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院士:疾病防控与健康中国,向科学要答案

作者: 高福

来源: 科学大院

发布日期: 2021-07-16

高福院士在中科院学部第七届学术年会上发表了关于疾病防控与健康中国的讲话,强调科学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回顾了中国在疫情应对中的科学贡献,并探讨了疫苗研发和公共卫生建设的必要性。

尊敬的各位院士,各位前辈,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疾病防控和健康中国这个题目很大,我想讲三个方面。首先大家特别关心的就是战胜新冠病毒。这是一件很大的事,这里边科学有没有贡献?科学做出了什么大的贡献?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在防控大流行的同时,出现了信息流行病,网络上似乎好多人都成为了专家,这是信息流行病的表现。战胜新冠病毒背后的科学是什么,技术又是什么,科技成份在哪里?我希望能跟大家一起讨论。

以新冠病毒为代表,我再展开非常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国家疾控事业建设,然后再延伸到健康中国建设。从这三个方面讲的最主要的依据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均寿命由35岁变到77.3岁,上海、苏州为代表的地区已经达到80多岁,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科学技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消灭了天花,消除了小儿麻痹,要不我们今天在座的会有麻子,会有天花,会有拄着拐杖来的小儿麻痹患者。

乙肝被认为是中国的“国病”,发病率曾经是百分之十几,现在已经降到5岁以下儿童千分之三。这些都是事实。

战胜新冠病毒向科学要答案,这是总书记在2020年3月2号讲的。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科学给出了什么答案,总书记在5月28号的会上讲得很清楚:科技界为党和政府科学应对疫情提供了科技和决策支撑。

成功分离出世界首个新冠病毒毒株,完成病毒基因组测序,开发一批临床救治药物、检测设备和试剂,研发应用多款疫苗,科技在控制传染、病毒溯源、疾病救治、疫苗和药物研发、复工复产等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撑,打了一场成功的科技抗疫战。所以科学在这里面做了很大的贡献。

科学的贡献在哪儿,我们的答案在哪儿,我们首先看看新冠大事记:2019年12月底,网络传了很多的消息,大家都看到了;12月31号卫健委派专家组进驻武汉;2020年1月2号,我们疾控中心、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和湖北疾控中心、还有中国医学科学院联合收到了样本;3号到5号这期间我们这几个单位获得全基因组的序列,很快1月4号建立了分子检测方法,这都是相关学科多年来布局、多年来人才集中的结果。

1月6号,我们在呼吸道上皮的培养细胞里面看到了病变,因为病毒和其他生物不一样,病毒不能独立生存,养病毒要在细胞里面养;最关键的是1月7号凌晨,我们在电镜下看到了病毒颗粒。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1月10日,我们把病毒序列在全球流感病毒数据共享网络公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国际上的大公司,在1月10号开始研发疫苗。这也体现了中国公开、透明、负责任的一系列政策的落实。

之后中国又开始了商品化的试剂研发到动物模型的建设。中国不仅防控疫情,还按照总书记的指示,公开透明负责任,及时和世界共享信息,及时和世界共享数据,所以我们在《新英格兰医学》和《柳叶刀》连续发表了系列文章。

为什么要发表文章?杂志是全球科学家进行科技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判断和世界共享。新冠病毒长得像皇冠一样,病毒的壳表面有一种镶嵌的蛋白,这个蛋白叫刺突蛋白(S蛋白)。

我们在1月7号凌晨就看到的新冠病毒,通过一系列的演化进化分析,发现它和SARS有关,但是和SARS是完全不同的全新病毒。我们和全球进行信息共享,很快研发出了检测试剂:首先研制出了探针,1月6号研制出了试剂,在19号开始全国启用,而且向世界卫生组织共享。这是针对病原本身依靠科学做出的判断,做出的决策。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传播的?它是通过呼吸道来进行传播,我们也通过《新英格兰医学》向世界警示。

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因为这篇文章,被一些自媒体利用,说科学家忙着发论文,没去抗疫,大肆渲染。其实科学家写文章,把它搞明白,这是防控疫情非常重要的科学支撑的一部分。

在2020年1月24号,中国的科学家有七篇文章在《柳叶刀》发表。我和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加上英国的Peter·W·Horby和美国的Frederick·G·Hayden写了一篇评论性文章,当时就提出这个病是“global concern”,对世界进行了预警。

为什么会出现新冠病毒,它到底是一个灰犀牛事件还是黑天鹅事件?

