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也在研究生宿舍里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每间宿舍有一个山东人，每两间宿舍有一个河南人，每三间宿舍有一个安徽人。这些省份的学生通常成绩优异、刻苦努力。只不过，这一场景通常并不发生在山东、河南、安徽本地高校，而是常见于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的知名高校中。这些省份的学生本科大多在本地大学就读，研究生阶段，特别是博士研究生阶段却很少选择就地深造。
近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正式下发。其中指出，要加快推进中部地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作为中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典型省份——河南，已经在以实际行动对此加以呼应。最近，其省会郑州发布规划，表示将借鉴西湖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办学模式，谋划筹建1~2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长期以来，河南给人们留下了高教落后的印象。但实际上，河南在历史上并不缺少发展高等教育的机遇，但大多都遗憾地错过。第一次在于拆分河南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河南大学的农学院、医学院、行政学院均被拆分、独立成校，其水利系、财经系、植物病虫害系、畜牧兽医系、土木系和数理系并入其他大学。这所曾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比肩的大学，就此消失于顶尖大学行列。
第二次在于错失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969年北京13所高校外迁，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选河南办学，但因河南财力有限无力接收，与其失之交臂。第三次在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时，河南无一所高校进入教育部直属大学。在1996年的这场改革中，河南原有15所各部委直属高校（不包括军事院校）中划转为河南地方高校的就有14所。直到2004年，郑州大学进入“省部共建单位”，才成为第一家由教育部和河南省共建高校。
至2018年，部分“省部共建”高校升级为“部省合建”，郑州大学仍是省内唯一的部省合建高校。
与河南类似的中部省份还有山西、江西，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均没有一所高校进入教育部直属大学。“为什么以河南为代表的中部省份高等教育在人们眼中相对落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高校长期没有被教育部的体制接纳，导致相应的科研经费、师资队伍建设、学位点建设等都没有跟上。”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郭英剑如是说。他曾经在郑州大学工作过。
为什么河南总是抓不住高教机遇？
除了历史欠账，还要从它自身找原因。1995年，“211工程”启动之时，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省一校”原则，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底线思维却不大一样。河南为全力确保一所大学挤进“211工程”，合并了原郑州大学、郑州工业大学、河南医科大学。但事实上，依据规则，各省份一定会有一所大学进入该工程。而江苏却敢于打破规则，使两所地方高校——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成功进入“211工程”。
待河南反应过来，欲“亡羊补牢”之际，已是1996年郑州大学进入“211工程”、河南大学没有进入“211工程”的时候。此后，河南省政府曾7次致函教育部，希望河南大学进入“211工程”，但随着“211工程”宣布不再增加高校数量，终究未能如愿。
彼时，国家在西部地区早有“西部大开发”战略，东部地区享有诸多先行先试的特殊政策，唯独中部省份河南的高教陷入“真空地带”。面对“河南人民不满意河南高等教育”的呼声，近20年来，河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连年呼吁加大对河南高等教育的政策支持，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错过了教育部直属高校，错过了第二所“211工程”大学，河南“痛定思痛”，意识到再也不能错过“双一流”建设的历史机遇。
2017年，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分别入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B类高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此前，河南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11所高校也被纳入“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反观河南省20年高等教育，复兴之路还是很有起色。”2001年从美国回来在郑州大学任教、后又前往北京高校任教的郭英剑说，“相比早年间，河南吸引博士难，如今河南高校在创新型人才的吸引上已不成问题。”
20年前，郭英剑刚到郑州大学，学校把一年内引进100名博士作为强化师资队伍的目标之一，并为完成该目标而高兴。如今，非国外名校优秀博士想作为新人进入郑州大学几乎不可能。20年前，郑州大学只有一位从外部引进的院士。此后，逐渐有了自己的“本土”院士，现在已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16人。就连出生于河南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也曾说，“在河南办一所民办的大学，肯定能办到全国前五。
因为河南出来的专家、学者太多了，大家都盼着为故乡出力”。
郑州这座城市的人才吸引力也在不断提升。继2015年“1125聚才计划”、2017年“智汇郑州”人才工程之后，2020年，郑州市出台“黄河人才计划”和《关于在中原科技城建设河南省人才创新创业试验区的实施意见》，聚焦人工智能、5G通信、生物医药等领域人才引进。2020年，郑州入选全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Top10，排名第9。
