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随着清政府新政倡导女学，现代女子教育逐步兴起发展，开始出现通过官费和自费渠道的女子留学热。1917年，美国密歇根大学正式设立了专门用于资助亚洲女性留学的巴伯奖学金，成为当年中国女性留学美国的重要渠道。
一些获巴伯奖学金资助的中国女留学生们，学成后将国外先进的知识和理念带回来，为民族、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她们中有的人甚至终身未婚，把一生都投入到了祖国的教育、医疗和科学事业中。近年间，笔者偶然得知这群伟大的女性，便开始搜集史料并将她们的故事写出来，本文是笔者发表在《知识分子》的第二篇讲述巴伯奖学金及其得主们的故事。从两张90多年前的老照片出发，笔者为我们讲述了这群中国女留学生先驱的传奇经历。
这是两张90多年前的老照片，分别为1928-1929和1929-1930年度密歇根大学巴伯学者的合影。每张照片中都有二三十位正当妙龄的亚洲女子，除了美丽的容颜及优雅的服饰外，最吸引人的是她们聪慧的目光和自信的微笑。照片摄于美国密歇根州小城安娜堡——1824年1月建立的底特律卫星城。算起来，照片中的青年女士都是笔者祖母的同时代人，她们是谁？她们都有怎样的故事？
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安娜堡城。
密歇根大学于1817年在底特律建校，是美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研究型大学之一。在密歇根州成立的1837年，密大迁至安娜堡，该城后来成为密大的主校区。1846年，密大聘用了第一位外国出生的教师，自1840年代末起开始招收国际学生。
安杰尔是密大第三任、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在他掌校的1871-1909年间，大力推动教育改革，使密大从一个小型学院发展成为一所公立精英大学，实现了“大学应提供普通百姓不常见的教育”的愿景。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密歇根大学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有“公立大学典范”之称。
密大与中国交往的历史与其自身一样悠久，迁往安娜堡之后的首届毕业生柯林斯在读书期间就深深迷恋中国，1847年他作为美以美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前往福州传教。1880-1881年间，密大校长安杰尔出任美国驻华外交使节，是《中美续修条约》美方主要谈判代表，作为对1868年美中《蒲安臣条约》的修正。但是后来的《排华法案》和《斯科特法案》否定了《中美续修条约》确保的大多数规定，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禁令。
20世纪初，安杰尔与其他教育家和有识之士一起，敦促美国政府用部分庚子赔款建立了“促进中国教育和文化发展基金会”，密大也与哈佛、耶鲁、康奈尔和哥伦比亚大学一起，成为最早接受庚款留学生的美国大学之一。
密歇根大学是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美国大学之一，1870年首次招收女学生。1892年，密大医学院迎来了第一批“翘然异于众”的康爱德和石美玉两位中国女子——康爱德（又名康成，1872-1931）和石美玉（Mary Stone，1873-1954），她们也是继金雅妹、许金訇之后最早留学美国的中国女性，成为近代中国女子留学的标志性人物。
1872年，密歇根州的卫理宗美以美会单身女传教士昊格矩和同伴霍格一起来到江西九江传教，第二年收养了出生后险遭遗弃、只有两个月大的康爱德，并为她取了英文名字Ida Kahn。石美玉是康爱德在教会女塾的同学，她的父亲石宅嵎是江西省第一位华人卫理公会牧师，母亲是教会女塾校长。与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中国女子不同的是，康爱德和石美玉从小不施粉黛、不缠足。
在昊格矩的帮助和陪伴下，两个女孩用了十年时间学习英语、算术、代数、修辞、美国史、物理、拉丁文。长大后二人结伴赴美留学，通过了密歇根大学严格的入学考试。在密大医学院学习的四年时间里，两人一直保持班级里第二和第三名的好成绩。她们不仅学习刻苦，对时事等很多问题也颇有见地，还经常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和诗歌。
毕业典礼那天，两人身着美丽的丝绸旗袍，从安杰尔校长手中接过毕业文凭。
梁启超曾撰文盛赞两人“昂然翛然，服中国之服，矩步拾级，冉冉趋而”“翘然异于众”“所领执据，又为头等。”校长也由衷赞叹：“再也不要轻视中国人，她们的本领不是我们能超越的。”1896年康爱德和石美玉学成回国，陆续在南昌、九江、天津、上海等地开办医院、药房、学校和孤儿院，救治了成千上万病人，又经历了南昌教案、饥荒战乱等种种磨难，赢得了人们的普遍信任和尊重。
1897年，她们在南昌设立了一家临时诊所，即南昌医院的前身。康爱德还开办了南昌第一家西医诊所，后来发展成为江西省人民医院。当年年末，她们已接诊治疗了5491名病人。1899年，康爱德被清政府任命为妇女代表，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1901年，两人在美国的好友、芝加哥的但福德医生出资在九江创办了拥有95张病床的但福德医院（九江妇幼医院）及护士学校，石美玉出任院长。
