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你累死累活一整年，究竟挣了多少钱？而你知道同事小张和隔壁老王挣了多少吗？在职场乃至很多社交场合中，谈论薪酬似乎成了一种绝对的禁忌。除了涉及商业机密、个人隐私等多种因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比“贫穷”本身更可怕的，是“感到贫穷”的心理状态及其带来的后果。
有几位经济学家想要检验两个关于不平等的理论，尤其是关于薪水的不平等。
第一个待检验的理论是理性更新模型，就是说人们会从机遇的角度来评估他们的薪水。如果人们发现他们的薪水少于其他同事，他们会“更新”对未来收入的预测，认为日后加薪的前景不错。反过来，比同事赚得多这件事情，会让他们受到打击。第二个理论是相对收入模型，认为人们对于不平等的反应不是理性的，而是情绪化的。如果他们发现他们比同事赚得更少，他们不会将其视为可能加薪的信号，而是会将其作为自己不被赏识的证据。
一个新建立的数据库为经济学家们检验上述两个理论提供了便利。在美国加州，有一个数据库对公众开放，其中包含30多万加州政府雇员的准确薪酬信息。但在这个数据库刚刚建立的时候，很多人还不知道。经济学家们给加州大学三所分校的数千名员工发送了邮件，提醒他们这个薪酬数据库的存在。果然，许多员工都去偷偷查看其他人的薪酬了。几天之后，研究者们又发送了一封邮件请员工们评价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
上一次没有被提醒数据库存在的员工，这次也收到了他们发送的这份调查。研究者比较了两组人员的调查结果，确切来说，研究结果和两种理论都不适配。那些发现自己比别人赚得少的人不太高兴，与控制组相比，他们对工作的满意程度更低，寻找新工作的意愿更强。但是涉及到较高收入的群体时，相对收入模型就不成立了，那些发现自己比同事赚得多的员工没有感受到愉悦。
经济学家总结道，查阅薪水数据库“对收入在单位和职业中位数水平以下的员工有负面影响”，而“对于收入高于中位数水平的员工没有影响”。
经济学家从他们这项研究中获得的信息是，雇主“有强烈的动机”来保持薪水的隐秘性。假定加州政府雇员可以代表更广泛群体的话，这项研究还提出了一个更大的、更令人不安的结论。在一个财富集于顶端的社会中——换句话说，就是像我们所处的这样社会中——没有真正的赢家，只有大量的输家。
收入不平等可能导致高风险行为。心理学家基思·佩恩（Keith Payne）认为，至少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大部分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也拥有电视机、微波炉还有手机），贫穷所带来的真正害处是一种主观上的贫穷感。这种贫穷感并不局限于那些收入处于末五分之一的人。在一个会与邻居比较收入的世界里，人们很有可能在有不错收入的同时感到钱还是不够。另一方面，感受到贫穷带来的影响远不限于感受本身。
那些认为自己贫穷的人会做出和其他人不同的选择，一般来说会是更差的选择。例如，花几块钱去买一张彩票，而这张彩票能获奖的机会只有三百万分之一，这怎么样都不能算好的选择，尤其是对于那些勉强维持收支平衡的人来说。然而美国低收入人群购买彩票的比例非常高，高到有时候博彩行业被称为“对穷人的税收”。对此的一个解释是穷人会有更冒险的行为，是冒险让他们变的贫穷。而佩恩认为，恰恰相反，是贫穷导致了冒险。
他的观点在一项关于赌博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那些自我感觉更贫穷的人更愿意将钱花在卡牌游戏等赌博形式上，“感到贫穷让人更愿意去掷骰子。”
在另一项佩恩和他的同事实施的研究中，被试被分成两组然后进行一系列的赌博。每次他们会被给予一个低风险、低回报的选项（100％的机会赢得15美分）和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选项（10％的机会赢得150美分）。
在开始之前，两组的成员会被告知关于之前参与者表现的故事（也是虚构的）。第一组被告知最成功的玩家和最不成功的玩家之间的差距仅仅是几美分，而在第二组听到的故事里，这个差距要大很多。在随后的实验中，比起第一组，第二组的组员在游戏中更多地选择了高风险、高回报的选项。佩恩认为，这个实验“首次证实了不平等本身可以导致高风险行为的出现”。
一项对英国公务员的研究获得了类似的结果，研究发现，根据人们对自己身份地位的评级能更好的预测他们健康状态，而不是教育水平和实际收入水平。在美国，1％的富人和其他人的差距越来越大，这造成的主观影响就是普遍贫困化。“不平等在我们脑中和贫穷如此相似，”佩恩这样写道。
富人也会被贫穷感折磨。雷切尔·谢尔曼（Rachel Sherman）是纽约新学院的一名社会学教授。
和佩恩一样，她也研究不平等，但她的关注点更加具体：富人群体是否也有贫穷感？关于富人，谢尔曼的第一个发现是富人们不愿意和她对谈。那些同意被采访的被试者忽然间就停止回复她的邮件了。在做了许多努力后，谢尔曼成功和50名曼哈顿以及周边地区的上流阶层坐下谈话。