在郑州大学教授周倩看来，河南未来发展还有几大看点。一是区位优势。郑州历来是交通枢纽重镇，陆上陇海线与京广线在此交汇，郑州航空港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郑州还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新欧亚大陆桥战略支点城市。二是国家中心城市带来的优势。2018年，郑州在国家中心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中原城市群、中国（河南）自贸区、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多个国家战略叠加落地。许多国家及地区经验表明，中心城市承载高端要素的优势日益凸显，已成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布局的首选区域。三是产业的后发优势。
相比东北地区厚重的传统工业，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在向工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一张白纸好画图”，在承接新型制造业等产业上有着后发优势。“一旦河南的产业基础发展上来，还会吸引户籍人口回流。”周倩说。
在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中，河南省总人口位居全国第三，常住人口为9936万人，占全国人口比例7.04%。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相比，常住人口数量增加了534万人，户籍人口更是超过1亿。
正是因为看中河南的人口红利，富士康、格力工业园等在河南落地生根，发展态势良好。“相比东部地区发展高等教育，努力发展经济对中部地区高教振兴更为急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光礼说。他指出，中部地区办学还要注意控制好当地房价。房价高会增加办学成本，于吸引人才也不利。
在中部城市中，房价控制得较好的是长沙，虽然上世纪50年代国家设置高等教育中心时，在中部地区确定的是武汉，但如今长沙的高等教育整体实力已与武汉相差无几。
虽然郑州市表态要在未来5年内谋划筹建1~2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对标西湖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但在《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专家均对此不太看好。
郭英剑表示，从政策的发布方——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可知，是郑州市而非河南省出面办两所新型大学，以郑州一市之力，难以整合各方资源。事实上，有着深厚河南情结的施一公在考察完河南后，最终还是将西湖大学办在了杭州。“为什么不来河南办大学”也是令很多河南人感到疑惑之处。个中原因外界难以获知。但新型大学所需要的土壤是开放的社会环境、巨额的投入、快速发展的节奏，对此河南似乎都难以具备。
此前施一公曾表示，如果河南每年能保证15亿元运行经费的投入，就能办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即小型、研究型的大学，就像“小而美”的加州理工学院。
“人力和财力是办好优质高等教育的关键要素，二者缺一不可。”周光礼说。
郭英剑、周倩以郑州大学为例表示，一方面，如今郑州大学吸引高水平人才的条件已有很大改善，但要想真正吸引未来的战略科学家，依然缺乏相匹配的科研平台；另一方面，“十三五”期间河南虽然在经费上大力支持郑州大学发展，但“十四五”期间如何具体支持尚无公开报道。缓解办学经费不足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但这又涉及一个敏感的民生话题——涨学费。
周光礼表示，相比造血能力强的“双一流”高校，经费相对缺乏的普通高校更需要通过涨学费获得发展。然而，在“河南人不满意河南高等教育”的呼声下，涨学费变得很被动。2020年以前，河南高校本科收费标准为文科类3400元/生/年；理工类3700元/生/年；医学类4500元/生/年；艺术类5700元/生/年。曾经经济发达地区的学子考入河南高校，看到这样低的收费，还以为不是正规大学。
而河南学子考到外省，却要支付比本省上学高出很多的学费。
对于当下郑州市拟办新型大学的想法，长期从事中西部高等教育省域协调布局研究的新乡学院副院长宋伟有不同看法。“郑州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最大的短板在于缺乏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他举例说，南方科技大学地处开放前沿城市，投资主体是深圳市政府，郑州市显然没有深圳市的雄厚财力。
况且投入巨资的南方科技大学已经建设10年了，还没有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在郑州另起炉灶筹建新式大学，得到社会认可，更是遥遥无期。
对此，宋伟建议，郑州市政府可从现有已进入“双一流”高校行列的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入手，加大对这两所大学的投入支持力度，或有事半功倍、立竿见影之效；此外，郑州市乃至河南省应该紧紧抓住当下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对传统中医药的迫切需求等历史机遇，认真论证，集中河南省和郑州市财力，重点支持基础好、特色鲜明的河南农业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使之早日进入国家重点建设的视野，这既是务实可行之举，也是当务之急。
谈及河南高教振兴，就不得不提“领头羊”之一的郑州大学。在曾经的高校合并潮中，郑州大学曾是被教育部点名“合并成功”的高校之一（另一所是浙江大学）。如今，它依然是我国高校中“巨无霸”式的存在。2021年，郑州大学在校生数达7.3万人，多年稳坐全国第一大高校的宝座。当年集全省之力冲击“211工程”的郑州大学，虽然通过合并郑州工业大学、河南医科大学得以迅速“壮大”，却给河南的整体高等教育带来了“伤害”。
“最大的伤害是博士学位授权单位由三所变为一所，使得原本博士生招生单位就少的河南更加式微。”宋伟说。
不同于一些学者提出我国博士生招生过多的状况，博士生招生名额紧缺是制约河南高教发展的突出矛盾。“最少的时候，郑州大学有五六百名教授，其中有些博士生导师平均两三年才轮到一个博士生招生指标。”周倩告诉《中 国科学报》。
直到2020年，郑州大学的博士生招生指标才突破500人，整个河南省的博士生招生指标才突破1000人。当地流传着一句话：“河南1/2的博士生、1/3硕士生在郑州大学培养”。全省一年的博士生招生指标数量甚至不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一校的半数。
