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你已经读到过一些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比如，有的研究说“喝红葡萄酒可能有益于心脏健康”，有的研究则认为“喝红葡萄酒对心脏健康有害”，又比如在过去的一年里，有的论文说“口罩对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至关重要”，有的论文则认为“口罩对新冠病毒的传播或影响不大”。
通常，人们会期望科学家在撰写并审核论文时谨慎行事，因此也会比较重视和信任已发表的研究，默认它们应该是充分论证过了的，且作者团队也相信论文所得出的结论。但现实是，科研论文的出版标准或许并没有人们所预想的那么高，有的时候，出版的科研论文“既不需准确，也不需合理，甚至作者也不一定要‘相信’自己所得出的结论”。
当然，这不是在说“科学家们会在论文结论中撒谎”，而是认为科学论文“并不仅是报告研究的发现”，也可以看作是在履行重要的社会职能，因为对于研究者和论文来说，能引起人们对一个“值得进一步调查”的方向的注意也是可为的。
一个想法，或者说一个假设，并不需要一定是对的，只要这个想法或者假设能经得起论证，比如与所能得到的数据相符，那么，这样的想法或假设就能以科研论文的形式被发表出来，跟几个特定的科学家是否相信研究结论没有关系。
事实上，审核科研论文的同行评议过程本身，也不是为了审查论文是否有捏造数据或其它形式的学术不端存在的，而是为了将那些更“值得被注意”的内容筛选出来。
因为很多时候，那些出乎意料和发人深省的发现，并不总是能跟我们“判断一件事物是否真实”的标准同道而行，而是在科研领域内接近极致的数据收集和处理下才得以显现。此外，能在相对广阔的范围内，互相交流彼此认为有趣的想法，对科学家们能有效地对一些问题进行集体探究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
比如，天体物理学家 Avi Loeb 就曾提出，我们已知的太阳系的第一个“天外来客”—— Oumuamua 可能并非自然彗星，也有可能是一艘外星光帆太空船。当然，Avi Loeb 应该明白，他需要更多的数据和进一步的研究才能使得该假设成立，甚至他本人可能都对这个他自己提出的假设持“不可知论”的观点。但 Avi Loeb 还是选择公布了他当时所掌握的有限数据，以及他基于这些数据所做的假设。
尽管他的许多同僚都对他的论述提出了理由充分的异议，但对 Avi Loeb 本人来说，能将他的想法公之于众，并引起学界对此的关注和讨论，甚至公众对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关注和讨论，就足够了，即有的时候发表学术论文并不是为了传播真理，而是在试图通往真理的过程中也让更多的人注意到一些“令人兴奋且有趣的”、值得人们进一步调查和研究的事物。
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关注科学家们分享他们工作成果的方式呢？大多数读者可能会从“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的危害”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但这并非我们需要关注该问题的唯一理由。因为，现在的情况是，科研工作者们书写科研论文或报告的方式，与大多数人的阅读习惯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而鉴于科学家们通常需要基于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参与一些重要决策，由这种脱节所造成的科研信息与大众认知间的鸿沟，便很有可能会酿成灾难性后果。
比如，在 20 世纪后半叶时，语言学研究对“人类儿童是如何进行阅读和写作的”提出了许多理论，而在缺乏实验和证据的情况下，由于当时的美国民众对于“全语言法（the whole language approach）”的接受度很高，美国政府大胆地对教育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教儿童阅读时不再强调“拼音”的概念，而是强调单词在句中的意义。
结果后续的研究却得出了政府方略相反的结论，发现重视发音的教学方法对儿童学习语言来说更为有效。我们这里要探讨的，并不是“沟通鸿沟”在某一个或几个特定事件中所构成的影响，而是过去所有由这种鸿沟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加在一起，对公众是否还会在未来选择相信科学的影响。
因为每当这种鸿沟对生活造成负面影响时，我们对科学的信任都会被腐蚀掉一点，而如果坐以待毙，我们对科学的信任最终便会被腐蚀殆尽。
规避这一问题，需更清楚地认识“发表科研论文”的意义所在。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曾提出，科学（发展）需要大胆的猜想和尝试性的反驳，而这也正是现在我们所知的“证伪主义”的核心观点。对反驳持开放态度，曾是科学研究中最被人们广为赞赏的原则之一，但现在人们往往大多强调反驳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