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专业是基因组数据科学，我是我们班里唯一一名拥有生物学和哲学双学士学位的博士生。曾经我认为这两门课是“井水不犯河水”：我在一门课上写道德理论，在另一门课上背三羧酸循环。直到我即将从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毕业，开始写生物学毕业论文时，逐渐积累的第一手科研经验才让我明白：哲学能够使我成为更优秀的科学家。
如今，在我前几年的博士学习中，我发现读哲学和学哲学已经深刻影响了我的学业，这种影响还将持续到我未来的工作中。
哲学拓展了我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哲学论证可以带你进入想象的边缘案例，对各种假设深入研究，这对我的创造性思维很有启发。我的哲学论文写到了身份的形而上学、忒修斯之船（一个思想实验：假定一个物体的所有组成部分都被替换后，它从根本上是否还是同一个物体？）、广义相对论和时间旅行的一些哲学蕴涵。在保持批判性和条理性的同时发挥创造性思维，这种能力也被我带入了研究工作。
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这种哲学观点认为，科学并不会揭示世界的根本真理，科学只能提供航渡于世界的工具——理解了这一概念后，我开始用更灵活的方法去做研究，不拘一格地寻找有用的工具。其中一例是我重新利用生物体测序数据中的“污染”在生物体血液中寻找病毒。
我也学过逻辑学。大多数人都学过一些逻辑学基础——但哲学系学生还要上系统化的逻辑课。
起初它就像脑筋急转弯一样：如果A和B皆为真则A^B为真；如果A或B为真则A∨B为真。后来我发现，学习形式逻辑，对于我从本科的湿实验室研究人员过渡到硕士的计算科学家非常有用，因为硕士期间我还要学编码语言，其中涉及到逻辑运算符和if-then推断等。形式逻辑还让我更懂推理——即从证据和论证中得出结论的过程。
我上的科学课程从未正式教过归纳法（“这些青蛙都来自这个池塘，它们都是绿色的：因此这个池塘里的所有青蛙都是绿色的”）和演绎法（“这个池塘里的所有青蛙都是绿色的，这只青蛙来自这个池塘：因此这只青蛙是绿色的”）之间的区别，也没有讲过怎样方法性地评估论证。阅读、学习和评估作为前提和结论的哲学论证，培养了我在研究报告中仔细审查证据和结论的能力。
除了方法和数据，哲学还能引导我向内和向外审视科学背后的价值观和伦理。研究者也是人，主观性和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左右着我们的工作。我们会谈论历史上违背伦理的著名实验或科学家的反面教材，如贺建奎和基因编辑婴儿；但我们很少讲授和探讨普通科学家的日常选择会如何产生重大的伦理影响：对发表图片颜色的选择；只对欧洲裔人群做基因分型；只研究弱势群体但不提供保护或帮助；甚至是我们选择的研究课题也会有深远影响。
学哲学让我明白，无论大小选择，都要严肃对待。
哲学还让我更熟悉那些大哉问，也让我更容易在日常生活中提出这些大问题。我博士期间有门课讲的是孟德尔随机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一种遗传学研究方法，旨在找出可改变的疾病风险因素），我们讨论了应该在统计中把社会经济因素考虑进去。
当时，我还想把讨论范围拓展到方法学之外，于是我问道：如果社会经济因素是民众健康结果的重要预测因子，我们为什么不把医学研究资金直接用于粮食计划、中小学，或收入补助，从根本上消灭这些医疗问题呢？在思索这些难题的过程中，我对自己在遗传学健康方面的研究动机和目标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知道自己应该寻求怎样的机遇。
激励我的不仅是对科学的好奇心，还有以积极的方式影响世界的渴望。假如哲学能教会我们批判性地思考科学本身和我们的目标，能让我们认识到科学进步根植于创造性的哲学探索，能激励我们提出重要的问题，那我认为多读哲学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