1903年，康爱德在南昌开办了康济医馆，后来成为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1908年，康爱德再次负笈海外，先后在美国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文学，后又在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深造医学，其间还参加了在柏林举办的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大会，四年后回南昌继续行医直至去世。1915年，石美玉与伍连德、颜福庆等一起筹组中华医学会并担任副会长。
1918-1919年间，她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进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研修，回国后与昊格矩一起，在上海创建了伯特利医院，即上海九院前身。
康爱德和石美玉终生未婚，是一生的好友，她们引进西方现代医疗和护理教育体系，对贫穷落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2014年，美国作家斯坦利·克劳福德关于康爱德和石美玉的传记《那些传奇的中国女人》出版。
在康爱德和石美玉从密歇根大学医学院毕业21年之后的1917年，密大正式启动由犹太裔校友巴伯设立的“巴伯东方女子奖学金”。这是密大最古老、最负盛名和最独特的奖项之一，被称为“密歇根州独有的财产之一”，成为中国以及亚洲女性留美的重要途径。
巴伯先后于1863和1865年获得密大文学学士和法学学位，后来成为底特律著名的律师、房地产开发商和慈善家。
作为安杰尔校长的同事和好友，二人对妇女选举权以及使女性接受大学教育的重要性抱有共同信念，巴伯为密大捐赠了最早的女性设施——以他自己和母亲的名字分别命名的体育馆和女生宿舍楼。1913年巴伯前往亚洲旅行，结识了康爱德、石美玉以及毕业于密大医学院的日本女子Tomo Inouye。她们的才华以及对自己祖国的福祉和发展作出的贡献，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巴伯回美后，向密歇根大学捐赠五万美元设立了永久性的奖学金计划，随后又多次追加捐赠数额。1920年代起还设立了为期一年的巴伯研究金，资助高级访问学者前往密大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巴伯去世后，他的住宅连同宅基地一起留给了奖学金计划。
巴伯奖学金的宗旨是：让来自东方的女性得到西方教育，把好的东西带回去，在她们的同胞中传递祝福。从而鼓励和帮助亚洲妇女提高其在本国的地位，为她们返回祖国后取得领导地位和服务社会做好准备，并增进东西方的交流理解，巴伯认为这在美国反亚洲偏见和移民限制日益增加的历史性时刻具有重要意义。
在奖学金委员会尚未成立的1914年，巴伯私人资助了两位日本女生留学密歇根大学。根据密大Rackham研究生院的统计数据，1914-1926年间共有65位巴伯学者（包括1914年的两位日本女生），其中35位中国人、18位日本人、5位印度人。1914-1949年间，巴伯奖学金资助了237人次亚洲女性进入密大学习，其中47.2％来自中国、17.7％来自日本、12％来自印度、11％来自菲律宾。
巴伯学者是密大安娜堡校区国际学生的主要组成部分，建立了巴伯学者的社会网络。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她们中的很多人曾经出任大学校长、教育家、议员、外交官、科学家和行业领袖，丁懋英和吴贻芳是巴伯学者的杰出代表。有人说，巴伯奖学金对于中国女留学生的重要性，可与庚子赔款对于中国留学生的作用相媲美。
1917年，来自中国的丁懋英（Me-Iung Ting，1892-1969）进入密歇根大学学习。
丁懋英出生于江苏镇江，是上海著名孟河医派中医丁甘仁之女。在上海中西女中读书期间，她遇到了高班同学曹丽云，在曹的鼓励下对医学产生兴趣。1913年丁懋英考取清华留美预备班，乘坐中国号轮船于1914年9月7日抵达旧金山港。1914-1916年间丁懋英在美国曼荷莲学院学习医学，毕业后来到密大医学院继续深造，专修妇产科专业。
在曼荷莲学院学习期间，丁懋英与讲师Abby Turner成为终生知己和信友，这些信件为人们了解丁懋英的留学和从业经历提供了重要窗口。她这样描绘夏天的安娜堡校区：“这里有许多美丽的遮荫树木，很多地方可以散步和娱乐，巴伯体育馆向所有暑期班学生开放，有一个小型游泳池和许多淋浴间。”与此同时，丁懋英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她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我将尽我所能为中国人民做事，像我这样幸运能够出国留学的人并不多。
”1920年，丁懋英获得医学博士（Doctor of Medicine）学位，又在医院实习两年，之后回到阔别近十年的故土。
丁懋英学成归国后，为祖国的贫穷落后及战乱深感震惊。不久她即入职天津公立女医院（水阁医院），工作十分繁重。她在给Turner的信中写道：“在三个月内，我在医院诊治了三千名患者，接生了45个婴儿，做了十次手术，对外打了60次电话。”水阁医院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妇产科医院，曾有10万人在此出生，首任院长是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金雅妹，丁懋英的密大前辈校友康爱德是第二任院长。