大多数家庭的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大约有一半的人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或有超过800万美元的财产，或者两者皆有（至少他们是这样告诉谢尔曼的；在一段时间过后，谢尔曼开始认为他们低报了收入）。此外，谢尔曼的被试者还非常关注保密性。谢尔曼的第二个发现——也许是从第一个发现延伸而来的，是富人们不愿把自己视为富人。一位女性，有一间可以俯瞰哈德森河的公寓，在汉普顿还有第二个家，家庭收入每年至少200万美元。
她告诉谢尔曼她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我觉得不论你有多少，总会有人拥有比你多一百倍的东西。”她这样解释道。还有一位女性，有着更高的家庭年收入——250万美元——反对谢尔曼使用的“富裕”一词。“‘富裕’是相对的。”这位女士指出。她的一些朋友最近乘坐私人飞机度假，她说那才叫富裕。这种言论和佩恩的工作成果极其吻合。
如果总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富裕，那么即使是超级富豪，在他们跟究极富豪比较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不够有钱。那位为反对“富裕”说法的女性强调自己处于1％中“非常、非常低”的位置上。她指出，“在这1％中，处于底端和处于顶端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谢尔曼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她的被试者不愿意被归类到富人中，是因为不想被贴上“富裕”的标签。“这些纽约人试图将自己看作‘好人’，”她写道，“好人会努力工作。
他们谨慎地生活，以他们的方式……他们不会吹牛或者炫耀。”还有另一点，谢尔曼指出她“惊讶”于她的被试频繁表现出关于消费的矛盾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这通常是由享有特权的道德冲突引起的。”无论源头是什么——嫉妒抑或道德——谢尔曼记录下来的这种不适感都与开头那项关于加州大学的研究结果相印证。显然，不平等是不对称的。它让底层的人蒙受种种苦难，为顶层的人带来的快乐却相对寥寥无几。
憎恶不公平是一种“天性”。关于不公平的不适感是与生俱来的吗？正如家长们所知道的那样，孩子们在分配食物时候会观察得很仔细。几年前，一组心理学家开始研究那些年龄太小而无法说出“不公平”的孩子如何回应不公平待遇。他们招募了一群学龄前儿童，将儿童们配对分组。这些孩子拿到了一些用于玩耍的积木，过了一会儿被要求把积木放好。作为整理方块的奖励，研究者给了孩子们贴纸。
不论每个孩子为清理工作做了多大的贡献，最终研究者都会给一个孩子四个贴纸，给另一个孩子两个贴纸。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说法，四岁之前的小孩不会有计数的概念。但是看起来就连三岁的孩子都能知道自己被不公平地对待了。大部分得到两个贴纸的小孩嫉妒地看着另一位小伙伴的所得物。有些孩子说他们想要更多。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对平等的理解引出了这种行为，”研究者总结道，这项研究显示了“对于不公平的情绪反应出现得非常早”。如果这种情绪反应出现在幼儿身上，那表明憎恶不公平这种现象是可能先天固有的——一种演化而非文化的产物。耶基斯国立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利用棕色卷尾猴展开了进一步研究。科学家训练猴子用一个代币换一片黄瓜。他们将猴子配对，然后给其中一个更好的奖赏——一颗葡萄。
只得到黄瓜的猴子明显被激怒了，一些猴子不再交出代币，另一些拒绝接受黄瓜甚至扔给研究者。卷尾猴就像人类一样，研究者写道，“看起来会用相对条件衡量奖励。”这样看来，每个人乃至每只动物都憎恨不平等现象。不过也有人认为，不平等在某些时候也可以促进社会发展。例如，空调在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富人们优先享受到这项成果，造成了一定的不平等。但是，随着空调的普及，这项发明最终惠及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不公平一旦突破了某个限度，必然会带来不良的后果，我们还是可以做出一些选择来促进社会的公平。毕竟，贫穷心理学告诉我们，让我们感到富裕的不是更多的财富，而是更多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