先回顾一下,2019年10月18号,我应盖茨基金会和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邀请,参加了一场桌面推演:假定巴西出现了一个新病毒,传遍了全球,花了半年的时间变成全球大流行。我们当时给这个病起了个名字叫CAPS,也就是“冠状病毒相关的肺炎综合症”,约等于COVID-19,也就是说,在专业的人士看来,出现冠状病毒的流行是在我们预测之中的。

普通民众不了解情况,可能认为新冠疫情是黑天鹅,但对专业人士它就是灰犀牛,是有可能发生的。我是全球大流行应对监测委员会的成员,我们每年开两次会,2019年的年度报告就讲,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将是未来造成的人类大流行的两种最严重的病毒。病毒就在这儿摆着,但是人类准备好了吗?我们人类没有准备好。在2016年,我本人带领团队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水里游的(动物身上)到处都是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有个重要的特点是其可以发生基因重组,一个基因组上面各种各样的功能片段可以发生重组,一段一段交换,这就是说,那么多冠状病毒随时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形式,新的形式出现一点也不奇怪。最后我们的结论是:并不是会不会,而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会出现一个新型的冠状病毒造成人类的流行。这就是整个冠状病毒的情况。

新冠病毒是哪儿来的?大家知道,这个病毒出来以后,冒出了好多的“病毒学家”,信息流行病也比较严重。

有人发现,蝙蝠里面有些病毒像新冠病毒,说穿山甲里也找到了类似病毒。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研究一年多了,这些病毒和新冠病毒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它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就像人和猴子一样,你说人和猴子有关系吗?有关系,是进化的关系。同样,这些病毒和感染人的病毒没有直接关系,可是它们有非常密切的进化联系。

由于中国的疫情控制好,武汉第一波暴发以后,以后中国就没有出现本土疫情,以后再出现的疫情都是输入病例,从国外进来的。这还是依靠科学判断出来的,我们测序测得好,分子流行病学做得好,每一次进来的病毒都能通过分子测序搞清楚,就像亲子鉴定一样,能鉴定出病毒从哪儿来。

中国在全球抗击新冠病毒中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发现这个病毒可以通过冷链传播。在大连、青岛我们从冷链食品的包装里面分离出病毒,分析后发现是新冠病毒。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不相信这个数据,说冷链传播不可能。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武汉当初的病毒除了可能是动物来的,会不会也有可能是冷链来的?但是,这是一个科学问题,我今天不做任何延伸,不做任何猜测,既然溯源是个科学问题,那就留给科学。做科学研究要有定力,要坐冷板凳,不是说科学家坐冷板凳,而是科学问题也需要一段时间的冷板凳才能回答。

举个例子,大家知道流感,流感哪儿来的?为什么流感年年都在变?

冠状病毒一个基因片段内的基因来回换,而流感病毒有8个基因片段,其来源各种各样,从猪中来的,鸡中来的,鸭子中来的。科学家花了6、70年的时间搞明白了,流感病毒存在于飞鸟、水鸟里面,它可能感染鸡鸭。鸡的病毒会传给猪。猪可以感染多种流感病毒,是个混合器,经过一段时间的变化,之后感染人。所以为什么时不时会报道说有禽流感,人也可以得禽流感。流感的溯源问题,现在搞清楚了。

但是,如果我们照着流感的这种理论推导新冠病毒,就不成功,我们既没有找到最早的宿主动物,也找不到一个中间宿主。之前在中东地区出现的MERS病毒我们找到了是蝙蝠传给了单峰驼,最后传给人。有人还猜想流感病毒可能是从蝙蝠中来,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蝙蝠的流感病毒和人的流感病毒差之万里,还是一种假说。所以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控制疫情的关键在求真务实。

中国在新冠疫情出现以后,用最短的时间,把这些病毒的科学问题搞清楚了,比如流行病学、基本的病毒学问题。向科学要答案,科学给出了答案,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结果。我们好几个实验室联合弄清了,这个病毒和SARS有一样的受体,就好办了,对防控措施也有很多的帮助。这个病毒出来以后,我们中国首先在武汉搞起“围堵”;接下来每次出了输入病例,我们就对它进行“压制”。

所以防护大流行无非是三个措施,围堵、压制,缓疫。大家知道如果一个病毒或一个生物,在全球范围内没有了,就叫把这个生物消灭了,人类消灭了天花,消灭了牛瘟。如果一个病毒只是部分地区消灭了,其他地区还有,那就叫消除,比如人类消除了小儿麻痹。我们试图带头把新冠病毒消灭,如果全球都按照中国这种方法,这个病毒消除也好,消灭也好,还是有希望的,这是中国从去年3月份以后,一直在国际上分享各种经验的原因。

但是,有了科学还不够,面对这样的大流行,我们必须求真务实,这就是我们的科学精神。面对这样的大流行怎么办?首先要有科学基础。求真,把真相找出来。但是找到真相之后,需要大众理解、大众参与、大众依从,搞不好就会出现信息流行病,所以大众的理解、参与、依从很重要我们对中国的大众听说戴口罩、倡导口罩文化,大家就把口罩戴起来了。

去年我在Science杂志呼吁,欧美也把口罩戴起来,但是他们不戴,还在琢磨吃点洗涤灵是不是有用,这是典型的大众不参与、不理解、也不依从。

科学求真,行政务实。科学如果一开始就错了,决策更错了。但是科学和行政中间还是有距离,有些东西是科学上是对的,但是行政上是否可以操作?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对现代公共卫生的贡献,我想用一张比较通俗的片子。大家知道湖水底下肯定有泉眼,如果喷泉变成了湖就无法消灭了。