丁懋英回国不久，她昔日的良师益友、第三任院长曹丽云突然病逝，因此她接手成为第四任院长及金雅妹创办的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校长，是任职时间最久、贡献最大的院长。在之后的八年中，丁懋英坚持不懈地建设医院，聘任了更多医生护士，并派她们到美国培训，以完成前任未竟的事业。1920年代末，丁懋英应邀出席在檀香山举行的首届泛太平洋妇女大会。
这次大会是“二十世纪领先的国际妇女社会运动之一”，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组织者们召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以促进“跨文化交流”和“跨种族友谊”，另一位密大前辈校友石美玉也是大会代表之一。
1929年，丁懋英获得巴伯研究金，在安娜堡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在这一年中，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学习，或参加“精彩的演讲和音乐会”，但丁懋英的主要工作是为中国母亲撰写一本题为《育儿须知》的著作，并在书中感谢了巴伯的奉献精神以及他的“远见与慷慨”。丁懋英多年之后写道：该书“受到了父母们的好评。许多人表示，这正是他们照顾孩子所需要的书……每个母亲在离开医院之前都会得到一本。”
丁懋英第二次回国后，被天津市长任命为该市婴儿收容所负责人，这是天津历史上第一次由女性担任政府职务，收容所接受了大约100名女性弃婴。1935年，丁懋英在天津英租界伦敦路创立水阁医院分院，俗称“丁懋英女医院”，自行开业行医。丁懋英家资雄厚，个人生活却十分俭朴。她长期为孤儿院和育婴堂捐款，经营奶牛场为结核病人增加营养，每周两次派医生去监狱为犯人治病。
那时，丁懋英就预见到“日本早晚将使中国陷入战争”。1937年7月日军全面侵华，天津遭遇大火和空袭，她尽最全力将患者转移到安全地带。1939年大水，丁懋英多次前往难民营为困者施救并指导防疫。她还设立了一些分诊所、保产所和乡村卫生院，免费为困难产妇治病。
丁懋英行医名震津门，与上海的王淑贞、北京的林巧稚等齐名，在中国最动荡、最艰难的年代，她成为所生活城市的医学中坚。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丁懋英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华北国际救济会工作，曾任天津女青年会董事，以其资历、能力和声望从事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1950年，丁懋英将救济总署所余物资及医院的全部资产交给了天津市政府，申请去香港探望病中的哥哥，一年后赴美发展。1952年丁懋英以60岁高龄考取了美国医师执照并在美行医多年，1969年6月病逝，安葬在旧金山郊外。
吴贻芳（Yi-fang Wu，1893-1985）是继丁懋英之后最著名的巴伯学者之一。吴贻芳祖籍江苏泰兴，出生于湖北武昌，少年时代即与姐姐吴贻芬一起，冲破封建家庭的阻力，进入新式学堂求学。16岁那年，她的家庭遭遇变故，一个月之内接连失去父、兄、母、姐四位至亲。在姨父陈叔通的支持和鼓励下，吴贻芳于1914年入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担任该校附属小学英文教员。
1916年，她又作为特别插班生进入刚开办一年的教会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学习，在那里她才真正开始从家庭悲剧中恢复过来，学会了追求有价值的生活目标。吴贻芳于1919年毕业，成为中国最早获得学士学位的五位女性大学毕业生之一。
1922年，吴贻芳获得巴伯奖学金，乘坐威尔森总统号轮船于8月18日抵达旧金山港，来到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在之后的六年里，她完成了昆虫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1928年以题为《黑蝇生活史》的论文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动物学女博士。
吴贻芳在学生时代就表现出卓越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在1920年代后期教育国有化运动中，金女大董事会提名她为校长人选。博士答辩后，吴贻芳给金女大发出“论文已毕，考试及格，定期回国”的电报，如期回到学校履新。1928年秋天，她在金女大发表了就职演说，学生们为这位“年轻、美丽的校长”感到自豪。吴贻芳是金女大第二任校长和第一位华人校长，也是近代中国继杨荫瑜之后的第二位女性大学校长。
吴贻芳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她在金女大的就职演说中称：办学目标是成为“造就女界领袖的摇篮”，还为金女大的校训“厚生”赋予新的涵义：“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加丰满。”在掌校23年的时间里，吴贻芳大力主张对学生慎之于微的“人格教育”，包括德、智、体、群、灵的充分发展。
