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炎这种病，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甲型肝炎病毒和乙型肝炎病毒所引起的两种肝脏感染，由于症状不同，在20世纪40年代就被区分开来。甲肝病毒主要通过受污染的水或食物传播，会引起急性感染，不过大部分病人两个月内便可恢复。乙肝病毒则主要由血液、体液传播，初期几乎没有症状，多年后则可能发展成慢性感染，造成肝硬化等严重疾病，是引发肝癌的一大因素。这两种病毒的疫苗和诊断试剂，在20世纪末相继被研发出来并投入使用。
然而，当时还存在着大量由血液传播引起的未知肝炎。由血液传播的未知传染病，引起人们警惕。1975年，通过血清检测，医生发现输血所导致的肝炎病例中，有75%的病人体内检测不到甲肝或乙肝病毒，但是他们的血液却仍旧具有传染性，可使黑猩猩染上类似的肝炎。当时的科学家们将这种肝炎称为非甲非乙型肝炎，而这背后显然是一种未知的传染源。
经过1982—1988年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ughton）的努力，这种非甲非乙型肝炎病毒的一段cDNA才终于被成功分离出来，这种新的病毒被命名为丙肝病毒（HCV）。
丙肝病毒会引发急性或慢性的肝炎——急性肝炎基本不会危及生命，会带来疲惫、恶心等症状，而病毒在半年内就会被自行清除。而患上慢性肝炎的感染者，则可能发展为肝纤维化和肝癌，变成持续终生的严重疾病。
时至今日，全球约有7100万的人口患有慢性丙型肝炎，总感染率在2%左右，每年约有40万丙型肝炎导致的死亡病例。丙型肝炎的病例在亚洲、中东、非洲较多，非洲约有3%的人口（约1000万）感染了丙型肝炎病毒，亚洲也有4.3%的感染病例，欧洲则相对低一些，只有0.7%。放眼全球，俄罗斯、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印度、埃及和中国这六个国家的感染病例占了总感染量的半数以上。
不过，现有的丙肝病例数据还不能全然地反映真实情况——还有一些贫困落后的国家因为医疗基础设施受限，缺乏足够的丙肝病毒检测与病例数据收集。由于丙肝病毒可以经血液、母婴和性接触等途径传播，在贫困落后地区，不安全的医疗、不规范的输血/注射，无疑会使情况雪上加霜。
在埃及，丙肝病例数一直居高不下。2008年，有14.7%的埃及人口感染了丙肝病毒，丙肝已经是造成埃及高死亡率的五大因素之一。
追其源头，这是“天灾”也是“人祸”，丙型肝炎在埃及的大规模传染，发生在20世纪当地防治吸血虫病期间。血吸虫是一种寄生在淡水螺里的扁形吸虫，会伺机感染哺乳动物，感染者的症状包括腹痛、血尿甚至肝脏受损。在20世纪的血吸虫高发地，当地人们每周会静脉注射吐酒石（tartar emetic），一种可以治疗血吸虫病的药剂。
这项政策在当时由埃及卫生局和世界卫生组织一同推行，本该是件造福一方的好事，然而却因为针头重复使用、消毒灭菌不当，成了丙肝病毒传播的直通车。当时的埃及成了全球丙肝病毒感染率最高的国家，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上埃及，丙肝感染率甚至高达28%。
由于丙肝感染初期难以察觉、传播局势难以掌控，埃及政府决定给高风险族群，乃至全部成年人进行免费例行检测，减少因缺少检测条件而带来的病毒扩散。
其实目前已有抗病毒药物可以针对性地进行治疗，然而药品价格之昂贵，大多数人难以负担，因此，不少国家正在努力降低治疗丙肝的药物价格。埃及政府在2006年制定丙肝防控政策时，就提到了要为人们提供价格实惠的抗病毒药物。及时检测是防范丙肝扩散的有效手段。此外，埃及政府也顾及到了预防、检测、问诊等环节给前线医护人员带来的风险。专家会提醒频繁接触病毒的医护人员，在给病人看诊时需要戴好手套，做好消毒与自我防护。
这些在我们看起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卫生教育、医疗安全尚未标准化的国家里，却可以大大降低医疗工作者们感染的风险。
