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线生活让人们的工作和互动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之一便是，人们越来越多使用Zoom和其他视频会议APP取代了面对面交流。这一改变产生了一个副作用——无处不在的身体疲劳，即“Zoom疲劳”。事实上，几十年前的计算机革命，已经为这种改变奏响序曲。
1980年末，新泽西州的Henry Getson致信他最喜欢的电脑爱好者杂志Softalk。
信中，他称自己是一名计算机的“高端玩家”，自己最近买了一台个人电脑，刚刚开始学习编程，并对Softalk的行文风格和浅显易懂的文章表示赞赏。在一片赞美之中，他的信以一个简短的问题结束：“请问有什么治疗眼睛疲劳的药推荐吗？”Softalk的编辑们清楚地知道Getson的意思，并对这个“许多计算机专家都面临的问题”做出了详尽的回应。他们写道：“用温水浸湿毛巾，然后贴在眼睛上几分钟，可以缓解疼痛。
”在以后的几期中，其他读者则主动提出了自己的对眼睛疲劳的建议。
20世纪80年代，所有的电脑早期使用者都像Getson一样，发现了使用电脑会带来诸多的伤害。事实证明，显示器会导致眼睛疲劳。或者，更准确地说：与电脑生活在一起常常会使眼睛疲劳。眼睛疲劳是光、玻璃、塑料、颜色和周围环境的其他特性之间自然相互作用的体现。当头顶照明或日光从用户背后投射到CRT显示器时，结果会在显示器的镜面表面上产生眩光或反射。
在我们的媒体互动历史上，坐着看电脑显示器对人体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看电视时距离较远所以不需要太多互动，而使用电脑则需要短时间的焦距调整和重复的眼部运动。长期以来，人们看电视时可以调整各种姿势、座位类型以及与屏幕之间的距离，而在使用个人电脑时，通常需要与显示器之间的距离不超过2-3英尺，因为用户需要伸出手臂来使用键盘或鼠标。
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随着台式电脑越来越多地进入美国家庭，Getson所经历的这种痛苦是所有电脑用户所独有的。40年后，对于那些工作或学习都围绕着电脑的人来说，起初只是抱怨眼睛疲劳，现在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远程工作的需求迫使我们不断地适应使用电脑带来的各种病痛。现在，电脑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对我们的精神健康发挥了巨大影响。
从身体疼痛的角度来思考计算机历史，当然，在上世纪70年代末第一台消费级个人电脑问世之前，与计算机相关的痛苦就已经存在了。众所周知，中世纪的大型和小型计算机能耗高、散热需求大，磁带驱动器旋转、电传打字机和电传打印机会发出噪音，对听觉系统造成压力。考虑到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直接从事计算机安装工作的人数比例很小，这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传闻。
然而，1969年11月23日《纽约时报》的一篇题为《噪音是死亡的缓慢动因》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找到少量证据。这篇文章把“电脑、打字机和制表机噪音”列为污染纽约市噪音的一小部分。1970年夏天，计算机杂志Datamation报道说，国家标准局发布了一份关于听力损失和计算机部门的报告。
然而，正如我们从Getson以及后续对人为因素的研究中所看到的，当计算机系统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与CRT显示器融合时，健康问题的焦点从听觉转向了视觉。所谓的“玻璃电传打字机”、“电传终端机”、“哑终端机”等，以容易眩光的屏幕上模糊的分辨率取代纸上清晰的文字，加剧了眼睛的健康问题。随着微处理器的出现，早期的微型计算机设计人员开始尝试将中央处理单元、显示器和键盘融合为单一消费品。
到了1970年代末，电脑被搬上了办公桌，人们的使用姿势也开始固定：推动鼠标、弯曲手腕敲打键盘、盯着显示器。20世纪80年代，随着台式电脑和网络终端在办公室、学校和家庭的普及，慢性疼痛成为了用户们意想不到的后遗症：手腕疼痛、视力问题和背部疼痛呈指数级增长。尽管Getson的小问题很容易被计算机杂志上的数百封信件和文章所忽略，但“眼睛疲劳”问题为描绘20世纪晚期西方世界计算机生活提供了新的素材。
从计算机带来的痛苦角度来思考计算机的历史，就是要把身体、用户和行为置于硬件、软件和发明者之上。这种观点要求计算机历史与一个超越计算机本身魅力的世界，与物质文化、设计历史、工作场所学问、休闲研究相交织。