例如设立主辅修制，主张文理兼通；重视体育教育和音乐通识，举办体育运动会；重视亲情培养，建立导师制、姐妹制；重视社会实践，组织学生进行假期乡村服务工作，等等；把金女大办成了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一流女子大学，以服务和牺牲精神为宗旨的金女大毕业生遍布全中国。
密歇根大学与金女大有着悠久的交流历史，金女大与吴贻芳同班的首届五位毕业生中就有三位巴伯学者，另外两位是学医的刘剑秋和任倬。在吴贻芳掌校期间，她曾帮助多名学生申请巴伯奖学金。1919-1942年间，先后共有21位巴伯学者来自金女大，其中六人获得博士学位。
抗战爆发后，吴贻芳引导金女大师生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抗日救国活动。在南京濒临城破的危机时刻，她又带领师生踏上数千里流亡办学之路，西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与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协合大学联合办学。“华西坝五大学”在后方坚持教学科研直至抗战最后胜利，金女大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文教大迁徙中唯一的女校。
吴贻芳一生历经多次社会变革，逐渐成为一位誉满中外的社会活动家，她优雅而轻松地担任了自己的新角色。1929年，吴贻芳访问了日本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四年后又代表中国参加了芝加哥国际妇女大会，她在美国访问了33个城市，演讲了200多次。1938年吴贻芳被聘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在之后三届中连续当选为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
1943年3月，吴贻芳率领“中国六教授团”赴美宣传抗战，争取美国朝野支持，罗斯福总统盛赞她为“智慧女神”，因此在美国某些团体中广为人知，有人称她为仅次于宋美龄的中国第二重要女性。1945年4月，吴贻芳作为中国无党派代表，赴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大会，成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
新中国成立后，吴贻芳历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分管教育的副省长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职务。她在幼儿园和学龄前儿童教育、改革中学教育结构、建立师范教育完整体系、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见解。
吴贻芳晚年为恢复金女大多方奔走，1979年密歇根大学授予她“和平与智慧女神”奖。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和艾森伯格历史研究所在其“密歇根与世界”研究计划的官网上这样介 绍：“吴贻芳用她的一生证明了中国女性的力量、智慧和才能，这位了不起的女人继续激励着全世界的女性。”
同样在教育国有化运动中出任大学校长的王世静（Shih-ching Wang或Lucy C. Wang，1899-1983）也是一位巴伯学者。
王世静是福建闽县人，出身于“累世通显、益崇礼法”的名门望族，她的祖父王仁堪是光绪三年（1877）的状元。王世静14岁时父亲去世，1914年和妹妹王世秀一起进入华南女子大学前身——福州华英女子学堂读书。她1918年留学美国爱荷华州晨边学院，1921年得到巴伯奖学金，1923年获密歇根大学化学硕士学位。
王世静回国后在厦门大学执教，后来回到母校华南女校任化学系主任。1928王世静以华南女子学校校长候选人身份获得巴伯研究金，再次赴密歇根留学，深入研究教育和行政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她和丁懋英会分别出现在图一及图二的合影照中。1930年初她正式出任华南女校校长，是该校第三任校长、第一任华人校长，她还兼任华南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王世静上任后，致力于争取国民政府对学校的承认，1933年获准以“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临时立案，七个系获得承认，翌年6月又获准永久立案。在争取学校立案的同时，王世静积极召聘在美国获得硕士、博士的校友回校，华南精神的守护者：王世静，工作，加强华人师资力量，提高教学质量，还曾多次赴东南亚和美国筹集教育经费。
以王世静为首的校方根据华南女校“施当受”的校训，提出“以栽培中国女子青年得受文学、科学上、职业上之高等教育，并养成牺牲服务之高尚人格”的办学宗旨。王世静认为帮助广大中国妇女追求更充实的生活是自己的责任和机会，她教育学生要安安静静地读书，以奉献社会和世人。王世静这样评价自己：“事事留心负责，对人对事力求公正处理。”这也是她终身守护和为之奋斗的华南精神。