经过埃及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不断努力，当地的丙肝病例已逐年下降，2015年的感染率下降到了10%，已是全球丙肝防控中的一大步。在中低收入国家中，埃及政府在消除丙肝上的努力是史无前例的。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希望能在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这一重大公共卫生威胁，为此，全球科学家也在为清除丙型肝炎而不懈努力。发现丙肝病毒的医生哈维·阿尔特（Harvey J. Alter），分离出丙肝病毒的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ughton）以及证明了HCV可以引起肝炎的查尔斯·赖斯（Charles M. Rice），三位共同获得了2020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他们成功发现并分离出致病的丙肝病毒，才有后续诊断试剂的快速开发，药物与疫苗的研发推广。
可能看到这里大家会有疑问，既然诊断试剂和治疗药物都研发出来了，为什么丙肝疫苗还没做出来呢？丙肝病毒是RNA病毒，具有极高的变异性，且有多种亚型，而丙肝病毒的体外培养与自然感染的模型构造非常困难，当前研发的疫苗引起的免疫反应并不理想。
不过科学家们也并未放弃，近期DNA疫苗、次单元疫苗、病毒样颗粒疫苗等等的研发都有可喜的成果，给丙肝疫苗的研发带来了些许希望。抗病毒药物的高度有效性，则给目前的困境提供了又一个思路。
在过去几十年的肝炎标准治疗步骤中，干扰素（Interferon）为主的抗病毒药物一直是抗丙肝的“扛把子”。干扰素是身体免疫系统产生的一种糖蛋白，其主要作用是在病原体入侵时调节免疫系统，杀死包括病毒在内的病原体。
以干扰素-a为例，它可以刺激细胞生产出抑制病毒复制的蛋白质，还能保护旁边的细胞，防止它们被病毒入侵。然而，这种药物虽然管用，但是常伴随着疲惫、恶心，甚至心率不齐、抑郁焦虑等副作用，所以研究出更加安全有效的药物，迫在眉睫。
在近几年丙肝药物研发的新革命中，一类名为“直接作用抗病毒药”（Direct-acting antiviral agents）的药物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顾名思义，它会直接靶向作用于丙肝病毒生命周期中的某个阶段，抑制丙肝的发展，药效更加高效且安全。不过这类新型药物价格昂贵，美国吉利德公司在2013年12月份上市的索非布韦（对抗慢性丙肝的新药）价格高达1000美元/片，并不是所有丙肝患者都有能力承受。于是，如何快速生产并降低药品价格、克服潜在的病毒抗药性问题，成为科学家们正在着手研究的问题。
经过多年努力，几款治愈率较高、副作用较小的丙肝直接抗病毒药物，陆续获批上市。药品类型多了，在竞争之下，药品价格逐步降低，也就有更多感染患者们能得到药物治疗。
在我国，有三款药物在专家的多轮评审、国家与药企的多轮谈判后，被顺利纳入2019版医保目录，平均药价降幅约为85%。
三款入选2019版医保目录的药物，分别是吉利德公司的来迪派韦索磷布韦（夏帆宁）、索磷布韦维帕他韦（丙通沙）和默沙东的艾尔巴韦格拉瑞韦（择必达）。降低药价之外，还要保证丙肝患者们能顺利用上药物。比如在我国，医保的改革、创新的支付方式也在丙肝诊疗过程中，为患者们提供了诸多便利——有的省市已实现门诊报销政策落地，浙江、天津则实现了丙肝门诊单病种的打包付费服务，让丙肝的治疗服务变得更容易触及。
部分前沿药厂则与中低收入国家签署了自愿授权许可，让这些国家的药厂以更低的价格仿制丙肝专利药品，药物得以更快推广开，让贫困人口不再面临“治不起病，吃不起药”的问题。
希望有朝一日，不论种族，不论贫富，人人都能享受到新科技与医疗带来的好处。期待在不久的未来，有效而实惠的药品，能更快地在肝炎感染人群中普及，让肝炎病毒在全球范围内，消声灭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