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闪闪、色彩斑斓的肥皂泡，飘满童年的记忆，通常，我们会把它和孩子还有游戏联系在一起。但泡泡绝不仅仅是一种满足我们对亮晶晶事物爱好的东西，在历史上，它更是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中反复出现的比喻。据说19世纪的开尔文勋爵曾言：制作一个肥皂泡并观察它，你可以花一辈子的时间来研究它。
17世纪，人们对泡泡的兴趣曾出现一个高峰，泡沫与“虚空”（拉丁语vanitas vanitatum）的概念、人类生命的脆弱性和短暂性密切相关。巴洛克时代，“人是泡沫”（Homo bulla）的概念也风靡一时。事实上，这一说法的象征意义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众所周知，古罗马作家瓦罗在他第一本书《论农业》（De Re Rustica）的第一行写道：“如果像他们所说，人是一个泡沫，那么一个老人更是如此。”。
罗马帝国时期的讽刺作家佩特洛尼乌斯的喜剧《萨蒂利卡》（Satyricon）中，一个角色哀叹一位朋友的突然去世，他说：“我们比苍蝇还要卑劣，苍蝇有它们的优点，我们不过是泡沫。”
早期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出现在公元2世纪的希腊语作家、叙利亚萨莫萨塔的琉善笔下。在《卡戎与墨丘利的对话》（Dialogue between Charon and Mercury）中，卡戎说：我想告诉你，墨丘利，在我看来所有的人和他们的生命都是一模一样的。你看过瀑布池里形成的气泡吗？由气泡组成的泡沫。那些小东西转眼就破碎消失了……人类的生命便如此。
在视觉艺术方面，是荷兰艺术家们使气泡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主题。1574年，荷兰画家科内利斯·凯特尔绘制了一个小天使站在阴云密布的草地上吹泡泡，上面的希腊铭文写着“人是一个泡沫”。这幅图的反面是Adam Wachendorff的肖像，此人是当时汉萨同盟（欧洲城市贸易联盟）伦敦办事处的秘书。
2019年，数学家米歇尔·埃默在意大利佩鲁贾策划了一个关于泡沫艺术的专题展览，后来他在给《莱昂纳多》（Leonardo）期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凯特尔的画很可能是首次出现肥皂泡，而不像《卢西安对话》（Dialogue of Lucian）中更传统的水面气泡。” 1594年，亨德里克·戈尔齐兹完成了以泡泡和天使为主题的版画作品，巩固了肥皂泡作为荷兰艺术永恒主题的地位。
在一幅名为《人是泡沫》（Homo Bulla）的作品中，丘比特懒洋洋地靠在一个头骨上，心不在焉地看着自己刚刚吹出的泡泡。
在整个17世纪，吹泡泡的天使形象都是孩子。正如学者莎拉·廷德尔·卡里姆在文章《启蒙泡沫，浪漫世界》（Enlightenment Bubbles, 2015）中所写：儿童吹肥皂泡主题的流行可能部分归因于17世纪荷兰文化对儿童游戏的重要性，这在新类型的儿童游戏概要中很明显，其中吹泡泡是标准项目之一。
1663年，荷兰黄金时代画家卡雷尔·迪雅尔丹创作了一幅名为《吹肥皂泡的男孩》（Boy Blowing Soap Bubbles）的画作，画中一个男孩满意地看着他刚刚吹起的肥皂泡。他保持平衡站在一个置于贝壳中的肥皂泡上，这是唯一的超现实主义元素，否则看起来会像是一个现实中的小朋友自娱自乐。
当然，并不是所有对泡泡的描绘都以儿童为特征。
从1651年开始，在大卫·贝利的《自画像与虚空符号》中，漂浮的气泡出现在半身像、蜡烛、肖像和头骨旁边，形成标准的静物环境。同样，扬·斯蒂恩的《舞动的情侣》（1663）描绘的是一个酒馆的场景，人们肯定在那里寻乐子：音乐家在演奏，人们在跳舞，吃饭和喝酒，而孩子们则在把玩着他们的玩具。破碎的花和蛋壳以及肥皂泡的出现让人想起欢娱和快乐的短暂，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厄运和沮丧。
“当我们在过于道德化的解释中，把这些绘画简化为关于虚荣的图画说教时，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些图像模棱两可的整体性,”艺术史学家保罗·巴罗尔斯基写道。这种完整性“促使我们不仅仅反思死亡，还有生与死相互定义的方式。”