抗战爆发后，福州两度沦陷，华南女院经历了搬迁、教员和经费紧缺等困难。王世静四处奔波，联系教师，筹措资金，支撑学校度过难关。1947年华南董事会在美国召开战后复兴会议，王世静在会上做了抗战期间坚持办学的报告，应邀到美国各地大学演讲，后被美国波士顿大学授予教育学荣誉博士。
吴贻芳与王世静的出身和经历颇为相似：均出身于晚清仕宦之家，幼年都经历了丧亲之痛，分别在就读金女大和华南女校时皈依基督教。二人既是密大校友，又是志同道合一起办学的朋友。无论是掌校初期与外籍校长的权力交接、完成学校在国民政府的立案工作，还是抗战时期的艰难时世，吴贻芳与王世静都分别带领金女大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典范，是民国天空中两颗灿烂的星辰。
新中国成立后，二人又都配合政府，顺利完成新旧教育体制的更替。与前辈校友康爱德、石美玉，以及丁懋英一样，吴贻芳和王世静均终生未婚，将全部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与吴贻芳不同的是，风华绝代的王世静在生命最后的二十多年里完全退出公众视线，在病榻上默默地度过余生。
巴伯学者中有多位中国最早的女性博士，除吴贻芳之外，还有中国第一位数学女博士刘叔庭和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顾静徽。1949年前留美的中国籍巴伯学者中一共有29位科学博士，其中二人是在外校获得博士学位的：即中国第一位微生物学女博士陶善敏，1921年巴伯学者，1927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中国第一位化学工程女博士酆云鹤，1928年巴伯学者，1931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刘叔庭和顾静徽出国前均为上海大同大学的学生，二人于1923年8月17日一起乘坐杰克逊总统号轮船，9月1日抵达西雅图港。刘叔庭到达密大第二年获得巴伯奖学金，分别于1926和1927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30年以题为《整数类型小行星的周期性轨道理论》的论文获得数学博士学位，是该校史上第三位数学女博士。
顾静徽是康奈尔大学1926届学士，耶鲁大学1928届硕士，同年得到巴伯奖学金，来到密歇根大学继续读博，1931年以题为《二氧化氯（ClO₂）的吸收光谱和对称三原子分子带光谱系中的强度分布》的论文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这两位中国最早的数学和物理学女博士，在中国和美国都就读或毕业于同一所大学。
1930年，刘叔庭和丈夫夏屏方回到上海，曾在沪江大学任教，后来全家移居美国。顾静徽回国后担任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及系主任，后来就任大同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兼任研究员等职位。她长期执教于大学讲坛，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国际知名物理学家吴健雄都曾是她的学生。
1952年之后，顾静徽一直任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及物理教研室主任，她还是中国物理学会的筹办者之一。刘叔庭和顾静徽的故事也同样令人感动，她们的成就为后来的女性学者铺平了道路。
笔者经过查证对比，确认了前二图中的另外几位中国人：朱滶，1925年巴伯学者，1930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从事英文及世界断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周贞英，1929年巴伯学者，1930年获生物学硕士学位；1939年重返密歇根大学，1944年获生物学博士学位；著名藻类学家。吴芝兰，1928年巴伯学者，1936年再次来到密歇根大学，从事光谱学研究，并于1939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周贞英和吴芝兰学成之后，回到母校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从教，并协助王世静校长管理学校。
这三位女学者也都终身未嫁，服务教育事业。
文中凡图源标注为“Bentley”的老照片均来自密歇根大学Bentley历史图书馆档案库，几位巴伯学者入境美国的记录来自文学城博主@元亨利的相关博客文章。近年笔者偶然得知巴伯奖学金及其得主们的故事，开始在网间一点一滴地寻觅相关史料以及她们的踪迹，并写出了如下文章：《素心似简淡若菊——贝馥如先生的求学之路》、《凤毛麟角：中国早期留美的数理同门女双杰》、《谁是中国第一位数学女博士？
》，本文已经是第四篇了。在搜索和写作过程中，笔者仿佛在冥冥之中与这些追求独立、平等、自强的女性先驱隔空对话，心中的感动和震撼难以言说，因此一定要把她们的传奇经历写出来与读者分享。这些女性先驱的名字和故事虽然不再广为人知，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笔者写作的动力只有一个：她们不应该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