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过家门而不入”、“开掘三百条大河，平息天下的洪水，人民自此安居乐业”，“大禹治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2002年，一件产自河南的国宝级青铜器——“遂公盨”回归祖国，其内底的铭文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治水的文献记录。
随后，经过长期的考古研究，2020年一篇刊登在《南方文物》上的论文《新砦文化时期的大洪水与二里头文化的形成》对现有证据进行了罗列和分析，证实了“夏代早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二里头、新砦为主的区域内大洪水”的存在，侧面印证了中国古人治理洪水的真实性。
从五千年前的随山浚川，再到如今的水利工程，中国治水的历史源远流长。在讨论“治水”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为何要治水”。
洪水是由暴雨、急骤融冰化雪、风暴潮等自然因素引起的江河湖海水量迅速增加或水位迅猛上涨的水流现象。发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洪水，特别是特大洪水，主要是由暴雨所形成的。这与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相关。中国东部地区位于东亚夏季风水汽主输送带上，夏季的暖湿气流在到达中纬度地区时，会与中高纬度的冷空气产生相互作用，并形成持续而强烈的季风降水。
不仅如此，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中国东部季风雨带逐步北移，为中国中部与北部带来了更多的降雨。同时气候变暖加速了大气环流的过程，也将导致更多更频繁的持续性大暴雨。此外，快速城市化对地表硬化的改变，城市热岛效应对暴雨的加剧，也是我国区域性洪水频发的原因。
事实上，中国是洪水灾害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据统计，1931年的长江洪水造成了约100万人去世；1887年的黄河大洪水，导致了近90万人去世。而在1949年到2000年间，可以查询到的全国范围内共遭遇1092次大型洪水、1056次严重干旱。因此，对洪水灾害的治理，与对风调雨顺的追求，始终铭刻在中国人民的骨子里。
中国百姓常把“开源节流”一词挂在嘴边。但中国古人在“治水”时，却反其道而行之，常采用“节源开流”的治理方式。远古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人们只能“择丘陵而处之”来避免洪水的威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尝试“不与水争地”的理念，在大河两旁不设堤防，在河畔低洼地区筑堤成泽，通过预留一定的洪泛区，来减少洪水对社会生产的影响。
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逐渐认识到水库大坝所具有的河流治理、能源供给与农业灌溉的多重优势，并开启了大规模的水利开发建设工作。全球范围内的防洪减灾实践表明，以堤防、水库、河道整治、分洪区、水土保持工程为主的工程防洪措施是治理洪水最为有效的方法。
为了传承五千年的“治水”理想，1949年后，我国也开启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过程，截止1978年，我国拥有高于30m的大坝增加至3651座，并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工程技术差距。
二十一世纪以来，以二滩、三峡、南水北调工程、小湾、糯扎渡等特大水利工程的建成为标准，我国的巨型工程在功能性与安全性方面居于国际领先地位，经受了1998年大洪水、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严峻考验，并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国际水利水电建设市场份额。
截至2014年，中国建成各类水库9.8万多座，超30m高的大坝6539座，占世界总数的43%，并提供了6.9×107 hm2的有效农业灌溉面积（占全球的23%）与3×108 kW的水电总装机容量（占全球的27%）。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水库大坝数量最多、农田灌溉面积最大、水电总装机容量最大、调水工程里程最长的国家。
与古人不同的是，我国当代的治水措施堪称“软硬兼施”。在大规模建设水利措施之外，我国采用了全球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通过以水定城、以水定产、水权交易市场等措施，来保障水资源的精准分配。部分水资源紧缺的河流（例如塔里木河），水资源的分配能够精准到立方米级。此外，我国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力求通过生态治理来从根源上解决水污染与水土流失的问题。
中国与水患斗争的历史源远流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治水理念与措施也在与时俱进。当代水利设施建设的快速推进与水资源管理的定量数字化，洪水的威胁已降低到了几千年以来的最低点。而随着“中国水网”、“海绵城市”、“源头水土保持治理”等治水新理念的提出，人们应对洪涝灾害的能力也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