯拉瓦·格罗维奇(Slava Gerovitch)的说法，苏联计算机发展的历史起起伏伏。过去的40年里，计算机在这里被犹豫过、被爱过，也被排斥过。
斯拉瓦·格罗维奇还表示，“苏联许多人都对政府持怀疑态度。所以，当控制论变得流行并得到官方批准时，人们开始认为政府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回顾冷战初期，苏联的技术能力似乎与美国不相上下。这些技术能力指的是原子弹的快速发展以及先进的航空和宇宙探索能力。那么假设苏联至少早期计算技术与美国相差不大是否合理？美国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制造了第一台用于原子弹计算的电子数字计算机。苏联人对此有所了解才开始研发他们自己的。所以，苏联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明显的技术滞后。
随着火箭技术的发展，苏联人从德国科学家那里学到了很多，所以有一些技术转化。当然，苏联方面也有很多独创的技术，后来俄罗斯占有了这些新技术，并进一步开发了它们。此外，苏联推出新技术举措的过程与美国非常不同。在美国，军方提出问题并设置项目基金，让有能力的学者用这项基金做研究，从而给出解决问题的建议。而苏联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决定——指派某个人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这其中几乎没有竞争。后来，随着科研机构的设立，竞争才随之而来，即使在苏联体制下也是如此。但在1940年代，谢尔盖·列别杰夫 (Sergey Lebedev，1902-1974) 在基辅研发出第一台苏联电子数字计算机——MESM，最初完全是他自己的设想。苏联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谢尔盖·列别杰夫（Sergey Lebedev）领导设计了苏联第一台计算机。
苏联的第一台计算机（Малая Электронно-Счетная Машина, MESM）从本质上讲，谢尔盖·列别杰夫作为基辅电气技术研究所所长，他在开发计算机时使用的是个人掌控的资源。事实上，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后，苏联的电子数字计算机的支持者们才赢得了与模拟计算机支持者们的争论，并获得了资源来启动建造大型电子数字计算机的大规模项目。
因此，尽管苏联人在1948年就建立了一个开发大型计算机的研究所，但是该研究所最初的掌控者却是模拟计算机的拥护者们。在成立后的两年时间里，研究所拥有大量资源。然而，他们还是将所有这些资源用于模拟计算。直到1950年，电子数字计算的支持者才赢得了这场争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苏联人已经知道美国和英国有可以工作的机器，而他们也正在努力制造计算机。但他们对西方计算机的很多细节并不了解。因此，他们为自己的计算机发展留出了很大的创新空间，而不仅仅是模仿西方的计算机。这些空间产生了有趣的、实实在在的进步。
这里有两个平行的发展。一方面，苏联的电气工程师正在为军方研制新的计算机。这是一项高规格的活动，体现了国防工业的高优先级，也意味着军方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另一方面则与研制计算机完全无关，苏联媒体加入了意识形态运动，以针对西方与美帝国主义相关的各种意识形态目标，这里就包括西方发展起来的学术理论，也包括控制论。
控制论成为苏联记者、理论家和与实际计算机发展没有任何联系的人的意识形态运动的受害者。从事计算机工作的苏联工程师很清楚，他们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将他们的工作与“受污染的”控制论联系起来。这令工程师将他们的工作仅仅视为纯粹的技术工作。也就是说，计算机本质上是大型计算器，而不是能够执行思考功能的机器。否则会使他们面临与受污染的控制论联系在一起的危险。
虽然这有助于计算机工程师们避免意识形态攻击，但也限制了他们对计算机应用的看法。他们不愿与各个领域工作的科学家联系，而这些人本可以用计算机模拟运算从而推动学科发展。在1950年代初期的这个起步时期，为了避免意识形态复杂化，计算机的应用领域很有限。另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因素是，计算机只能在国防机构中使用。因此，本可以使用计算机的科学家要么不了解这些计算机，要么没有使用的机会。
总的来说，计算机工程师对吸引来自学院的用户并不感兴趣。
在50年代中期控制论得到重塑后，其本身与计算机在纯计算之外的意识形态上的复杂性就不存在了。相反，它被描绘成一门共产主义科学。那时，与控制论联系在一起在意识形态上变得非常有益。1961年的苏共纲领提到了控制论。在意识形态上，使用计算机进行符号处理和模拟计算变得可以接受。自然而然地，科学家对使用计算机非常感兴趣。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这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领域。
因此，50年代的控制论运动并没有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上世纪70年代初到中期，控制论的流行开始显得有些夸大，控制论的一些声明开始显得过于笼统，而提出的诸多承诺却几乎都没有实现。严肃的科学家开始怀疑那些早期关于计算机有用性的主张；也有人因为控制论在意识形态上变得正确而产生怀疑。苏联许多人因此开始怀疑政府。可以说，当控制论开始流行并被政府认可时，人们就开始怀疑其中可能存在问题。
这样，控制论就成为了一个与政府强加的、以效率为导向的控制相关的术语，而不是与科学中创新和改革相关的术语。这在经济学中尤为明显，人们看到各种工厂使用计算机来控制信息，并且能更有效地监控工人的工作情况。而在个人计算机方面，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计算机是通信设备，你可以轻松地存储、传输、复制、打印和分发信息。这意味着计算机是一种自主通信的工具，可以不受政府的控制。
因此，苏联政府极不愿意个人电脑进入普通大众的手中。
另一个问题是个人电脑制造需要一个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行业来推动，但显然这不是苏联的优先事项。因此，苏联所生产的零部件质量不高。以苏联汽车为例：当你买了一辆车时，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它。计算机也是一样，要想能用，你自己必须成为一名工程师。西方发展个人计算机的理念是面向普通消费者，不需要你是计算机科学家或工程师。个人计算机的引入环境非常不同，受众也非常不同。
然而，到了80年代中期，情况确实发生了变化。随着改革重组，苏联制造的个人电脑出现了爆炸式增长，有些型号甚至出口国外。这种变化是否仅与政策变化有关，还是苏联提高了其技术能力？随着改革重组，政府对小型经济活动的控制变得更加宽松。人们可以从西方进口电脑，而且突然间人们还可以转售西方国家的电脑。他们可以从西方购买备件组装，或者用苏联制造的零件组装他们自己的设备。
经济活动限制的减少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当时对个人电脑的普遍需求。由于放宽了对通信的控制，苏联人开始与外界交换电子邮件。通信设备和信息处理设备的需求增加，进口和本地制造满足了这一需求。但随着苏联工业普遍衰退，以及在后苏联时代早期政府停止补贴价格，个人计算机的生产迅速崩溃。从那时起，在个人电脑方面，俄罗斯基本上依赖于外国生产。
苏联计算机工程师和软件开发人员有一些有趣的创新。其中一些是苏联人在缺乏必需零件的情况下，不得不以最少的资源解决复杂问题时得到的结果。因此，他们试图发明可能比传统架构更高效的新计算机架构。例如，我们通常的计算机使用二进制，即计算机内存中的每个单元格有两种状态，0和1。但在50年代，苏联人开发了三值机器。这需要不同类型的编程，不同类型的软件，但是对计算机资源的利用更加有效。
此外，苏联人有使用低级计算机语言进行高效编程的传统，这需要许多数学技能来设计有效的算法。使用低级计算机程序语言，主要是机器代码、汇编代码，程序员能够非常有效地使用计算机资源。然而，使用这些程序，编写、调试等等，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数学和逻辑任务，它要求程序员具备大量的专业知识——苏联程序员因而闻名于世。在那段计算机发展的初期，他们能够将高效的程序载入到内存很小的计算机中。
由于高效的编程，苏联人总能够解决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