16世纪到17世纪，泡泡已成为了文学中的热门话题。1591年，弗朗西斯·培根断言“世界是一个泡泡”。换而言之，一个泡泡就是世界的一个缩影：每个单独的元素为了在整体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弯曲。到了17世纪末，科学家们也开始关注泡泡这一课题。埃默认为，“儿童游戏和艺术作品很可能激发了科学家们的兴趣，使得他们开始试图理解这些吸引人和有趣的现象的运作方式。”
1672年，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他的观察：通过玻璃管向肥皂液中吹气，肥皂液中产生了大量的气泡。实验开始阶段，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包围着每个气泡的肥皂膜是一种清澈的白色，没有任何其他颜色的痕迹。但过了一段时间，随着薄膜逐渐变薄，人们开始在气泡表面看到了彩虹般的所有颜色。
伊萨克·牛顿爵士在1704年出版的论文《光学》（Opticks: or, a treatise of the reflexions, refractions, inflexions and colours of light）中，详细描述了气泡的表面，认为其表面颜色的产生是基于“薄板或气泡确实反射或传输这些光线（的颜色）”。对他来说，气泡的颜色是“一种常见的观察”，可以从中建立一个理论。
1827年，博洛尼亚画家佩拉吉奥·帕拉吉绘制了《牛顿发现了光的折射》（Newton discovering the Refraction of Light），其中描述了牛顿在观察一个吹泡泡的孩子时，被发现的光折射现象所震撼。在这幅画中，泡泡变成了世界，或者至少是它的形式上的类比物：就像地球仪被放在牛顿的右手边一样，泡泡占据了孩子这边的相似位置。“气泡之于光学，就像苹果之于万有引力。
”科学史学家西蒙·谢弗曾写道。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泡泡仍然是艺术界所珍视的一个主题。包括爱德华·马奈在内的19世纪艺术家倾向于远离它的虚空内涵。拜伦《唐璜》中的第14章提到了泡沫是如何变成孩子的玩具和宇宙的球体的，对此，文学学者莎拉·廷达尔·卡里姆写道：“他既摆脱了水面上的泡沫作为虚空的象征，也摆脱了浮夸的含义，转而拥抱肥皂泡，将其作为诗歌纯粹、嬉闹的欢乐的象征。”
另一方面，约翰·济慈在1817年12月由本杰明·海顿主持的一次晚宴中指责牛顿的《光学》“拆开了彩虹”，同样的指责也出现在了他的诗篇《拉弥亚》中，根据海顿的描述，济慈声称牛顿“通过把彩虹还原成棱镜的颜色，毁掉了它所有的诗意”。19世纪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们会设计出公式，可以预测和解释肥皂膜的彩虹图案，其中最突出的工作来自比利时物理学家约瑟夫·普拉泰德。
尽管科学解析了彩虹也解析了泡泡，但实际上，泡泡仍在不断地唤起一种惊奇感。”它们是肥皂泡，纯粹的吸引想象力的嵌合体。”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写道。马克·吐温在《海外浪游记》一书中则称：“肥皂泡是最美丽的东西，也是自然界中最精致的东西……我想知道，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肥皂泡，买下它需要多少钱。”
19世纪末，英国拉斐尔前派画家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脱离了他早期绘画的中世纪背景，转而画下一个吹泡泡的男孩。由于气泡的易变性，他不得不借助玻璃球来渲染它们的表面（米莱斯当时利用新兴的摄影术先拍了一张照片供参考，模特是他的孙子，因为气泡太容易爆掉，他又用了一个玻璃球来模拟肥皂泡中的反射。——译注）。
后来，这幅画成为了梨牌透明皂的官方海报，这第一次泡泡被使用在了宣传活动中，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还会涌现出更多。“泡泡不再象征着‘虚空’，”埃默写道，“而是更为朴实的品质了，代表新鲜和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