对于所有那些“眼睛疲劳”的计算机用户来说，计算机文化并不只是发生在显示器上或电脑机箱里，而是发生在其他任何地方：键盘、电视、操纵杆、桌子、办公室、厨房、桌子、床、手、眼镜、灯泡、窗户、支架、电涌保护器、电源等等。
1981年，《人为因素》杂志发表了一整期关于工作场所的电脑健康问题的文章，指出“使用电脑显示器的工人数量很大，而且正在迅速增加。”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计算机终端从未在工人群体中广泛流通过，因此产生了这样的抱怨。这篇研究论文为了解那些第一次接触到办公室电脑的工人提供了一扇及时的窗口。
研究论文“计算机操作中的健康投诉和工作压力调查”，关注的重点是健康投诉和计算机显示终端在文书工作中的使用。为了进行分析，研究人员对几家使用计算机显示终端的公司的“专家”和“文员”进行了采访，并向他们分发了问卷。除了收集基本的人口统计数据和提出一系列与工作压力相关的问题外，问卷还要求参与者记录详尽的视觉、肌肉骨骼和情绪健康问题。在此次报告中，47%是女性。
在分析数据时，研究人员发现“与使用VDT的对照受试者和专业人员相比，VDT操作员表现出更高水平的视觉、肌肉骨骼和情绪健康问题，以及更高的工作压力水平。”在计算机终端办公的文员中，每一类健康投诉——从昏厥到胃痛，从颈部压力到手部抽筋，其投诉的百分比都在上升，数量通常是两倍、三倍或四倍。
作为对自己的劳动自主程度最低的劳动者，一些女性发现自己最直接地受到计算机技术的负面影响。社会科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还记录了健康投诉和压力的另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评估坐在电脑前的文员和那些手工完成任务的工作人员的压力水平和工作满意度时，研究人员发现，使用电脑的文员比起那些用手工完成相同工作的人，更容易感到单调、疲劳，并对工作普遍不满。
正如他们所说，“电脑操作员报告的压力问题不仅与观看显示器有关，而且与整个显示工作系统有关。”由于从事枯燥、重复的工作，这些文员报告说“工作投入程度和工作自主性都很低”，而且感觉自己对工作要求几乎没有控制。对于那些被迫使用电脑做文书工作的妇女来说，问题不仅仅是计算机，而是计算机的所谓生产力降低了她们对工作的满意度。
但是，究竟是什么让电脑对工作造成了如此大的伤害呢？这个问题等到1988年Shoshana Zuboff出版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著《智能机器的时代：工作与权力的未来》之后，才找到答案。这本专著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早期计算机在工作环境中的使用所带来的影响。Zuboff的调查，揭示了伴随计算机进入工作场所而产生的心理和生理成本。
在书的第四章中，Zuboff记录了她花时间观察的两个行政办公场所，在那里计算机刚刚被整合进文书工作实践中。Zuboff没有提供她的研究中员工的数量统计，但她确实注意到，这些人主要是女性。在计算机终端出现之前，这些女性与她们处理的工作有着非常实质性的关系。
她们检索实际的文件，填写实物文件；他们在文件柜之间来回移动文件夹、手动更新文件、留便条；根据对客户的个人了解，积累的工作经验，并通过与同事和经理的协商来处理这些错综复杂的文件。
计算终端走上桌面，简化并加快了这些工人的工作，也消除了与工作相关的所有小身体习惯——走动、交谈、整理文件、个性化注释等。但在努力通过无纸化办公来“简化”这些例行程序的过程中，Zuboff发现，使用计算机最终会消除职员的实际知识基础。突然间，对客户账户进行更改意味着只需按计算机本身限制的顺序输入数据。工作变成了一个填空的过程。在工作中，没有地方可以让职员体验决策的过程。
Zuboff观察到的是，随着对工作的智力投入减少，专注和注意力的必要性就增加了。计算机所做的是使工作变为例行公事，而且如此无聊，如此无脑，文职人员不得不努力使自己能够专注于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这种从知识应用到注意力应用的工作转变，对文员自身产生了深刻的生理和心理影响。
Zuboff通过让工作人员在使用电脑前和使用电脑后画出自己在工作时的样子来追踪这一损失的程度。在他们简单的线条和鲜明的对比中体现了一种恐惧。这些员工称自己在电脑出现之前是快乐的，而且经常有其他人陪伴。电脑带给他们的是一种凄凉，画面中，只有一名只看得见后脑勺的工人，发际线已经后移，画面中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