中国的疫情“喷泉”一直受到压制。最近我们正在压制广州、深圳,前一阵子忙乎营口、六安、合肥,大家很辛苦,但是这一年都压下来了。相当于说,我们中国发生疫情是一浪一浪,每个“浪”都看见了。但全球好多国家发生的“海啸”,发生海啸时你是看不到浪的,无法压制。所以我认为,用这个通俗的比喻可以讲明中国对全球公共卫生的贡献,这么大的疫情,中国说压制真的可以压制。

科学提供的产品。

我还想讲一个故事,科学不光是求真、告诉你是什么,科学可以给你提供产品。从书架直接到货架,从顶天的科研到立地的产品。举个疫苗的例子,我们团队对疫苗进行特殊的设计,设计方案发表在全球顶级杂志《细胞》上。现在的蛋白苗就是我们全新设计的一个苗,可以用到大家体内。所以有时候科学给的答案,就是技术方案,技术方案就是直接变成产品。大家知道,全球第一个应用到临床的单克隆抗体,是我们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制的。

我们找到这个抗体的理念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最后变成产品。所以向科学要答案有没有?有,而且科学答案可以转化成技术方案,可以变成产品,这又是一个例子。我刚才提到的抗体,已经在欧洲、美国都开始紧急使用。

今天我在这儿必须号召大家要苗苗苗苗苗,苗起来。

归纳起来,全球有七类疫苗:第一类,灭活疫苗,和病毒长的一样,在体外通过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大量养病毒,灭活,大家比较熟悉了;第二,弱毒疫苗,弱毒苗现在还没有,原理就是把致命的病毒毒力减弱,一样可以激发人体的免疫反应;第三,蛋白亚单位疫苗,提取一个小成分做成疫苗;第四,病毒载体疫苗,除了腺病毒载体,我们国家还有流感病毒载体疫苗;第五,DNA疫苗,用核酸的DNA作为物质;第六,mRNA疫苗,直接用信使核糖核酸来做疫苗;最后一种病毒颗粒疫苗,需要把引发免疫的这些成份镶嵌到纳米材料上。

这里面我呼吁,和做纳米材料的同志们一起合作,我们推出中国的创新型疫苗。

疫苗大家可以看下图,左边是病毒,病毒表面的蛋白叫S蛋白,将S蛋白提取出来真正起免疫作用的是RBD,通过RBD二聚体、三聚体的结构为基础可以设计一系列疫苗。新冠疫苗全球现在在研发的有200多种,88种进入临床,这是4月16号的数据。我刚才提到的7条路线,我们国家现在有5款疫苗已经进入到临床使用,大家知道的国药北京所、国药武汉所、康希诺疫苗、蛋白疫苗等等。

展望未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在病毒出现了变异,网上有谣传说“我们不能打疫苗了,打疫苗会逼着病毒变异”,这是没有任何依据的。mRNA疫苗的新技术在中国有布局,已经开始做临床实验了。中国必须站在世界前沿,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中国不能只会干活,要善于总结理论。历史上中国人几千年就开始种痘对付天花。英国人也种痘,但是他们开创了免疫学理论,天花消灭了,到今天癌症通过免疫治疗都是可治之症。

所以我们呼吁大家,在mRNA疫苗上要关注。

疾控事业建设发展要向科学要答案。第二部分,疾控事业的建设要向科学要答案。大家经常问我,我们的疾控事业没有监测系统吗?我们有四套监测系统,不明原因肺炎PUE监测系统,SARI监测,我们有流感网络,流感样网,一直都很好。在新发突发传染病方面,疾病控制能力很快。在慢病方面,我们每年对全中国进行慢病监测,有大量的科技工作要做,提倡健康生活,比如说减盐。

吃盐是人类必需的,大家到世界各地去走访,都会发现一些古老的城市,依托城市最主要的产品是盐,但是现在要大家减盐,要适量。在科学助力健康影响因素的监测与干预层面的工作包括:环境卫生方面,公共卫生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还有营养与健康;职业卫生方面,是以尘肺病为代表的;还有放射卫生方面,日本人要把福岛的废液放出来,能不能放,怎么放,都需要做工作。

最后我想跟大家讲,要考虑传染病为代表的生物安全,不止是国家安全,而是全球安全,全球安全我们一定要合作,一定要交流,一定要协调,所以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世界一定要共享疫苗,如果我们不共享疫苗,病毒将共享世界。

健康中国建设发展要向科学要答案。最后一部分是健康中国的需要。健康中国的方针是以基层为重点。

这么多年来,我们健康中国取得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坚持公共卫生,全民爱国卫生运动70年来最主要的就是基层公共卫生,最后的目标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好多“卡脖子”的问题背后是“卡脑子”问题,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起,科技攻关,奔着最紧急最迫切的问题去解决。最后,科学普及非常重要。图中是2014年我去塞拉利昂去援助,飞机降落之前,空姐说,飞机一降落,埃博拉病毒就上飞机了。

所以我在飞机上给他们做了报告,预防了信息流行病。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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