最近十多年来，全国博士生招生增量在2.2%左右。而在河南极力争取下，教育部虽然已对郑州大学博士生招生给予一定倾斜，但“由于河南高校博士生招生指标存量太低，每年递增速度极其有限”。宋伟指出。博士生招生名额少最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了大量优秀师资流失。曾经有一段时间，河南高校的大量师资流向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江苏等地。
此外，哪怕是“双一流”高校，高水平的科研平台也非常少。
河南在考古、历史、文字、语言等人文社科方面有着较强的学科优势。然而，2020年教育部启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试点建设工作时，周倩却发现整个河南连一所符合申报资格的高校都没有。“国家级平台能够形成很好的人才聚合效应，重大科研产出要依靠团队协作产生，没有这样的平台，对于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一省高校的“领头羊”遭削弱，对全省高校发展具有负面作用。
“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上不来，河南的其他大学如河南农业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科技大学等就更上不来了，省内所有的大学都会因‘领头羊’认可度不高而被集体矮化。”郭英剑说，这也是人们认为河南高教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他建议要努力把河南的“领头羊”推到第一方阵，让它们有发展的机会。谈及“领头羊”该怎样突出重围？在《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专家们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
一个是给“‘巨无霸’分层”。有学者认为，可以效仿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第一层级为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第二层级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系统，第三层级是加利福尼亚社区学院系统，对全省高校进行整合，三个层级实现各自错位发展。作为“双一流”建设高校，郑州大学面临着“没有A类学科的一流大学”的尴尬。
如果能通过政府力量重新优化河南省的公立高校系统，合并学科方向接近的优质资源，那么无论是学科评估中的A类学科、ESI千分之一，都能迅速实现突破。
另一个是让“‘巨无霸’减脂增肌”。宋伟认为，尽管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对河南学子享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未来不应在本科生招生数量上继续扩容，而应该做相应压缩，将压缩出来的空间释放给博士生、硕士生招生。“结构调整是当务之急。”
“无论是经费还是师资、学位点，国家应更多支持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发展。这样，河南就能拿出原先支持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的经费，去支持河南农业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科技大学等地方高校。”郭英剑说。而那些或因河南大学拆分而成立的高校（如河南农业大学）或因部属院校脱钩划归地方的高校（如河南理工大学）自身的底子还在，其办学实力并不逊色于西部某些一流学科高校。
例如，河南理工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进入全国A类学科。这些学校“如果能得到国家政策支持，将会快速提高河南高教的总体质量”。宋伟说。“另外，河南有着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和张仲景等一大批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医发展史上的杰出人物，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需要向全球贡献中医药智慧的重要节点，河南省也应该依托河南中医药大学的基础，做好中医药大学这篇大文章。
人们常说：“得中原者得天下。”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布局中原也是近年来国内名校的一个举动。截至2020年，已经有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6所国内知名高校在河南创办研究院、创新中心等。“逐鹿”中原，它们看中的又是什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时代，“十三五”期间河南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36.49%提高到51.86%，与江苏相差无几。
然而，“内在差别却是，河南毛入学率中百分之六七十的学生上的是高职高专，而江苏毛入学率中百分之五六十的学生上的是本科高校。”宋伟指出。
名校来河南办学，在郭英剑看来是很有远见的。“尤其是进入普及化时代，优质生源依然是重要竞争资源。河南学子的高考成绩、刻苦程度有目共睹，于这些高校而言，它们获取的是优质生源；于河南学子而言，他们不用走出河南就能去往名校。
‘得中原者得天下’在高教的语境下，最重要的是得中原优秀学子。”他补充道，名校的进入还可以挖掘河南当地的优质教师资源。河南人有一种乡土情结，一般更愿意待在本地，“走出去”的意愿并不强烈，名校进入河南可以给他们提供高水平科研工作的机会。
在办学路径探索上，专家们纷纷呼吁，国家不能止步于出台支持意见、把高校纳入序列，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具体的支持政策。
“如博士生招生指标，更多的中央财政经费，基础研究珠峰计划等国家级科研战略、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等都是河南高教所急需的资源。”周倩说。在这个以交通枢纽著称的省份，郭英剑打了个应景的比方，教育部已把高铁的轨道搭建好，但河南高校还是慢车，车型与轨道不适应。如何让慢车升级为高铁，适应当前轨道，是迫切之举。
借助外援发展是一种可参考思路。
如北京大学对口支援山西大学，已经使后者在学科建设等方面初见成效。郭英剑认为，被支援的省份要提出具体的需求。以师资培养为例，被援建高校不能笼统地提出要培养师资，这容易出现对口支援高校为它培养了两个博士、派人来这儿做完访问学者就了事的情况。要落到实处就必须有一个整体规划。给中部地区在高教政策、经费等方面开“绿灯”的同时，国家还应该对对口支援高校提出要求。
比如，未来5到10年内，被援建高校的教师中博士学历者从20%发展到50%至70%。