这些图像揭示了计算机进入办公室的核心：效率、生产力和自动化的老一套。如果计算机能够改变工人能够处理的数据量，那么另一个会影响盈利能力的就是人体本身的生理限制。
要继续保持盈利，就意味着要找到减轻、缓解和解决用户不断增加的身体疼痛的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人体工程学、人为因素和身体健康方面的专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台式电脑的使用。《Zap!》等书的出版证明了这一点。
《电脑如何伤害你的身体以及你能做些什么》，这本书则将办公室或家庭办公室呈现为一个生态，在这个生态中，必须无休止地操纵显示器、键盘、灯光、椅子、空气质量和工作时间表之间的关系，然后获得一个更安全的计算机“完美工作站”。
即使是身体健康专家也能从美国对员工身体问题的关注中获利。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Denise Austin在上世纪80年代末写的《高科技自动化办公室员工锻炼指南》。
Austin是一位深受欢迎的健身人士，在ESPN上有一个健身节目，他推广了一个完整的企业健身计划，为此，纽约州图书馆和Denise Austin健身系统合作出版了这本免费的指导手册，作为政府在工作场所人体工程学方面的资源，同时也是一个营销策略。
Austin以及她的指导手册扮演的角色，是为了激励读者，指导“高科技自动化办公人员”如何减少紧张和神经疲劳。我们都知道这样得到指导手册是为谁而写。
正如Zuboff在她的人种学工作中所记录的那样，计算机进入办公室通常是自动化文书工作、女性化劳动（如数据输入和文字处理）的一部分。此外，打字是使用计算机的先决技能，在整个20世纪，打字一直是文书工作的领域；打字是一项在学校里专门针对女性的技能，并不是教给男性的（所以早期男性都是使用食指像小鸡啄米一样一个字一个字打）。
正如Paul Atkinson和Jesse Adams Stein等计算机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性别职业角色存在焦虑：女性在电脑上打字，而男性则越过女性的肩膀指着屏幕，或者仅仅是在办公桌电脑前摆出某个姿势。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鼠标进入主流，这些紧张局势才开始缓和。
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是一场长达数十年的身体和机器之间的连续剧，它曾经具有独特的性别特征，随着“剧情”发展，参与范围已经蔓延至广大民众。
也许自从汽车问世以来，还没有一项技术能够如此重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而这些转变仍在上演，人们不断地感受到这一点带来的代价。就像Denise Austin的办公室锻炼计划一样，人们通常也会采取许多干预措施保持身体健康，而不会使自己成为工作场所的负担，降低生产力。这些痛苦又养活了全新的产业：站立办公桌、步行办公桌、可调节键盘和各种各样符合人体工程学的鼠标等等。
疲惫的身体是语音识别软件的福音（这整篇文章都是用语音识别软件写的）。我们也在探索办公桌之外的可能。YouTube上最受欢迎的瑜伽名人之一Adriene Mishler提供了多个类似Austin的视频，其中包括“工位上的瑜伽”、“办公室休息瑜伽”和“文员颈瑜伽”。
类似的话题在许多YouTube频道中很流行，从AskDoctorJo和ModernHealthMonk这样的中层健康人士，到Mayo诊所这样的老牌机构。这些视频多是在疫情前制作的，这一事实说明，在家工作的各种疲惫，根本原因早在我们需要打视频电话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长期以来，这些办公瑜伽已经成为工作过程中的关键部分，用员工离线、下班时间来修复工作所造成的身体损害。
随着“文员颈”成为一种新的疾病出现，计算机技术并没有停止以新的方式使我们屈服。如今，在用户身体健康和个人电脑的博弈中，又有新的角色加入——智能手机。因此，下次当你经历“眼睛疲劳”、手腕刺痛、脖子抽筋，甚至文员颈的刺痛时，就让它作为一个提醒：科技的功能有没有让生活变得更轻松，还是只是以新的方式让我们复杂化？
与计算有关的痛苦，以及人类为减轻痛苦、管理痛苦和与之博弈所付出的惊人努力，为计算机如何成为个人问题提供了一条线索。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工作场所还是在家中，电脑的引入都是历史性的，它围绕我们的身体周围，塑造了一种文化氛围。我们应该好好思考Getson的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